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堯姆用微型照相機拍攝下這些文件，將膠捲藏在一支空心雪茄裏，然後交給假裝到他嶽母商店買東西的聯絡員。每個月，我們與他和克裏斯特爾在指定的日子和時間裏通過無線電保持聯繫。初期時，雙方往來發報頻繁。後來加強了保密，減少了往來發報的次數並經常更換頻率。紀堯姆常常半是抱怨半是炫耀地說，捕捉我們的發報回回讓他絞盡腦汁。
1959年，社會民主黨在巴特戈德斯貝格召開的大會上通過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不含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後，我們對該黨更為注意。修改了黨綱後，社會民主黨的從政前景大大改善，將來有一天成為政府的一員已不再是虛無縹緲的事。我們指示紀堯姆先在政治上求得個人的發展。1964年，他成為社民黨法蘭克福區的負責人。隨著紀堯姆在政治上的飛黃騰達，我們意識到以後跟他聯繫要格外小心。當年他跟西德當局講，他是從東德逃出來的。既然如此，他跟東柏林不該有任何聯繫。這是他偽造履歷中的薄弱之處。一次，他坐車去東柏林一處秘密公寓跟我們見麵。途中在一個十字路口遇到紅燈。一位當年在出版社的老熟人正好從他車前走過。假如他抬頭看見早已叛逃的紀堯姆就在眼前，會怎麽想？皮埃爾和所有孩子一樣，因為說話無遮無攔常令父母難堪。不止是難堪，還有可能無意識中出賣自己的父親。一次紀堯姆去東德，一位說話帶濃重薩克森口音的軍官帶皮埃爾去動物園玩。返回西德的路上，皮埃爾模仿隻有東德境內才有的這種口音並好奇地問父親，為什麽那個人這樣說話。紀堯姆一瞬間緊張得透不過來氣。他和所有間諜一樣深深感到，他已沒有了大多數普通老百姓習以為常的自由。他同意以後不再秘密來東柏林情報總局與我們會麵。
但他始終堅守黨的紀律，忠於我們的事業。他當上了法蘭克福市議會的議員和議會內社會民主黨團主席。當時正值社會民主黨內思想理論大變動的時候，紀堯姆出色的組織能力以及他所持的堅定的保守派觀點引起了萊貝爾的注意。萊貝爾是建築行業工會主席，後來在1966年至1969年社會民主黨與基督教民主聯盟組成的聯合政府中擔任過運輸部長。他正需要一個幹練的人幫他對付自己選區內年輕的左派人士福格特的挑戰，確保得到竟選議會的提名。萊貝爾是社會民主黨上層中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盡管如此，這次爭取競選議會提名仍麵臨一場苦戰。黨內的左派人士受1968年激進思潮的影響，決心與自己的黨和意識形態上的敵人基督教民主聯盟組成的聯合政府為敵。
在紀堯姆全力支持下，萊貝爾在1969年9月的選舉中穩穩獲勝。社會民主黨人戰後首次成了獲得選票最多的政黨。這對紀堯姆可以說是太有利了。他幫萊貝爾獲勝的選區是社會民主黨人在西德麵對的最困難的選區之一。萊貝爾馬上許諾帶他去波恩工作。我們從東柏林注視著局勢的發展，對這一結果憂喜參半。紀堯姆從前在東柏林出版社幹過的經歷不是什麽秘密。再說我們知道，在西德一個政府部門任職不同於當初僅僅是社民黨法蘭克福分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受到的審查要嚴格得多。
