雖然我不像尊敬安德羅波夫那樣尊敬克留奇科夫，但和他相處得很好。1991年8月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間，聽到他為推翻戈巴契夫發動了一場拙劣的政變的消息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蘇聯諜報機構和蘇共黨內有不少人對戈巴契夫打算給予各加盟共和國更廣泛的自治權限極為不滿。所以我對政變本身並不感到驚奇。讓我難以置信的是這場政變手法的滑稽可笑。克格勃裏的老熟人向我發牢騷說，他們事先甚至沒有接到通知。政變發生後，一切顯得雜亂無章。政變的策劃者束手無策。無怪乎我的這些老熟人們拒絕公開對它表示支持了。
克格勃的優勢之一在於：它的成員感到自己是由克格勃和兄弟諜報機構組成的一個大家庭中的一員。同時克格勃自身也存在一些弱點。其中頭重腳輕的黨的官僚機構以及克格勃內根深蒂固的互相猜疑當推為首。後者反映出，盡管安德羅波夫和克留奇科夫盡了最大的努力，克格勃仍然未能完全走出史達林和貝利亞的陰影。
然而克格勃精心向其成員灌輸自己是優秀分子中的一員的觀念隻反映了它的一麵。另一麵則是長期以來對出生入死為它工作的間諜無動於衷，沒有任何感激之情。這些間諜常常在失去價值之後被克格勃拋棄或冷落一邊。蘇聯陣營諜報這一行內以信義著稱的東德成了莫斯科甩包袱的地方。幾名暴露了身份的間諜都被莫斯科推給了我們。這給我們增添了財政上和安排上的負擔。因為蘇聯陣營內的財會製度總是對蘇聯有利。每次蘇聯把一個沒用的間諜推給我方時，他帶來的那點錢根本不夠付給他找一套舒適的房子以及一份合適的工作的費用。
克格勃和格魯烏（蘇軍總參謀部情報局）手下都有為它們幹的東德人。雖然我們兩國和兩個諜報機構之間關係密切，可蘇聯人仍喜歡用自己找的人，而且對我們守口如瓶。隻有事情敗露後，我們才獲悉某個間諜原來是東德人，通常在西德或北約組織為蘇聯搜集情報。這些人服刑期滿或用被俘的西德間諜交換回來後，蘇聯人期待我們照顧他們今後的生活。這種事十分棘手。一旦一名間諜在西方暴露，就再也無法派往國外。再說我也不想讓這些人在可以接觸到機密或是可以旁聽到敏感消息的國家安全部的任何部門工作。
最讓人傷腦筋的是，這些人通常患有憂鬱症或其他的心理疾病，因為蘇聯對他們個人做出的犧牲既無感激之情，又對他們棄之不理。許多人受此冷遇後，感到蘇聯主子怪罪自己不慎落網。其實大部分人是因為其他原因被捕，通常是由於安排他們與蘇聯聯絡員（西方稱信使）接頭時不夠謹慎小心，或是莫斯科那頭出了叛徒。蘇聯人對這些暴露了身份的人如此冷漠，令我失望。他們飽嚐艱辛，卻往往連一枚獎章也得不到。
竊得原子彈秘密的福克斯就是這樣一位間諜。我對他極為敬重。他向主管製定核戰略的貝利亞提供了英美在鈽彈和鈾-235方麵的詳盡的研究成果，為蘇聯研製原子彈立下了汗馬功勞，堪稱幫助莫斯科造出原子彈的第二功臣。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為躲避納粹移居英國，在哈韋爾研究中心研究核技術。福克斯和索爾格、菲爾比屬於同一類人。和他們一樣，福克斯自願運用自己的知識為蘇聯服務。三個人都深信，隻有在蘇聯的幫助下才能戰勝希特勒。福克斯聽到納粹德國的科學家正在研製原子彈的消息後，開始把自己掌握的機密透露給蘇聯。
福克斯在納粹德國的生活經歷加深了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1945年7月16日美國在位於新墨西哥州沙漠的阿拉莫戈多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時，他就在現場。事後他迅速將這一消息捅給了莫斯科。僅僅8天後，戰勝國在波茨坦舉行了會議。會議期間杜魯門總統向史達林暗示美國已發明了一種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時，史達林引人注目地沒有顯出吃驚的神色。
自1950年在英國被捕起，福克斯遵照蘇聯軍事情報局的指示在此後的30多年裏一直保持沉默，既沒有寫回憶錄，也不接受採訪，哪怕是蘇聯或東德新聞機構的採訪也一樣遭到他的拒絕。1959年被英國釋放後，福克斯定居德勒斯登。然而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裏，蘇聯人甚至不允許我們接近他。到了70年代，蘇聯人終於同意我們情報局的科技部可以偶爾向他諮詢一下能源方麵的問題，但不得涉及他過去的諜報業績。
這個曾為竊取核機密做出非凡貢獻的人如今卻在東德閑居，不時應我的同事的請求回答一些比較各種冷卻係統優劣或核物理學方麵的問題，對自己過去的偉大功績卻隻能三緘其口。每想到此，我內心極為不安。我曾組織人員將我方優秀間諜的生平和業績拍成電影或寫成傳記。一是作為對他們的紀念，二是藉此在情報局內培養一種集體榮譽感和繼承傳統的精神。福克斯無疑是一部絕好的教材。我當然不能在沒有得到上麵領導人的批準的情況下就去找他。經過我再三做工作，昂納克終於同意由我出麵說服福克斯把他的經歷告訴我們。拖了一段時間後，我終於獲準拜訪他。和我同行的還有情報局內一位懂核物理的高級官員。自從他定居東德後，我們倆是除克格勃和格魯烏外唯一獲準採訪他過去經歷的人。1983年我們採訪福克斯還有一個前提，即採訪內容隻能供情報局內部使用。我們說服福克斯接受給他錄相。這盤錄相帶成了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唯一一盤採訪他的實況錄相。
