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首次意識到自己是猶太人。一次，納粹又來家裏翻箱倒櫃。那夥惡棍衝進我們的遊藝室，肆意踐踏我們珍愛的玩具和圖書。我和弟弟怒不可遏。母親竭力做出平靜的樣子，以掩飾內心深處的恐懼。事後，她騎車帶我們跑到斯瓦比亞綠樹成蔭的鄉間，看望父親的舅舅邁爾。我們跟他很熟，稱他“老爺爺”。
老爺爺在這個小鎮上素有行為古怪之稱。他原是律師，退休後隱居森林，和養的羊住在一起。他在當地小有名氣，人稱神醫。父親恐怕正是受了他的影響，才從傳統醫學轉向自然療法，並把那本他著的關於自然療法的書獻給了他。我們去時正值逾越節，他隻能給我們吃未經發酵的麵包。這樣的食物對於我們這些孩子來說簡直味同嚼蠟。雖然他沒能讓我們飽口福，卻講了許多摩西五經裏有趣的故事，還告訴我們猶太節日的含義。
幾個月後，在瑞士共產黨的幫助下，母親帶著我和弟弟逃到瑞士。德國共產黨此時已被宣布為非法。從瑞士，我們又到了法國。法國當局把我們當做是“不受歡迎的外國人”，我們隻好藏在布列塔尼一個小島上的朋友家裏。父親隨後也來到我們身邊，他在這裏寫完了劇本《馬姆洛克教授》。這是描寫猶太人在德國遭受迫害的第一部文學作品。還沒等這個用德語寫成的劇本在蘇黎士首演，華沙和特拉維夫的猶太人劇院已把該劇搬上舞台。劇本在世界範圍內獲得極大成功，蘇聯還根據這齣戲拍了電影。1939年該部影片在紐約上映後，父親的名字在美國也傳開了。許多年後，弟弟康尼也以此劇為藍本拍了部電影。
納粹對此很快作出了反應。不用說，在納粹政權下，該劇從未上演過。家裏財產遭沒收，父親的名字被當局列入“有害作品”作家的黑名單裏。此後不久，我們全家被剝奪了德國國籍。1937年，不僅父親受到當局通緝，連母親和我們兄弟倆也受到通緝。我和弟弟覺得自己一下子長大了。如果說一個人的政治觀點可以因一件事而形成的話，對我來說那就是被祖國視為罪犯。
如果不是逃到瑞士的話，我們一家人很可能遭到同其他猶太血統的親戚一樣的命運。他們的名字後來永遠地鐫刻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殺紀念館裏。老爺爺就沒能逃過大屠殺的劫難。莫斯科的一名德軍戰俘告訴我，老爺爺後來被捕入獄，最後死在奧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營裏。那年他已是80歲高齡的老人。
60年後，我漫步在黑興根鎮一塵不染的小街上，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老爺爺。看著街上和我年齡相仿的人們，想像著他們在納粹政權下的表現，我不禁脊背一陣發涼。這種感覺隻有一個德國人才會有。對於納粹暴行，他們究竟了解多少？內心深處又隱藏了多少昔日罪惡的秘密？也許大城市更容易抹去往昔的痕跡，置身德國小鎮，我卻無法排除對自己同胞產生的不愉快的念頭。
納粹此時已凍結了我們在銀行的存款並沒收了全部的財產。蘇聯的庇護救了我們一家。在一個劇作家朋友的幫助下，父親在莫斯科老城區一條建於19世紀的小街上找到了一套兩居室的房子。小街彎彎曲曲，曲徑通幽。它的前麵就是深受文人藝術家們偏愛的阿爾巴特大道。1934年3月，我和母親、弟弟隨父親搬進新居。
