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常問我，我們情報局是否因紀堯姆的幫助對勃蘭特的東方政策的意義做出了清楚的判斷。換言之，為了搞到這些情報，是否值得冒有可能殃及勃蘭特東方政策的政治風險？我們對總理辦公室內安插的人的最大期待是：國際危機尚在醞釀期間他能夠及時向我們發出警報。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是紀堯姆的工作要義。他調到波恩前，我曾對他和其他間諜講過，我們並不期待勃蘭特的新政府偏離北約的政策，或是放棄重整軍備的道路。但我認為新政府有可能會採取步驟，緩和歐洲的緊張局勢。這一事態發展值得高度關注。
我們給紀堯姆的任務基本是政治性的，即通過他隨時掌握勃蘭特政府的情況。該政府從成立之日起即陷入內部的鉤心鬥角。在外交政策的製定上，尤其是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和莫斯科的政策，政府成員眾說紛紜，各持己見。1970年3月勃蘭特與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總理維利·斯多夫在東德首次會晤前夕，紀堯姆搞到了西德的部分政策文件。加上通過從其他渠道得到的情報，我們對勃蘭特的意圖和憂慮有了更好的了解。
紀堯姆的價值越來越高。1970年5月中旬，社會民主黨計劃在薩爾布呂肯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期間需要在當地設立臨時政府辦公室，處理日常國務。紀堯姆擔任了該辦公室主任。由於工作的關係，他竟一下子成了該辦公室與西德外國情報局之間的聯繫人！紀堯姆毫不費力地主持了辦公室的工作。對他的幹練和過人的工作精力，大家眾口一詞。此後，他又獲準接觸所有的機密。
然而對於東德來說，他的真正價值在於他的政治嗅覺。根據紀堯姆的判斷，我們得以很快得出結論，勃蘭特新近奉行的東方政策雖然內含種種矛盾，但卻標誌著西德外交政策發生了真正的變化。我們心裏因而有了底，確信勃蘭特和其盟友並非居心叵測。從這個意義上講，紀堯姆的所作所為實際上促進了緩和。紀堯姆繼續福星高照。負責社會民主黨競選事務的主任羅伊申巴赫當時正在競選議員。他建議1972年大選前由紀堯姆接替他的工作。勃蘭特1969年才出任總理，距任職到期為時尚遠。然而西德議會對與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簽署的基本條約的信任投票險些流產。我們暗地裏付給基督教民主聯盟議員施泰納5萬西德馬克收買他的選票，幫助勃蘭特渡過了難關。麵對如此微弱多數，勃蘭特宣布於1972年4月27日提前舉行大選。社會民主黨人乘競選專列在西德全國遊說時，我們這位機智勤奮的助手始終不離勃蘭特左右。
競選期間，紀堯姆與勃蘭特的關係日益加深，並有機會冷眼旁觀勃蘭特性格上的缺陷。盡人皆知，勃蘭特極其風流。整個競選期間，他一直與女記者布倫談情說愛。勃蘭特的挪威妻子魯特不在專列上時（她在的時候住在勃蘭特隔壁的房間），紀堯姆和勃蘭特的房間隻有薄薄的一牆之隔。紀堯姆很快意識到，勃蘭特經常和不同的女人一起廝混。這時他已是勃蘭特周內的一員。惟一讓我們不放心的是，他和政治上的密友們杯盞交錯中會不會因貪杯誤了正事。據我所知，整個社會民主黨這部機器似乎都是靠紅葡萄酒潤滑著。不過一名出色的間諜懂得如何飲酒適量。