我們指示紀堯姆夫婦暫時按兵不動，不要急於在新政府內為自己謀求一官半職。他倆於是靜以待觀。不出我們所料，西德安全部門對紀堯姆進行了詳盡的審查。日後擔任西德外國情報局局長的海倫布羅赫證實，對紀堯姆審查之嚴超過了在他之前的任何人，但沒有發現任何疑點。然而西德反諜報機構（聯邦憲法保衛局）的分析人員仍有兩點疑慮。負責人事的勃蘭特辦公室主任埃姆克決定親自找紀堯姆談一談，澄清事實。
紀堯姆神情坦然地解釋了當年在東德大眾與世界出版社工作的情況。埃姆克所有疑慮頓消。紀堯姆暴露後，埃姆克驚得說不出話來。但有一個人始終對紀堯姆心存疑慮，即勃蘭特最親密的顧問、東方政策的製定人埃貢·巴爾。巴爾告訴埃姆克，他對調紀堯姆到勃蘭特身邊工作很不以為然。“也許我冤枉了這個人，可他的過去實在讓人不放心。”
最後還是沒有聽取反諜報機構對紀堯姆所持的保留意見。理由是，當時移居西德的東德人普遍受到猜忌。許多移居西德的東德人覺得為了向西德政府證明他們的反共誠意，隻有揭其他東德人的短。再說，西德政府中的幾位高級官員，如勃蘭特的內政部長根舍和一名自由民主黨黨員均來自東德。那位自民黨黨員盡管原是東德人，政治上仍負責西德的反諜報機構。
其他社會民主黨人討厭紀堯姆是因為他平時慣於阿諛奉承，而且討論不關他的事時總喜歡湊在一邊。今天回過頭來看，不難理解他為什麽要這樣做。新的一屆政府決心刷新政治。埋頭苦於，精力充沛和朝氣蓬勃的人比舊日按資排輩在官場混的人更吃香。這種新風氣對紀堯姆這樣既沒受過高等教育，官場上又沒靠山的人十分有利。當然，大人物的賞識和提拔也不無作用。紀堯姆的後麵有與他情投意篤的萊貝爾撐腰。因此最後選中了他。1970年1月28日，我們幾乎未費吹灰之力，就在西德總理辦公室安插了我們的人。
紀堯姆似乎是個理所當然的人選。萊貝爾和其他的工會領袖希望總理府內有一個心腹，幫助推動社會和政治改革方案的製定和實施。後來勃蘭特也想同工會建立一條聯繫渠道。紀堯姆擔任這一職務還不到一年，就被提拔為負責與議會、政府各機構和教會聯繫的總理首席助理，一年後，又升為高級文官，直接歸總理辦公室主任埃姆克領導。不過，雖然埃姆克覺得紀堯姆很能幹，但始終對他存有戒心。
1959年，社會民主黨在巴特戈德斯貝格召開的大會上通過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不含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後，我們對該黨更為注意。修改了黨綱後，社會民主黨的從政前景大大改善，將來有一天成為政府的一員已不再是虛無縹緲的事。我們指示紀堯姆先在政治上求得個人的發展。1964年，他成為社民黨法蘭克福區的負責人。隨著紀堯姆在政治上的飛黃騰達，我們意識到以後跟他聯繫要格外小心。當年他跟西德當局講，他是從東德逃出來的。既然如此，他跟東柏林不該有任何聯繫。這是他偽造履歷中的薄弱之處。一次，他坐車去東柏林一處秘密公寓跟我們見麵。途中在一個十字路口遇到紅燈。一位當年在出版社的老熟人正好從他車前走過。假如他抬頭看見早已叛逃的紀堯姆就在眼前，會怎麽想？皮埃爾和所有孩子一樣，因為說話無遮無攔常令父母難堪。不止是難堪，還有可能無意識中出賣自己的父親。一次紀堯姆去東德，一位說話帶濃重薩克森口音的軍官帶皮埃爾去動物園玩。返回西德的路上，皮埃爾模仿隻有東德境內才有的這種口音並好奇地問父親，為什麽那個人這樣說話。紀堯姆一瞬間緊張得透不過來氣。他和所有間諜一樣深深感到，他已沒有了大多數普通老百姓習以為常的自由。他同意以後不再秘密來東柏林情報總局與我們會麵。
