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間大批原來駐紮在罷工城市周圍的駐軍紛紛開進城內平亂，大街上頓時出現了無數荷槍實彈，到處巡邏的軍、警，他們自接到上諭起便迅速接管城市防務，維持城市治安，所有罷工的工人有權力選擇恢復工作還是辭職，但他們沒有權力選擇是否繼續在街上胡言亂語，任何不聽勸告繼續上街擾亂治安的人無一例外的都被逮捕。
應該說皇帝在人民心中的威望是無可替代的，自上諭後，大部分城市的工人都停止了罷工，或者回到工廠、商鋪繼續工作，或者離職回鄉避避風頭，對於他們這些人，朝廷仍然堅持了懷柔的政策，但也有一些城市的工人堅持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態度，不但仍然聚集到一起遊行示威，還公然修築街壘對抗官軍，其中以廣州工人的反抗最為激烈，他們逮捕朝廷官吏，解散廣州議政院，封閉城門，並搶走武器庫中的槍械公然對抗不斷趕來的國防軍，最為離譜的是這些大字都不識一籮筐的工人們居然還選舉出了廣州臨時議會，取代朝廷官署行使對廣州的管理權，而極為諷刺的是當選的四十三名議會議員中有的是留洋學生，有的是商行老闆，有的是舊官僚，可就是沒有一位是工人，這清楚的表明了這次工人運動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工人們成了資產階級謀求權力的炮灰！
毫無疑問，帝國政府當然不會對這樣的非法政權妥協，忠於朝廷的國防軍在幾次勸告無效的情況下採取斷然行動，利用火力優勢向廣州城發起進攻，叛亂工人承受了慘重的損失，但是仍然堅持不退，他們非常清楚，繼續與朝廷對抗絕對沒有好下場，廣州城破之後國防軍一定會將叛亂者全部逮捕，因為此時他們已經不是罷工工人，而是叛國的敵人了。
然而就是工人們為了心中的理想而浴血奮戰的時候，當選廣州臨時議會的議員們並沒有和他們的選民一樣堅守著他們曾經大聲疾呼的自由、民主，這些議員們反而派人出城聯絡國防軍，以打開城門為交換條件，請求國防軍保證他們所有人的安全，在這些所謂議員的獻城協議中沒有一個字提到傷亡慘重的工人。
圍城的國防軍指揮官出於軍事的角度很自然的同意了他們的請求，於是在廣州臨時議會的出賣下，堅持了六天的廣州工人暴*徹底失敗，趁著夜色攻入城內的國防軍士兵迅速逮捕了大部分仍然伏在城頭上堅持抵抗的工人，所有參與、同情叛軍的工人、市民都被毫不留情的收監入獄，等待朝廷的處罰命令，至於那些獻城有功的四十三名議員也被專人看管起來，到了這個時候前線指揮官也沒有權力決定放不放人。
說實話從王財的角度來說，他並不認為工人們爭取權力有什麽不對，但是他無法忍受的是那些所謂的民主人士打著自由的旗號去利用工人來謀取個人權力，廣州事件就是一個非常突出的例子，在國防軍手下留情的圍攻廣州的六天時間裏，傷亡工人超過七百人，而欺騙、利用他們的那些資本家、親西方學生一共才傷亡不到十個，這是什麽比例？除了哀其不幸以外就隻有怒其不爭了。依著王財的脾氣，這四十三名議員肯定是得找個藉口收拾掉的，至於那些上了當的工人他到是沒有打算要給什麽處罰，王財相信隻要他們明白自己所選的這些議員是如何出賣了他們的信任，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於是本著這個目的，皇帝命令接管廣州城防的國防軍將參與暴*的工人與同情者都組織起來，讓這四十三名議員自己把他們所做的事情給詳細說說，說完之後便全部釋放，讓他們自己去琢磨一下。
第二卷 第二百九十五章 ：帝國憲法