在1972年的大選中，社會民主黨人和自由民主黨人組成的聯盟出人意料地大獲全勝。西德歷史上一個不含基督教民主聯盟成員的政府首次在議會占有明顯的多數。這意味著東方政策將得到貫徹執行。電視轉播社會民主黨在大選結果揭曉後舉行的慶祝大會時，我們看見紀堯姆和勃蘭特班子的其他成員一道滿麵春風地為新總理祝酒。
那年秋天，我們的另一名間諜格羅瑙在西柏林被逮捕。他是我們最老的關係之一，當時任西德工會聯合會東德局局長。被捕時他正與東德來的人接頭。不清楚是他還是東德來見他的官員引起了西德情報局的注意。 紀堯姆和格羅瑙平時工作上有來往，不過誰也不知道對方是東德間諜。按照規定，我們潛伏在敵國的間諜彼此之間根本不該認識，更不要說交往了。可生活中一定存在某種迄今科學家尚未探究的法則：不該認識的人到頭來一準碰到一起。格羅瑙實際上還向我們建議過，紀堯姆是條大魚，也許可以考慮把他爭取過來！我們這些總部的人聽了又好笑又擔心。當時我們正想方設法把這兩人分開。就在此時，西德反諜報機構動手抓了格羅瑙。可憐的格羅瑙從此從舞台上消失。
由於他倆彼此認識，又從事類似的政治工作，調查格羅瑙的西德人員也找了紀堯姆了解情況。對此，我並不覺得有什麽反常。紀堯姆擔任勃蘭特總理的親密顧問一事清楚地表明，當初錄用他時殘存的一點疑慮早已冰釋。
社會民主黨領導成員和議會內社民黨團領袖現在每次開會紀堯姆都在場。勃蘭特喜歡在小範圍內與人交談。每逢此時，紀堯姆龜縮在不弓！人注目的角落裏，沉默不語，暗自把聽到的一切記在心裏。我們進一步加強了保護紀堯姆的安全措施。與他的聯繫減到不能再少。他過生日時，也不再向他表示祝賀。隻有特別重要的情報他才給我們，而且是口頭匯報。
1973年7月，歐洲安全和合作會議（歐安會）的首輪談判揭開帷幕。當時任尼克森總統安全事務助理的基辛格從戰略角度出發走了一著棋，拋出一個《大西洋宣言》。其主旨是北約組織內的歐洲成員國同意在製定歐洲大陸的防禦戰略時接受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華盛頓為了推行這一方針背著其他北約成員單獨與倫敦和波恩談判。事情泄露後，北約組織內部頓時大嘩。法國人反應尤其強烈，認為這是有意孤立他們。
我們給紀堯姆的任務基本是政治性的，即通過他隨時掌握勃蘭特政府的情況。該政府從成立之日起即陷入內部的鉤心鬥角。在外交政策的製定上，尤其是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和莫斯科的政策，政府成員眾說紛紜，各持己見。1970年3月勃蘭特與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總理維利·斯多夫在東德首次會晤前夕，紀堯姆搞到了西德的部分政策文件。加上通過從其他渠道得到的情報，我們對勃蘭特的意圖和憂慮有了更好的了解。
紀堯姆的價值越來越高。1970年5月中旬，社會民主黨計劃在薩爾布呂肯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期間需要在當地設立臨時政府辦公室，處理日常國務。紀堯姆擔任了該辦公室主任。由於工作的關係，他竟一下子成了該辦公室與西德外國情報局之間的聯繫人！紀堯姆毫不費力地主持了辦公室的工作。對他的幹練和過人的工作精力，大家眾口一詞。此後，他又獲準接觸所有的機密。
