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藩鎮之患成為歷史上的一段事跡，則以德宗李適和憲宗李純兩朝最為顯著，他們之前朝廷對這些藩鎮無力過問，德宗開始不承認各藩鎮的世襲；憲宗則有係統的用軍事力量削平藩鎮。他們是祖孫，中間一代為順宗李誦。但是順宗即位之前，即因風疾不能發言，在位隻八個月即傳位於憲宗，與所敘無關。所以這段歷史事跡發生於李適與李純兩帝之間，在公元800年之前後約各二十年，共歷時約四十年。
中樞企圖削平各藩鎮的計劃不容易生效，是由於皇朝本身沒有兵力對付，隻能藉此削彼，讓各藩鎮看清他們除非聯合抗命，否則隻有被各個擊破。於是他們互相提倡“合縱”和“連橫”的政略和戰略，以對付長安的皇室。這種分裂運動於公元782年達到最高潮。反抗朝廷的節度使推極北的朱滔為盟主，稱大冀王，其他各稱趙、魏、齊王。至此他們也還是隻有宣告獨立，尚無向唐室進兵的準備。直到李希烈於783年從淮西（今日河南之東南角）攻占襄陽和開封威脅洛陽，稱楚帝，才使朝廷震動。朱滔之兄朱此，過去曾自動的提倡尊王攘夷率領唐兵與土蕃作戰，這時閑居在長安。德宗也相信他與各人的叛變無關。不料有一支從西北調來戡亂的軍隊在長安叛變，他們與朱此有舊，也推戴朱此為他們的首領。於是德宗倉皇出走，避難長安西約二百裏的奉天。朱此在長安稱秦帝，且曾一度圍攻奉天。
德宗接受了陸贄的建議，對造反各臣除朱此暴犯陵寢不赦之外，其他全部赦免。他在784年所下製稱：“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鹹以勛舊，各守藩維，朕撫禦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並所管將吏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此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勛，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不久李希烈被部下毒斃，朱此兵敗之後落荒而走被殺，朱滔亦氣綏而死。隻是他們的失敗，並不能算是德宗的成功。各藩或子孫替代；或為自己的部屬取而代之，其獨立與分化的情形如故。有的一家割據一鎮達十世以上，歷時數十年之久。德宗則“自經憂患，服為姑息”。
憲宗實際上繼德宗登極。他在祖父行退讓政策二十年後又發動削藩。西川節度使劉辟驕騫，憲宗派兵討伐後將他削職。夏綏留後和鎮海節度使拒命反都被斬首。隻是憲宗鑑於德宗之失，行動比較穩健。不在兩線作戰，不令意存觀望的藩鎮事先發生疑懼。他之平淮西，費時五年，最後指揮戰局的司令官於雪夜行軍出敵不意將對方一鼓成擒。819年平盧（今日山東）之李師道反，其部下叛變將之檻送京師，至此為唐代削藩事業之最高峰。元和一朝（憲宗年號）唐室號稱中興。然則好景不長，翌年憲宗李純即為宦官所弒。後來德宗想要加強中樞的軍事力量，組織“神策軍”，以宦官統領之，初時不過保衛宮廷，隻因神策軍的給養補給遠較其他部隊為優，於是很多邊軍，自願“遙隸”神策。朝廷又常派宦官為“監軍使”去視察其他部隊，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憲宗末年據說常服金丹性情暴躁，才有這樣的結局。
藩鎮的問題，牽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處置所能解決。憲宗死後才幾個月朝廷派往成德與幽州的節度使，或被叛軍謀殺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亂也無成效。於是長安的政府再度承認現實，讓河朔三鎮自行其是。至此全國劃分為四十個到五十個“道”，其疆域數目也經常變更。各地節度使實際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異。所以藩鎮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隻是長安的朝廷內宦官廢立君主，朋黨混淆政局，茲後還要麵臨流寇之如黃巢者，本身就不能作主，也不能視藩鎮為“患”為“禍”了。
現存有關藩鎮之患或藩鎮之禍的資料，大抵根據“朝代歷史”的眼光寫成。我們在一千兩百年後，如果將過去的限製全部推翻，首先質問唐朝中葉之後是否應當繼續存在，甚至中國在第九世紀是否應當保全統一的局麵，不以成例視作當然，對於藩鎮問題必有不同的看法。
公元780年德宗用楊炎之計，行“兩稅製”，等於放棄以往均田、租、庸、調、府兵等等“間架性設計”的組織與製度。唐朝初年的興旺，由於起先地廣人稀，下層結構緊湊簡單。於是繼太宗李世民之後，武後則天及玄宗李隆基初年大規模的組成新官僚體係，擯斥巨家大室的力量，將地方官的職權推得到廣泛的區域。其執行時全靠由上向下派定的一套數學公式。其宗旨與傳統的君主製度，真理由上至下的習慣符合（唐朝的皇帝都稱聖人），也和官僚製度所提倡的不相出入。
隻是經濟蒸蒸日上，人口移動，各地區條件參差不齊，技術管製的因素也趨繁複。這種種變態，也正是以間架性相始終的文官組織力不能及之處。玄宗一代宇文融的括戶政策已經使官僚集團和團結動搖，東南的物資由水運至長安，便開爭鬥之門，邊軍用募兵，購馬戰馬又要切實顧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軍事配備脫離中央掌握，其基本的原因，則是在極權政治之下，統計數字與真理由上作主。如果以農村組織為單位，其所控製的即有不盡不實之處，易為一村一地容納遮蔽，不致牽一髮而動全身。一到人員與物資叢集，各種因素互為關聯則其權利與義務無法交代時，必在組織中發生分裂作用。
