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康尼無比激動地加入了蘇聯少年先鋒隊。它相當於西方的童子軍。我們學唱以階級鬥爭為主題的戰鬥歌曲和歌頌祖國的歌曲。每逢11月蘇聯革命節來到時，少先隊員們便排著整齊的隊伍從紅場前走過，向列寧墓上那個小個子高呼頌揚的口號。周末，我們一家到莫斯科郊外的鄉下采草莓和蘑菇。雖然住在城裏，父親依然堅持熱愛大自然的生活習慣。不過，我很留戀德國的精美食品。蘇聯人粗糙的飯菜，比如作為主食的養麥麵粥和酸牛奶，實在引不起我的胃口，日後我逐漸習慣，愛上了所有俄式飯菜。我包的俄國水餃在西伯利亞以西這一帶沒人比得上。不過對於養麥麵粥，我始終沒有好感，也許是小時候吃傷了的緣故。 夏天，我被送到少先隊夏令營並被任命為我們這一群孩子的頭兒。在給父親的信中，我抱怨夏令營的燕麥片粥如何難吃，營地紀律如何死板。父親的回信充滿了慣常的樂觀。他要我和其他孩子組成一個委員會展開鬥爭。“告訴他們，史達林和黨不容許這種浪費現象。質量才是重要的。你作為一名優秀少先隊員，尤其是一個負責人，任何時候都不能吵架。你和其他小組的頭兒應該一起找營地負責人交涉……孩子，不要為此垂頭喪氣。”
蘇聯現在成了我們惟一的家。1939年，我過16歲生日時取得了蘇聯國籍。父親從巴黎來信說：“現在你是蘇聯人民中的一員了。”我為此感到無比的驕傲。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意識到，自己性格中並沒有父親那種烏托邦式的激情。我屬於更實際的一類人。當然，那是一個朝氣蓬勃的時代，但同時也是大清洗的時代。昔日的老革命常常被安上種種駭人的罪名，遭到處決或被流放到北極圈內的集中營。人民內務委員會--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前身--撒下的大網正在我們認識的流亡蘇聯的朋友和熟人身邊收緊。對此，我們這些孩子感到迷惑不解。多年來我們受到的教育是，蘇聯是社會進步和人道主義的燈塔。
大人們的沉默和支吾瞞不過孩子的眼睛。我們隱隱意識到，自己並不完全了解周圍的環境。在1936年至1938年，學校的許多老師先後失蹤。德語學校也被關閉。我們這些孩子注意到，大人們當著那些失蹤者家屬的麵絕口不提“失蹤”的人。不用人教，我們馬上自動遵守了這一怪異的禮節。許多年後，我們才了解到這一時期共產黨所犯下的大量罪行以及史達林個人應負的責任。但在當時，他是領袖，一個父親般的人物。學校教室的牆上高高懸掛著他的畫像。那張有著方下巴，蓄著鬍子的臉好似一個預言家似地俯視著我們。在我們眼裏，他和他的著作都是絲毫不容指摘和懷疑的。1937年，這部殺人機器達到最高轉兒。我們認識的一個熟人弗洛赫被捕。他以前曾冒著生命危險在德國及其他國家為共產國際從事秘密工作。他給妻子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史達林同誌對此完全不知情”。
當然，父母盡量避免讓我們覺察到他們對這場血腥清洗的恐懼。盡管心中懷有疑慮和失望，但他們無論從感情上還是理智上仍視蘇聯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931年，他們首次訪問蘇聯後，曾不無驕傲地這樣告訴我們。
我現在才知道，父親當時也發發可危。雖然妻兒因在蘇聯居住已成為蘇聯公民，但他本人由於大部分時間在國外，並不是蘇聯公民。他仍可持德國護照旅行，盡管德國已剝奪了他的國籍。他向蘇聯政府提出前往西班牙的申請。他想以醫生身份參加正在西班牙內戰中與佛朗哥法西斯勢力浴血奮戰的國際旅。納粹軍隊在西班牙這塊土地上檢驗了他們可怕的軍事實力，為日後侵略其他弱小國家做準備。歐洲各國的左派誌願人士紛紛湧入西班牙，與反對西班牙軍事叛亂分子的共和派並肩戰鬥。當時在蘇聯的許多人還把參加國際旅當做離開蘇聯、逃避清洗的一條生路。幾十年後，一位多年的朋友告訴我，父親在談到去西班牙的計劃時說：“我不會乖乖坐在這裏，等他們來逮捕我。”雖然我聽說此事時已是一個成人，這話仍讓我感到內心一陣刺痛。顯然，30年代父母對我們隱瞞了他們深深的憂慮和真實的想法。我們因此也無法知道在莫斯科的許多朋友默默忍受的痛苦和悲哀。
父親最終沒去成西班牙。他的申請被擱置了一年，始終沒有回音。在蘇聯的德國人圈子裏，越來越多的朋友和熟人相繼失蹤。父母再也掩飾不住內心絕望般的痛苦。一天晚上，門鈴突然響了。一向舉止沉穩的父親一下子彈跳起來，歇斯底裏地罵了一句髒話。原來是一個鄰居急著跟我們借一件家什，他這才恢復了往常的機敏。但從此以後他的手總是顫抖不停。