然而對於東德來說，他的真正價值在於他的政治嗅覺。根據紀堯姆的判斷，我們得以很快得出結論，勃蘭特新近奉行的東方政策雖然內含種種矛盾，但卻標誌著西德外交政策發生了真正的變化。我們心裏因而有了底，確信勃蘭特和其盟友並非居心叵測。從這個意義上講，紀堯姆的所作所為實際上促進了緩和。紀堯姆繼續福星高照。負責社會民主黨競選事務的主任羅伊申巴赫當時正在競選議員。他建議1972年大選前由紀堯姆接替他的工作。勃蘭特1969年才出任總理，距任職到期為時尚遠。然而西德議會對與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簽署的基本條約的信任投票險些流產。我們暗地裏付給基督教民主聯盟議員施泰納5萬西德馬克收買他的選票，幫助勃蘭特渡過了難關。麵對如此微弱多數，勃蘭特宣布於1972年4月27日提前舉行大選。社會民主黨人乘競選專列在西德全國遊說時，我們這位機智勤奮的助手始終不離勃蘭特左右。
競選期間，紀堯姆與勃蘭特的關係日益加深，並有機會冷眼旁觀勃蘭特性格上的缺陷。盡人皆知，勃蘭特極其風流。整個競選期間，他一直與女記者布倫談情說愛。勃蘭特的挪威妻子魯特不在專列上時（她在的時候住在勃蘭特隔壁的房間），紀堯姆和勃蘭特的房間隻有薄薄的一牆之隔。紀堯姆很快意識到，勃蘭特經常和不同的女人一起廝混。這時他已是勃蘭特周內的一員。惟一讓我們不放心的是，他和政治上的密友們杯盞交錯中會不會因貪杯誤了正事。據我所知，整個社會民主黨這部機器似乎都是靠紅葡萄酒潤滑著。不過一名出色的間諜懂得如何飲酒適量。
在1972年的大選中，社會民主黨人和自由民主黨人組成的聯盟出人意料地大獲全勝。西德歷史上一個不含基督教民主聯盟成員的政府首次在議會占有明顯的多數。這意味著東方政策將得到貫徹執行。電視轉播社會民主黨在大選結果揭曉後舉行的慶祝大會時，我們看見紀堯姆和勃蘭特班子的其他成員一道滿麵春風地為新總理祝酒。
那年秋天，我們的另一名間諜格羅瑙在西柏林被逮捕。他是我們最老的關係之一，當時任西德工會聯合會東德局局長。被捕時他正與東德來的人接頭。不清楚是他還是東德來見他的官員引起了西德情報局的注意。 紀堯姆和格羅瑙平時工作上有來往，不過誰也不知道對方是東德間諜。按照規定，我們潛伏在敵國的間諜彼此之間根本不該認識，更不要說交往了。可生活中一定存在某種迄今科學家尚未探究的法則：不該認識的人到頭來一準碰到一起。格羅瑙實際上還向我們建議過，紀堯姆是條大魚，也許可以考慮把他爭取過來！我們這些總部的人聽了又好笑又擔心。當時我們正想方設法把這兩人分開。就在此時，西德反諜報機構動手抓了格羅瑙。可憐的格羅瑙從此從舞台上消失。
由於他倆彼此認識，又從事類似的政治工作，調查格羅瑙的西德人員也找了紀堯姆了解情況。對此，我並不覺得有什麽反常。紀堯姆擔任勃蘭特總理的親密顧問一事清楚地表明，當初錄用他時殘存的一點疑慮早已冰釋。
社會民主黨領導成員和議會內社民黨團領袖現在每次開會紀堯姆都在場。勃蘭特喜歡在小範圍內與人交談。每逢此時，紀堯姆龜縮在不弓！人注目的角落裏，沉默不語，暗自把聽到的一切記在心裏。我們進一步加強了保護紀堯姆的安全措施。與他的聯繫減到不能再少。他過生日時，也不再向他表示祝賀。隻有特別重要的情報他才給我們，而且是口頭匯報。
1973年7月，歐洲安全和合作會議（歐安會）的首輪談判揭開帷幕。當時任尼克森總統安全事務助理的基辛格從戰略角度出發走了一著棋，拋出一個《大西洋宣言》。其主旨是北約組織內的歐洲成員國同意在製定歐洲大陸的防禦戰略時接受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華盛頓為了推行這一方針背著其他北約成員單獨與倫敦和波恩談判。事情泄露後，北約組織內部頓時大嘩。法國人反應尤其強烈，認為這是有意孤立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