我們開始慢慢適應了這種陌生的語言和文化。同院孩子們的粗魯讓我害怕。他們常跟在我們後麵喊：“德國人，胡椒，香腸，泡菜！”，還笑話我們的短褲腿。我和弟弟於是央求母親，非要穿長褲腿的褲子。母親拗不過我們，隻好答應。她嘆口氣說：“現在你們該算是穿戴合格的小大人了！”
不過，我和弟弟很快就喜歡上了周圍的新環境。我們這兩個在德國鄉村長大的孩子對繁華的城市生活感到相當刺激。那時候，人們還把葵花籽皮隨地吐在人行道上。馬車咕隆隆駛過街道。莫斯科其實還是一個“大村子”，一個土裏土氣的城市。我和弟弟開始上的是李卜克內西德語學校（這是一所為講德語的孩子開辦的學校，以領導1919年1月德國斯巴達同盟起義的社會黨人領袖的名字命名。起義失敗後不久，李卜克內西即在柏林遭暗殺），以後又轉到一所俄國高中。等我們長到13或14歲時，已經和當地孩子一樣，講一口帶有莫斯科口音的地道俄語了。我們有兩個特別要好的朋友，喬治和維克多·費希爾。他們的父親是美國記者路易·費希爾。我的別名“米沙”就是他們給起的，一直延用至今。弟弟不甘落後，也按康尼的發音起了個俄國名字，叫“科利亞”。
在我印象中，30年代的莫斯科是個明暗交替的時代。城市變化日新月異。此時我已是一個很愛思考的少年，史達林在我眼裏再也不是什麽善良的魔法師了。然而，莫斯科周圍接二連三拔地而起的高層公寓樓群，街上川流不息的取代了馬車的黑色轎車確實讓人有種目不暇接之感，好像真的有誰魔杖一揮，把一個舊日的莫斯科變成了未來世界。美觀大方的地鐵站也投入了使用。車站的燈飾屬裝飾藝術派風格，深入地下的樓梯式電梯令人目眩。下午放學後，我們常去觀賞地鐵站穹隆的屋頂。它真像一座巨大的地下教堂。20年代的缺糧現象此時有所緩解。雖然蓋了許多新樓，父親的朋友們，主要是俄國知識分子階層裏的人，卻寧願留在彼此為鄰的舊家。每年5月1日都舉行盛大的遊行活動。這一天的新聞常常包括當時重大的事件，如切柳什金的探險隊征服了北極後大膽地從北冰洋的浮冰群中脫險。我們對這些事件的傾注不亞於西方孩子對自己喜歡的足球隊或棒球隊的癡迷。
老爺爺在這個小鎮上素有行為古怪之稱。他原是律師，退休後隱居森林，和養的羊住在一起。他在當地小有名氣，人稱神醫。父親恐怕正是受了他的影響，才從傳統醫學轉向自然療法，並把那本他著的關於自然療法的書獻給了他。我們去時正值逾越節，他隻能給我們吃未經發酵的麵包。這樣的食物對於我們這些孩子來說簡直味同嚼蠟。雖然他沒能讓我們飽口福，卻講了許多摩西五經裏有趣的故事，還告訴我們猶太節日的含義。
幾個月後，在瑞士共產黨的幫助下，母親帶著我和弟弟逃到瑞士。德國共產黨此時已被宣布為非法。從瑞士，我們又到了法國。法國當局把我們當做是“不受歡迎的外國人”，我們隻好藏在布列塔尼一個小島上的朋友家裏。父親隨後也來到我們身邊，他在這裏寫完了劇本《馬姆洛克教授》。這是描寫猶太人在德國遭受迫害的第一部文學作品。還沒等這個用德語寫成的劇本在蘇黎士首演，華沙和特拉維夫的猶太人劇院已把該劇搬上舞台。劇本在世界範圍內獲得極大成功，蘇聯還根據這齣戲拍了電影。1939年該部影片在紐約上映後，父親的名字在美國也傳開了。許多年後，弟弟康尼也以此劇為藍本拍了部電影。
納粹對此很快作出了反應。不用說，在納粹政權下，該劇從未上演過。家裏財產遭沒收，父親的名字被當局列入“有害作品”作家的黑名單裏。此後不久，我們全家被剝奪了德國國籍。1937年，不僅父親受到當局通緝，連母親和我們兄弟倆也受到通緝。我和弟弟覺得自己一下子長大了。如果說一個人的政治觀點可以因一件事而形成的話，對我來說那就是被祖國視為罪犯。
