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王財的意見完全得不到朝中大臣的支持，在這個問題上保守派、改革派與洋務派的意見完全統一，雖然他們對這個問題的切入點不同，但結果都是兩個字“反對”，但大臣們的反對於皇帝來說僅僅是一個參考，王財堅信沒有任何一位大臣了解人口過度膨脹給後世社會造成的種種不利，因此他始終相信及早製訂出限製人口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也正因為如此，王財才會在這樣一個機會下向他們臣民們宣布了他的這個決定。所幸的是老百姓根本沒有注意到人頭稅到底有什麽不妥，“永不加賦”四個字已經充份調動了他們積極性，倘若朝廷真的做到這四個字，那對於老百姓來說生活就更有盼頭了。
天京的這一場危機在皇帝與百姓進行麵對麵的溝通之後便漸漸平息下來，但就在王財自以為事情得到和平解決的時候，一場更大規模的國內鬥爭終於爆發了，如果說天京危機的主要參與者是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的話，那這一場更大規模運動的核心力量就是代表社會進步的工人了，僅僅在天京危機平息後不到一個月，上海、福州和廣州先後爆發了工人罷工，而在這三地之後，數月之間罷工風潮迅速襲卷了江蘇、福建、廣東三省的大部分工業城市，帝國重要的工業生產幾乎陷於停滯。
第二卷 第二百九十四章 ：大罷工
如果說天京危機的導火索是由稅收的不斷增加所引起的，那麽江南三省的工人罷工則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盡管王財一心想避免社會各階層的矛盾與對立，但實際上隨著西方文化思想的傳播與近代工、商業的迅速發展，工人成為帝國一個新興的階層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工人運動也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潮流，在江南各省的工廠、商鋪中都有大量從僱主手中領取薪酬的自由工人在從事著各種工作，而與此同時，大量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留學生與改革派官員也強烈要求朝廷改變唯利是圖和軍事為主的政府方針，加大社會各個階層在國家事務決策中的作用，這樣一來長期被新興資本家剝削而沒有係統保障的工人與鬱鬱不得誌的知識分子慢慢的走到了一起，主張自由、民主的激進知識分子在工人中鼓吹反剝削、反貧富懸殊、反窮兵黷武，缺少文化的工人們在這些知識分子的鼓動下也開始有了強烈的參政和改善自身處境的願望，自發的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政治性團體，他們有的聯合起來向企業主施加壓力，要求提高薪酬，增加福利，有的加入各個黨派，參加各地議政院選舉，希望在政府決策中施加一定的影響，可以說在不知不覺中，工人這個階層已經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國家的政治事務中。而這次天京危機的和平解決讓工人們也意識到向朝廷表達本階層聲音地時候到了，終於在一些激進黨派的推動下。上海最先爆發了大規模的工人罷工。
剛剛從天京危機中緩過勁兒來的帝國政府再次遇上了意料之外的危機，根據處理天京危機的經驗與朝廷一貫處理內部運動上的政策，王財雖然抽調了部分軍隊進入罷工城市維持治安，但仍然主張通過溝通地辦法來解決政府與罷工工人之間的矛盾，一連下了數道諭旨嚴令各地安撫罷工工人，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各地官員深知朝廷不願意採用武力解決內部矛盾，因此在處理這類問題上都表現出了過份地軟弱。對於工人們提出的要求基本上都是一口便答應了，實在為難的地方也是多方協調之後盡量滿足。可以說剛開始在處理罷工問題上，帝國政府從上到下都保持了最大的克製，做出了最大的讓步，但是事實證明，工人階級對政治的訴求遠遠超過了他們的天然同盟軍——農民階級，朝廷地一再讓步並沒有讓事態降溫，反而讓他們認為朝廷毫無應付此類危機的有效手段。而有越演越烈的趨勢。那些希望通過社會變革來分享權力的激進黨派和改革派官員以及部分受到朝廷廉政風暴打擊的舊官員都加入到動亂的行列中來，這兩者都希望通過動亂來謀取一定的利益，隻不過他們的目地卻是截然不同的，參雜了各種政治因素的罷工運動從一開始就註定了他們與朝廷不可能達成統一，在各種利益集團的暗中操縱下，罷工工人們提出了令人吃驚的政治訴求：要求朝廷仿照英國建立民主製度，限製皇權，設立完整權力的議會和內閣。並進行全國議會選舉，要求施行新政和民治。
當工人們這些要求被送到王財地案幾上時，皇帝陛下意識到傳統的懷柔方式已經沒有辦法平息這場震驚中外大規模工人運動了，工人們提出的各項政治主張明顯趣出了他們的知識水平，帶有清晰的第三方背景，作為朝廷來說首先不可能全部接受這些政治主張。其次就算接受了也無法在短時間內結束社會動盪，甚至有可能會造成動盪的加劇，此刻動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恢復社會穩定就成了朝廷不得不選擇的唯一方式，在日本戰事尚未結束之前，國家絕對不能有任何失去控製的社會動盪，否則在內外雙方的作用下，新興地帝國政府必將走向毀滅，而這樣地毀滅必定是深入骨髓的。於是在罷工開始後地第十天，王財以帝國皇帝，帝國國防軍統帥。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身份向全國了上諭。指責發生在江南部分省份的工人罷工是受到別有用心者挑動的非法運動，嚴令各地罷工工人在上諭後三天內恢復工作。並停止一切顛覆政府的行為，否則將以叛國罪處於極刑。同時為了安撫罷工工人，皇帝還宣布隻要遵照朝廷諭令停止罷工，那麽既往不咎，朝廷也絕不會秋後算帳，而且皇上還號召全體國民堅定信念，自覺抵製動亂。在上諭的同時，皇帝陛下命令總參調集了湖南、湖北、廣西等省駐軍乘火車迅速南下，配合江蘇、福建、廣東三省軍警嚴厲鎮壓叛亂，上諭後三天之內任何在街頭宣傳、散布罷工言論，進行聚眾集會，衝擊官府衙門，擾亂社會治安的人都將被逮捕，任何敢於反抗者軍警有權採用果斷措施。