中樞企圖削平各藩鎮的計劃不容易生效，是由於皇朝本身沒有兵力對付，隻能藉此削彼，讓各藩鎮看清他們除非聯合抗命，否則隻有被各個擊破。於是他們互相提倡“合縱”和“連橫”的政略和戰略，以對付長安的皇室。這種分裂運動於公元782年達到最高潮。反抗朝廷的節度使推極北的朱滔為盟主，稱大冀王，其他各稱趙、魏、齊王。至此他們也還是隻有宣告獨立，尚無向唐室進兵的準備。直到李希烈於783年從淮西（今日河南之東南角）攻占襄陽和開封威脅洛陽，稱楚帝，才使朝廷震動。朱滔之兄朱此，過去曾自動的提倡尊王攘夷率領唐兵與土蕃作戰，這時閑居在長安。德宗也相信他與各人的叛變無關。不料有一支從西北調來戡亂的軍隊在長安叛變，他們與朱此有舊，也推戴朱此為他們的首領。於是德宗倉皇出走，避難長安西約二百裏的奉天。朱此在長安稱秦帝，且曾一度圍攻奉天。
德宗接受了陸贄的建議，對造反各臣除朱此暴犯陵寢不赦之外，其他全部赦免。他在784年所下製稱：“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鹹以勛舊，各守藩維，朕撫禦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並所管將吏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此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勛，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不久李希烈被部下毒斃，朱此兵敗之後落荒而走被殺，朱滔亦氣綏而死。隻是他們的失敗，並不能算是德宗的成功。各藩或子孫替代；或為自己的部屬取而代之，其獨立與分化的情形如故。有的一家割據一鎮達十世以上，歷時數十年之久。德宗則“自經憂患，服為姑息”。
憲宗實際上繼德宗登極。他在祖父行退讓政策二十年後又發動削藩。西川節度使劉辟驕騫，憲宗派兵討伐後將他削職。夏綏留後和鎮海節度使拒命反都被斬首。隻是憲宗鑑於德宗之失，行動比較穩健。不在兩線作戰，不令意存觀望的藩鎮事先發生疑懼。他之平淮西，費時五年，最後指揮戰局的司令官於雪夜行軍出敵不意將對方一鼓成擒。819年平盧（今日山東）之李師道反，其部下叛變將之檻送京師，至此為唐代削藩事業之最高峰。元和一朝（憲宗年號）唐室號稱中興。然則好景不長，翌年憲宗李純即為宦官所弒。後來德宗想要加強中樞的軍事力量，組織“神策軍”，以宦官統領之，初時不過保衛宮廷，隻因神策軍的給養補給遠較其他部隊為優，於是很多邊軍，自願“遙隸”神策。朝廷又常派宦官為“監軍使”去視察其他部隊，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憲宗末年據說常服金丹性情暴躁，才有這樣的結局。
藩鎮的問題，牽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處置所能解決。憲宗死後才幾個月朝廷派往成德與幽州的節度使，或被叛軍謀殺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亂也無成效。於是長安的政府再度承認現實，讓河朔三鎮自行其是。至此全國劃分為四十個到五十個“道”，其疆域數目也經常變更。各地節度使實際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異。所以藩鎮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隻是長安的朝廷內宦官廢立君主，朋黨混淆政局，茲後還要麵臨流寇之如黃巢者，本身就不能作主，也不能視藩鎮為“患”為“禍”了。
現存有關藩鎮之患或藩鎮之禍的資料，大抵根據“朝代歷史”的眼光寫成。我們在一千兩百年後，如果將過去的限製全部推翻，首先質問唐朝中葉之後是否應當繼續存在，甚至中國在第九世紀是否應當保全統一的局麵，不以成例視作當然，對於藩鎮問題必有不同的看法。
公元780年德宗用楊炎之計，行“兩稅製”，等於放棄以往均田、租、庸、調、府兵等等“間架性設計”的組織與製度。唐朝初年的興旺，由於起先地廣人稀，下層結構緊湊簡單。於是繼太宗李世民之後，武後則天及玄宗李隆基初年大規模的組成新官僚體係，擯斥巨家大室的力量，將地方官的職權推得到廣泛的區域。其執行時全靠由上向下派定的一套數學公式。其宗旨與傳統的君主製度，真理由上至下的習慣符合（唐朝的皇帝都稱聖人），也和官僚製度所提倡的不相出入。
隻是經濟蒸蒸日上，人口移動，各地區條件參差不齊，技術管製的因素也趨繁複。這種種變態，也正是以間架性相始終的文官組織力不能及之處。玄宗一代宇文融的括戶政策已經使官僚集團和團結動搖，東南的物資由水運至長安，便開爭鬥之門，邊軍用募兵，購馬戰馬又要切實顧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軍事配備脫離中央掌握，其基本的原因，則是在極權政治之下，統計數字與真理由上作主。如果以農村組織為單位，其所控製的即有不盡不實之處，易為一村一地容納遮蔽，不致牽一髮而動全身。一到人員與物資叢集，各種因素互為關聯則其權利與義務無法交代時，必在組織中發生分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