也許流亡國外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中有人保護了他。我知道這段時間他曾與其中的一位領導人威廉·皮克通過信。皮克對父親極為尊重。也許他不過是運氣好而已。1938年、父親終於獲準離開莫斯科，前往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爆發，他就被當做敵國公民拘留起來。不無諷刺意味的是，拘留他的原因是他持德國護照。1940年夏天，納粹入侵法國後，情況更加不妙。他和其他被關押在韋爾內集中營的犯人將被轉交給德國當局。對他來說，這意味著必死無疑。這期間他好像有過一次機會流亡美國，但為此他必須在表格上申明自己從未加入過共產黨。他放棄了。無論何時何地，他對黨始終赤膽忠心。三年中，母親三番五次催促莫斯科當局批準父親成為蘇聯公民，這樣他就可以被遣返回蘇聯--這個他曾千方百計想要逃離的地方。1940年8月，他終於獲得了蘇聯國籍。
蘇聯現在成了我們惟一的家。1939年，我過16歲生日時取得了蘇聯國籍。父親從巴黎來信說：“現在你是蘇聯人民中的一員了。”我為此感到無比的驕傲。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意識到，自己性格中並沒有父親那種烏托邦式的激情。我屬於更實際的一類人。當然，那是一個朝氣蓬勃的時代，但同時也是大清洗的時代。昔日的老革命常常被安上種種駭人的罪名，遭到處決或被流放到北極圈內的集中營。人民內務委員會--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前身--撒下的大網正在我們認識的流亡蘇聯的朋友和熟人身邊收緊。對此，我們這些孩子感到迷惑不解。多年來我們受到的教育是，蘇聯是社會進步和人道主義的燈塔。
大人們的沉默和支吾瞞不過孩子的眼睛。我們隱隱意識到，自己並不完全了解周圍的環境。在1936年至1938年，學校的許多老師先後失蹤。德語學校也被關閉。我們這些孩子注意到，大人們當著那些失蹤者家屬的麵絕口不提“失蹤”的人。不用人教，我們馬上自動遵守了這一怪異的禮節。許多年後，我們才了解到這一時期共產黨所犯下的大量罪行以及史達林個人應負的責任。但在當時，他是領袖，一個父親般的人物。學校教室的牆上高高懸掛著他的畫像。那張有著方下巴，蓄著鬍子的臉好似一個預言家似地俯視著我們。在我們眼裏，他和他的著作都是絲毫不容指摘和懷疑的。1937年，這部殺人機器達到最高轉兒。我們認識的一個熟人弗洛赫被捕。他以前曾冒著生命危險在德國及其他國家為共產國際從事秘密工作。他給妻子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史達林同誌對此完全不知情”。
當然，父母盡量避免讓我們覺察到他們對這場血腥清洗的恐懼。盡管心中懷有疑慮和失望，但他們無論從感情上還是理智上仍視蘇聯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931年，他們首次訪問蘇聯後，曾不無驕傲地這樣告訴我們。
我現在才知道，父親當時也發發可危。雖然妻兒因在蘇聯居住已成為蘇聯公民，但他本人由於大部分時間在國外，並不是蘇聯公民。他仍可持德國護照旅行，盡管德國已剝奪了他的國籍。他向蘇聯政府提出前往西班牙的申請。他想以醫生身份參加正在西班牙內戰中與佛朗哥法西斯勢力浴血奮戰的國際旅。納粹軍隊在西班牙這塊土地上檢驗了他們可怕的軍事實力，為日後侵略其他弱小國家做準備。歐洲各國的左派誌願人士紛紛湧入西班牙，與反對西班牙軍事叛亂分子的共和派並肩戰鬥。當時在蘇聯的許多人還把參加國際旅當做離開蘇聯、逃避清洗的一條生路。幾十年後，一位多年的朋友告訴我，父親在談到去西班牙的計劃時說：“我不會乖乖坐在這裏，等他們來逮捕我。”雖然我聽說此事時已是一個成人，這話仍讓我感到內心一陣刺痛。顯然，30年代父母對我們隱瞞了他們深深的憂慮和真實的想法。我們因此也無法知道在莫斯科的許多朋友默默忍受的痛苦和悲哀。
父親最終沒去成西班牙。他的申請被擱置了一年，始終沒有回音。在蘇聯的德國人圈子裏，越來越多的朋友和熟人相繼失蹤。父母再也掩飾不住內心絕望般的痛苦。一天晚上，門鈴突然響了。一向舉止沉穩的父親一下子彈跳起來，歇斯底裏地罵了一句髒話。原來是一個鄰居急著跟我們借一件家什，他這才恢復了往常的機敏。但從此以後他的手總是顫抖不停。
也許流亡國外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中有人保護了他。我知道這段時間他曾與其中的一位領導人威廉·皮克通過信。皮克對父親極為尊重。也許他不過是運氣好而已。1938年、父親終於獲準離開莫斯科，前往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爆發，他就被當做敵國公民拘留起來。不無諷刺意味的是，拘留他的原因是他持德國護照。1940年夏天，納粹入侵法國後，情況更加不妙。他和其他被關押在韋爾內集中營的犯人將被轉交給德國當局。對他來說，這意味著必死無疑。這期間他好像有過一次機會流亡美國，但為此他必須在表格上申明自己從未加入過共產黨。他放棄了。無論何時何地，他對黨始終赤膽忠心。三年中，母親三番五次催促莫斯科當局批準父親成為蘇聯公民，這樣他就可以被遣返回蘇聯--這個他曾千方百計想要逃離的地方。1940年8月，他終於獲得了蘇聯國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