如果不是逃到瑞士的話，我們一家人很可能遭到同其他猶太血統的親戚一樣的命運。他們的名字後來永遠地鐫刻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殺紀念館裏。老爺爺就沒能逃過大屠殺的劫難。莫斯科的一名德軍戰俘告訴我，老爺爺後來被捕入獄，最後死在奧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營裏。那年他已是80歲高齡的老人。
60年後，我漫步在黑興根鎮一塵不染的小街上，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老爺爺。看著街上和我年齡相仿的人們，想像著他們在納粹政權下的表現，我不禁脊背一陣發涼。這種感覺隻有一個德國人才會有。對於納粹暴行，他們究竟了解多少？內心深處又隱藏了多少昔日罪惡的秘密？也許大城市更容易抹去往昔的痕跡，置身德國小鎮，我卻無法排除對自己同胞產生的不愉快的念頭。
納粹此時已凍結了我們在銀行的存款並沒收了全部的財產。蘇聯的庇護救了我們一家。在一個劇作家朋友的幫助下，父親在莫斯科老城區一條建於19世紀的小街上找到了一套兩居室的房子。小街彎彎曲曲，曲徑通幽。它的前麵就是深受文人藝術家們偏愛的阿爾巴特大道。1934年3月，我和母親、弟弟隨父親搬進新居。
我們開始慢慢適應了這種陌生的語言和文化。同院孩子們的粗魯讓我害怕。他們常跟在我們後麵喊：“德國人，胡椒，香腸，泡菜！”，還笑話我們的短褲腿。我和弟弟於是央求母親，非要穿長褲腿的褲子。母親拗不過我們，隻好答應。她嘆口氣說：“現在你們該算是穿戴合格的小大人了！”
不過，我和弟弟很快就喜歡上了周圍的新環境。我們這兩個在德國鄉村長大的孩子對繁華的城市生活感到相當刺激。那時候，人們還把葵花籽皮隨地吐在人行道上。馬車咕隆隆駛過街道。莫斯科其實還是一個“大村子”，一個土裏土氣的城市。我和弟弟開始上的是李卜克內西德語學校（這是一所為講德語的孩子開辦的學校，以領導1919年1月德國斯巴達同盟起義的社會黨人領袖的名字命名。起義失敗後不久，李卜克內西即在柏林遭暗殺），以後又轉到一所俄國高中。等我們長到13或14歲時，已經和當地孩子一樣，講一口帶有莫斯科口音的地道俄語了。我們有兩個特別要好的朋友，喬治和維克多·費希爾。他們的父親是美國記者路易·費希爾。我的別名“米沙”就是他們給起的，一直延用至今。弟弟不甘落後，也按康尼的發音起了個俄國名字，叫“科利亞”。
在我印象中，30年代的莫斯科是個明暗交替的時代。城市變化日新月異。此時我已是一個很愛思考的少年，史達林在我眼裏再也不是什麽善良的魔法師了。然而，莫斯科周圍接二連三拔地而起的高層公寓樓群，街上川流不息的取代了馬車的黑色轎車確實讓人有種目不暇接之感，好像真的有誰魔杖一揮，把一個舊日的莫斯科變成了未來世界。美觀大方的地鐵站也投入了使用。車站的燈飾屬裝飾藝術派風格，深入地下的樓梯式電梯令人目眩。下午放學後，我們常去觀賞地鐵站穹隆的屋頂。它真像一座巨大的地下教堂。20年代的缺糧現象此時有所緩解。雖然蓋了許多新樓，父親的朋友們，主要是俄國知識分子階層裏的人，卻寧願留在彼此為鄰的舊家。每年5月1日都舉行盛大的遊行活動。這一天的新聞常常包括當時重大的事件，如切柳什金的探險隊征服了北極後大膽地從北冰洋的浮冰群中脫險。我們對這些事件的傾注不亞於西方孩子對自己喜歡的足球隊或棒球隊的癡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