但他始終堅守黨的紀律，忠於我們的事業。他當上了法蘭克福市議會的議員和議會內社會民主黨團主席。當時正值社會民主黨內思想理論大變動的時候，紀堯姆出色的組織能力以及他所持的堅定的保守派觀點引起了萊貝爾的注意。萊貝爾是建築行業工會主席，後來在1966年至1969年社會民主黨與基督教民主聯盟組成的聯合政府中擔任過運輸部長。他正需要一個幹練的人幫他對付自己選區內年輕的左派人士福格特的挑戰，確保得到竟選議會的提名。萊貝爾是社會民主黨上層中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盡管如此，這次爭取競選議會提名仍麵臨一場苦戰。黨內的左派人士受1968年激進思潮的影響，決心與自己的黨和意識形態上的敵人基督教民主聯盟組成的聯合政府為敵。
在紀堯姆全力支持下，萊貝爾在1969年9月的選舉中穩穩獲勝。社會民主黨人戰後首次成了獲得選票最多的政黨。這對紀堯姆可以說是太有利了。他幫萊貝爾獲勝的選區是社會民主黨人在西德麵對的最困難的選區之一。萊貝爾馬上許諾帶他去波恩工作。我們從東柏林注視著局勢的發展，對這一結果憂喜參半。紀堯姆從前在東柏林出版社幹過的經歷不是什麽秘密。再說我們知道，在西德一個政府部門任職不同於當初僅僅是社民黨法蘭克福分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受到的審查要嚴格得多。
我們指示紀堯姆夫婦暫時按兵不動，不要急於在新政府內為自己謀求一官半職。他倆於是靜以待觀。不出我們所料，西德安全部門對紀堯姆進行了詳盡的審查。日後擔任西德外國情報局局長的海倫布羅赫證實，對紀堯姆審查之嚴超過了在他之前的任何人，但沒有發現任何疑點。然而西德反諜報機構（聯邦憲法保衛局）的分析人員仍有兩點疑慮。負責人事的勃蘭特辦公室主任埃姆克決定親自找紀堯姆談一談，澄清事實。
紀堯姆神情坦然地解釋了當年在東德大眾與世界出版社工作的情況。埃姆克所有疑慮頓消。紀堯姆暴露後，埃姆克驚得說不出話來。但有一個人始終對紀堯姆心存疑慮，即勃蘭特最親密的顧問、東方政策的製定人埃貢·巴爾。巴爾告訴埃姆克，他對調紀堯姆到勃蘭特身邊工作很不以為然。“也許我冤枉了這個人，可他的過去實在讓人不放心。”
最後還是沒有聽取反諜報機構對紀堯姆所持的保留意見。理由是，當時移居西德的東德人普遍受到猜忌。許多移居西德的東德人覺得為了向西德政府證明他們的反共誠意，隻有揭其他東德人的短。再說，西德政府中的幾位高級官員，如勃蘭特的內政部長根舍和一名自由民主黨黨員均來自東德。那位自民黨黨員盡管原是東德人，政治上仍負責西德的反諜報機構。
其他社會民主黨人討厭紀堯姆是因為他平時慣於阿諛奉承，而且討論不關他的事時總喜歡湊在一邊。今天回過頭來看，不難理解他為什麽要這樣做。新的一屆政府決心刷新政治。埋頭苦於，精力充沛和朝氣蓬勃的人比舊日按資排輩在官場混的人更吃香。這種新風氣對紀堯姆這樣既沒受過高等教育，官場上又沒靠山的人十分有利。當然，大人物的賞識和提拔也不無作用。紀堯姆的後麵有與他情投意篤的萊貝爾撐腰。因此最後選中了他。1970年1月28日，我們幾乎未費吹灰之力，就在西德總理辦公室安插了我們的人。
紀堯姆似乎是個理所當然的人選。萊貝爾和其他的工會領袖希望總理府內有一個心腹，幫助推動社會和政治改革方案的製定和實施。後來勃蘭特也想同工會建立一條聯繫渠道。紀堯姆擔任這一職務還不到一年，就被提拔為負責與議會、政府各機構和教會聯繫的總理首席助理，一年後，又升為高級文官，直接歸總理辦公室主任埃姆克領導。不過，雖然埃姆克覺得紀堯姆很能幹，但始終對他存有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