從以農民為主的天京危機到以工人為核心的三省罷工，短短的半年時間裏帝國政府經歷了兩場發人深思的政治運動，這兩場看似互不相關的運動其實有著深刻在內在原因，隨著思想啟萌與工業化的推進，國民解放意識的提高、工人數量的增長都必然的導致社會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即使是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也沒有辦法阻止滾滾而來的歷史潮流，歷史的必然性促使帝國政府不得不作出深刻的反思。首先從民眾的角度來看，以前高高在上的皇帝再次表現出了親民的作風，即使在民眾大規模的衝擊下，皇室仍然堅持用採用較為緩和的方式來解決危機，在迫不得以的情況下動用國家武裝力量之後，也能對參加動亂的工人寬大處理，這讓皇室在民眾中的威望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加上政府以廣州事件為突破口，故意在工人與親西方知識分子中間製造對立，使工人重新開始回到政府一邊。
其次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朝廷的威望、國家的統一穩定得以保全，在“永不加賦”這四個字的推動下，帝國政府再次迎得了民眾的信任，政局得以迅速穩定，同時國家長期難有定論的稅製改度也在這場危機中被皇帝禦口親定，低稅收政策成為中華帝國政府貫徹始終的重要國策，第三從社會發展角度來看，皇帝陛下堅持通過稅收來調節人口增長的辦法也成為影響帝國長遠發展地重要政策。正是這項政策的出台，使帝國人口從清末的四億在不到二十年的時候裏迅速突破4.3億後增長漸漸放緩，並最終維持在六億左右的水平，人口的緩慢增長保證了就業，減輕了政府負擔，提高了新增人口的教育質量，推動了整個社會向高素質發展地進程。第四從國家政策來看，正是親歷了這場危機。感於長期戰爭給民眾造成的傷害，帝國皇帝終於將爭強爭霸地外交政策調整為和平、友好的對外政策，主動與長期對抗的西班牙政府達成和平協議，放棄了長期以來在印度問題上與英國的對抗政策，積極尋求與世界各國開展互利的交往，在堅持即有領土的基礎上，放棄擴張（南海問題除外）。並最終通過積極的外交努力實現帝國在世界問題上地話語權。
應該說皇帝在人民心中的威望是無可替代的，自上諭後，大部分城市的工人都停止了罷工，或者回到工廠、商鋪繼續工作，或者離職回鄉避避風頭，對於他們這些人，朝廷仍然堅持了懷柔的政策，但也有一些城市的工人堅持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態度，不但仍然聚集到一起遊行示威，還公然修築街壘對抗官軍，其中以廣州工人的反抗最為激烈，他們逮捕朝廷官吏，解散廣州議政院，封閉城門，並搶走武器庫中的槍械公然對抗不斷趕來的國防軍，最為離譜的是這些大字都不識一籮筐的工人們居然還選舉出了廣州臨時議會，取代朝廷官署行使對廣州的管理權，而極為諷刺的是當選的四十三名議會議員中有的是留洋學生，有的是商行老闆，有的是舊官僚，可就是沒有一位是工人，這清楚的表明了這次工人運動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工人們成了資產階級謀求權力的炮灰！
毫無疑問，帝國政府當然不會對這樣的非法政權妥協，忠於朝廷的國防軍在幾次勸告無效的情況下採取斷然行動，利用火力優勢向廣州城發起進攻，叛亂工人承受了慘重的損失，但是仍然堅持不退，他們非常清楚，繼續與朝廷對抗絕對沒有好下場，廣州城破之後國防軍一定會將叛亂者全部逮捕，因為此時他們已經不是罷工工人，而是叛國的敵人了。
然而就是工人們為了心中的理想而浴血奮戰的時候，當選廣州臨時議會的議員們並沒有和他們的選民一樣堅守著他們曾經大聲疾呼的自由、民主，這些議員們反而派人出城聯絡國防軍，以打開城門為交換條件，請求國防軍保證他們所有人的安全，在這些所謂議員的獻城協議中沒有一個字提到傷亡慘重的工人。