天京的這一場危機在皇帝與百姓進行麵對麵的溝通之後便漸漸平息下來，但就在王財自以為事情得到和平解決的時候，一場更大規模的國內鬥爭終於爆發了，如果說天京危機的主要參與者是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的話，那這一場更大規模運動的核心力量就是代表社會進步的工人了，僅僅在天京危機平息後不到一個月，上海、福州和廣州先後爆發了工人罷工，而在這三地之後，數月之間罷工風潮迅速襲卷了江蘇、福建、廣東三省的大部分工業城市，帝國重要的工業生產幾乎陷於停滯。
第二卷 第二百九十四章 ：大罷工
如果說天京危機的導火索是由稅收的不斷增加所引起的，那麽江南三省的工人罷工則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盡管王財一心想避免社會各階層的矛盾與對立，但實際上隨著西方文化思想的傳播與近代工、商業的迅速發展，工人成為帝國一個新興的階層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工人運動也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潮流，在江南各省的工廠、商鋪中都有大量從僱主手中領取薪酬的自由工人在從事著各種工作，而與此同時，大量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留學生與改革派官員也強烈要求朝廷改變唯利是圖和軍事為主的政府方針，加大社會各個階層在國家事務決策中的作用，這樣一來長期被新興資本家剝削而沒有係統保障的工人與鬱鬱不得誌的知識分子慢慢的走到了一起，主張自由、民主的激進知識分子在工人中鼓吹反剝削、反貧富懸殊、反窮兵黷武，缺少文化的工人們在這些知識分子的鼓動下也開始有了強烈的參政和改善自身處境的願望，自發的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政治性團體，他們有的聯合起來向企業主施加壓力，要求提高薪酬，增加福利，有的加入各個黨派，參加各地議政院選舉，希望在政府決策中施加一定的影響，可以說在不知不覺中，工人這個階層已經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國家的政治事務中。而這次天京危機的和平解決讓工人們也意識到向朝廷表達本階層聲音地時候到了，終於在一些激進黨派的推動下。上海最先爆發了大規模的工人罷工。
剛剛從天京危機中緩過勁兒來的帝國政府再次遇上了意料之外的危機，根據處理天京危機的經驗與朝廷一貫處理內部運動上的政策，王財雖然抽調了部分軍隊進入罷工城市維持治安，但仍然主張通過溝通地辦法來解決政府與罷工工人之間的矛盾，一連下了數道諭旨嚴令各地安撫罷工工人，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各地官員深知朝廷不願意採用武力解決內部矛盾，因此在處理這類問題上都表現出了過份地軟弱。對於工人們提出的要求基本上都是一口便答應了，實在為難的地方也是多方協調之後盡量滿足。可以說剛開始在處理罷工問題上，帝國政府從上到下都保持了最大的克製，做出了最大的讓步，但是事實證明，工人階級對政治的訴求遠遠超過了他們的天然同盟軍——農民階級，朝廷地一再讓步並沒有讓事態降溫，反而讓他們認為朝廷毫無應付此類危機的有效手段。而有越演越烈的趨勢。那些希望通過社會變革來分享權力的激進黨派和改革派官員以及部分受到朝廷廉政風暴打擊的舊官員都加入到動亂的行列中來，這兩者都希望通過動亂來謀取一定的利益，隻不過他們的目地卻是截然不同的，參雜了各種政治因素的罷工運動從一開始就註定了他們與朝廷不可能達成統一，在各種利益集團的暗中操縱下，罷工工人們提出了令人吃驚的政治訴求：要求朝廷仿照英國建立民主製度，限製皇權，設立完整權力的議會和內閣。並進行全國議會選舉，要求施行新政和民治。
當工人們這些要求被送到王財地案幾上時，皇帝陛下意識到傳統的懷柔方式已經沒有辦法平息這場震驚中外大規模工人運動了，工人們提出的各項政治主張明顯趣出了他們的知識水平，帶有清晰的第三方背景，作為朝廷來說首先不可能全部接受這些政治主張。其次就算接受了也無法在短時間內結束社會動盪，甚至有可能會造成動盪的加劇，此刻動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恢復社會穩定就成了朝廷不得不選擇的唯一方式，在日本戰事尚未結束之前，國家絕對不能有任何失去控製的社會動盪，否則在內外雙方的作用下，新興地帝國政府必將走向毀滅，而這樣地毀滅必定是深入骨髓的。於是在罷工開始後地第十天，王財以帝國皇帝，帝國國防軍統帥。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身份向全國了上諭。指責發生在江南部分省份的工人罷工是受到別有用心者挑動的非法運動，嚴令各地罷工工人在上諭後三天內恢復工作。並停止一切顛覆政府的行為，否則將以叛國罪處於極刑。同時為了安撫罷工工人，皇帝還宣布隻要遵照朝廷諭令停止罷工，那麽既往不咎，朝廷也絕不會秋後算帳，而且皇上還號召全體國民堅定信念，自覺抵製動亂。在上諭的同時，皇帝陛下命令總參調集了湖南、湖北、廣西等省駐軍乘火車迅速南下，配合江蘇、福建、廣東三省軍警嚴厲鎮壓叛亂，上諭後三天之內任何在街頭宣傳、散布罷工言論，進行聚眾集會，衝擊官府衙門，擾亂社會治安的人都將被逮捕，任何敢於反抗者軍警有權採用果斷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