克格勃的優勢之一在於：它的成員感到自己是由克格勃和兄弟諜報機構組成的一個大家庭中的一員。同時克格勃自身也存在一些弱點。其中頭重腳輕的黨的官僚機構以及克格勃內根深蒂固的互相猜疑當推為首。後者反映出，盡管安德羅波夫和克留奇科夫盡了最大的努力，克格勃仍然未能完全走出史達林和貝利亞的陰影。
然而克格勃精心向其成員灌輸自己是優秀分子中的一員的觀念隻反映了它的一麵。另一麵則是長期以來對出生入死為它工作的間諜無動於衷，沒有任何感激之情。這些間諜常常在失去價值之後被克格勃拋棄或冷落一邊。蘇聯陣營諜報這一行內以信義著稱的東德成了莫斯科甩包袱的地方。幾名暴露了身份的間諜都被莫斯科推給了我們。這給我們增添了財政上和安排上的負擔。因為蘇聯陣營內的財會製度總是對蘇聯有利。每次蘇聯把一個沒用的間諜推給我方時，他帶來的那點錢根本不夠付給他找一套舒適的房子以及一份合適的工作的費用。
克格勃和格魯烏（蘇軍總參謀部情報局）手下都有為它們幹的東德人。雖然我們兩國和兩個諜報機構之間關係密切，可蘇聯人仍喜歡用自己找的人，而且對我們守口如瓶。隻有事情敗露後，我們才獲悉某個間諜原來是東德人，通常在西德或北約組織為蘇聯搜集情報。這些人服刑期滿或用被俘的西德間諜交換回來後，蘇聯人期待我們照顧他們今後的生活。這種事十分棘手。一旦一名間諜在西方暴露，就再也無法派往國外。再說我也不想讓這些人在可以接觸到機密或是可以旁聽到敏感消息的國家安全部的任何部門工作。
最讓人傷腦筋的是，這些人通常患有憂鬱症或其他的心理疾病，因為蘇聯對他們個人做出的犧牲既無感激之情，又對他們棄之不理。許多人受此冷遇後，感到蘇聯主子怪罪自己不慎落網。其實大部分人是因為其他原因被捕，通常是由於安排他們與蘇聯聯絡員（西方稱信使）接頭時不夠謹慎小心，或是莫斯科那頭出了叛徒。蘇聯人對這些暴露了身份的人如此冷漠，令我失望。他們飽嚐艱辛，卻往往連一枚獎章也得不到。
竊得原子彈秘密的福克斯就是這樣一位間諜。我對他極為敬重。他向主管製定核戰略的貝利亞提供了英美在鈽彈和鈾-235方麵的詳盡的研究成果，為蘇聯研製原子彈立下了汗馬功勞，堪稱幫助莫斯科造出原子彈的第二功臣。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為躲避納粹移居英國，在哈韋爾研究中心研究核技術。福克斯和索爾格、菲爾比屬於同一類人。和他們一樣，福克斯自願運用自己的知識為蘇聯服務。三個人都深信，隻有在蘇聯的幫助下才能戰勝希特勒。福克斯聽到納粹德國的科學家正在研製原子彈的消息後，開始把自己掌握的機密透露給蘇聯。
福克斯在納粹德國的生活經歷加深了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1945年7月16日美國在位於新墨西哥州沙漠的阿拉莫戈多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時，他就在現場。事後他迅速將這一消息捅給了莫斯科。僅僅8天後，戰勝國在波茨坦舉行了會議。會議期間杜魯門總統向史達林暗示美國已發明了一種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時，史達林引人注目地沒有顯出吃驚的神色。
自1950年在英國被捕起，福克斯遵照蘇聯軍事情報局的指示在此後的30多年裏一直保持沉默，既沒有寫回憶錄，也不接受採訪，哪怕是蘇聯或東德新聞機構的採訪也一樣遭到他的拒絕。1959年被英國釋放後，福克斯定居德勒斯登。然而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裏，蘇聯人甚至不允許我們接近他。到了70年代，蘇聯人終於同意我們情報局的科技部可以偶爾向他諮詢一下能源方麵的問題，但不得涉及他過去的諜報業績。
這個曾為竊取核機密做出非凡貢獻的人如今卻在東德閑居，不時應我的同事的請求回答一些比較各種冷卻係統優劣或核物理學方麵的問題，對自己過去的偉大功績卻隻能三緘其口。每想到此，我內心極為不安。我曾組織人員將我方優秀間諜的生平和業績拍成電影或寫成傳記。一是作為對他們的紀念，二是藉此在情報局內培養一種集體榮譽感和繼承傳統的精神。福克斯無疑是一部絕好的教材。我當然不能在沒有得到上麵領導人的批準的情況下就去找他。經過我再三做工作，昂納克終於同意由我出麵說服福克斯把他的經歷告訴我們。拖了一段時間後，我終於獲準拜訪他。和我同行的還有情報局內一位懂核物理的高級官員。自從他定居東德後，我們倆是除克格勃和格魯烏外唯一獲準採訪他過去經歷的人。1983年我們採訪福克斯還有一個前提，即採訪內容隻能供情報局內部使用。我們說服福克斯接受給他錄相。這盤錄相帶成了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唯一一盤採訪他的實況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