圍城的國防軍指揮官出於軍事的角度很自然的同意了他們的請求，於是在廣州臨時議會的出賣下，堅持了六天的廣州工人暴*徹底失敗，趁著夜色攻入城內的國防軍士兵迅速逮捕了大部分仍然伏在城頭上堅持抵抗的工人，所有參與、同情叛軍的工人、市民都被毫不留情的收監入獄，等待朝廷的處罰命令，至於那些獻城有功的四十三名議員也被專人看管起來，到了這個時候前線指揮官也沒有權力決定放不放人。
說實話從王財的角度來說，他並不認為工人們爭取權力有什麽不對，但是他無法忍受的是那些所謂的民主人士打著自由的旗號去利用工人來謀取個人權力，廣州事件就是一個非常突出的例子，在國防軍手下留情的圍攻廣州的六天時間裏，傷亡工人超過七百人，而欺騙、利用他們的那些資本家、親西方學生一共才傷亡不到十個，這是什麽比例？除了哀其不幸以外就隻有怒其不爭了。依著王財的脾氣，這四十三名議員肯定是得找個藉口收拾掉的，至於那些上了當的工人他到是沒有打算要給什麽處罰，王財相信隻要他們明白自己所選的這些議員是如何出賣了他們的信任，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於是本著這個目的，皇帝命令接管廣州城防的國防軍將參與暴*的工人與同情者都組織起來，讓這四十三名議員自己把他們所做的事情給詳細說說，說完之後便全部釋放，讓他們自己去琢磨一下。
第二卷 第二百九十五章 ：帝國憲法
從以農民為主的天京危機到以工人為核心的三省罷工，短短的半年時間裏帝國政府經歷了兩場發人深思的政治運動，這兩場看似互不相關的運動其實有著深刻在內在原因，隨著思想啟萌與工業化的推進，國民解放意識的提高、工人數量的增長都必然的導致社會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即使是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也沒有辦法阻止滾滾而來的歷史潮流，歷史的必然性促使帝國政府不得不作出深刻的反思。首先從民眾的角度來看，以前高高在上的皇帝再次表現出了親民的作風，即使在民眾大規模的衝擊下，皇室仍然堅持用採用較為緩和的方式來解決危機，在迫不得以的情況下動用國家武裝力量之後，也能對參加動亂的工人寬大處理，這讓皇室在民眾中的威望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加上政府以廣州事件為突破口，故意在工人與親西方知識分子中間製造對立，使工人重新開始回到政府一邊。
其次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朝廷的威望、國家的統一穩定得以保全，在“永不加賦”這四個字的推動下，帝國政府再次迎得了民眾的信任，政局得以迅速穩定，同時國家長期難有定論的稅製改度也在這場危機中被皇帝禦口親定，低稅收政策成為中華帝國政府貫徹始終的重要國策，第三從社會發展角度來看，皇帝陛下堅持通過稅收來調節人口增長的辦法也成為影響帝國長遠發展地重要政策。正是這項政策的出台，使帝國人口從清末的四億在不到二十年的時候裏迅速突破4.3億後增長漸漸放緩，並最終維持在六億左右的水平，人口的緩慢增長保證了就業，減輕了政府負擔，提高了新增人口的教育質量，推動了整個社會向高素質發展地進程。第四從國家政策來看，正是親歷了這場危機。感於長期戰爭給民眾造成的傷害，帝國皇帝終於將爭強爭霸地外交政策調整為和平、友好的對外政策，主動與長期對抗的西班牙政府達成和平協議，放棄了長期以來在印度問題上與英國的對抗政策，積極尋求與世界各國開展互利的交往，在堅持即有領土的基礎上，放棄擴張（南海問題除外）。並最終通過積極的外交努力實現帝國在世界問題上地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