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從各種跡象看來，邊防司令官之稱節度使者，兼管民政，靠自己的機智和統禦經理的能力買馬招兵，屯糧製械。除了少數情形之下由中央政府津貼外，一般以防區自給自足為原則。越像安祿山這樣的人物，“解六蕃語，為互市牙郎”，越能看透地方的詳情，洞悉人力和物資之所在及徵集方法。玄宗也不是糊塗蟲，他早知道安祿山能幹，足以獨當東北軍事之一麵。隻是他的功效愈高，也愈不容易替代。皇帝愈是屈折自己去奉承他，更被人家看出安祿山必反。
這當中也產生一個國防組織與文官官僚組織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勢：邊防著重實際情形，以唐代北方遊牧民族之盛，防區以疆域大、資源活用為有利（安祿山外其他節度使也是一個統轄數區）。司令官以職業化，長久留任，與當地民情風土融洽才有功效。簡而言之，這是一種需要組織重點，能夠發揮迅速確實的功效的一種結構。全國官僚機構的組織則先以仁義道德的立場，造成行政的邏輯，一意保全大體，願意犧牲局部。在這種前提之下，人事關係之合宜，超過對工作效率的需要，又要注意淳樸雷同各種職位互相轉讓互相交換，不容許任何一方麵突飛猛進。即在安祿山叛變之前，這兩種組織精神相反，已經有了不能並存的趨向。例如王忠嗣和牛仙客都在邊區表現才幹，回頭到長安卻被貶屈或不如意。張守圭在幽州掩飾戰敗。鮮於仲通討南詔大敗也有楊國忠為他掩飾，反敘戰功。即是前述抵抗安祿山的戰略失宜，也仍因軍事方麵的部署，先要滿足政治需要之故。所以安史之亂可以看作這兩種體係的衝突所引起的一場變亂。
長安的政府也早洞悉這中間的蹊蹺。李林甫為相的時代，就開始以文人在京“遙領”節度使，而在當地另由武臣實際掌握一切。隻是這種辦法，隻能裝飾門麵，不能消釋內在的衝突。至於“蕃將”，則不是問題的重心。他們的出現無非顯示官僚機構與軍事組織格不相入。以外國人任高級將領，反可以緩和政治上的摩擦。高仙芝為高麗人，李光弼為契丹人，哥舒翰為突厥人，並沒有因此滋事。
至於安史之亂經過七年多，則可見得擁蕃兵造反，易放難收，當日作戰的方式是縱容士兵掠奪，一經開始，也不可能由高級的意旨結束。雖然原始資料沒有適當的紀述，我們也可以想像安慶緒著人謀殺安祿山，史思明之殺安慶緒，史朝義之殺史思明和李懷仕殺史朝義不僅是信人恩怨，而是叛軍的組織中必包含著多少的矛盾。這也和李唐皇朝內種種黑幕相似。肅宗作太子時，就受玄宗猜忌。他雖在光復長安之後，迎太上皇還都，但是後來聽任宦官李輔國之議，遷太上皇於西內。《新唐書》的“宦者列傳”即說“玄宗以遷崩”。官方的紀載則是玄宗與肅幾乎同時去世，相去隻十二日。這還不算，代宗李預之即位也要殺張皇後除宦官李輔國。此類事情既重疊不斷的發生，我們也不能僅是埋怨人心不好。而必須指出中國傳統政治，所想控製的過於龐大，引用的原則過於簡單，當中籠罩著很多不盡不實之處，真有人事衝突時無法圜轉，而隻有起極端，甚至親屬也成世仇。
我們在一千兩百多年之後，也可以看出安祿山的叛變，表麵是被剿滅，實際上是兩敗俱傷。唐朝的文官製度，經過武後和玄宗間的慘澹經營，漸有頭緒，東南的物資，至此也能供應朝廷所在的地區，但是企圖組織北方的國防線的計劃，卻經過此次變亂而永遠無法實現。安祿山叛變的根據地，有如《新唐書》所說：“付授叛將，護養孽萌”，“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有了這段事實，再加上以後五百餘年的歷史紀錄，我們也可以相像安史之亂不僅是當日“九重城闕煙塵生”，而是隨著這次事變呈現了一串嚴重的問題：中國的後方，有如裴耀卿對玄宗所說：“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而北方的國防組織，則因為戰馬的需要，光是“精密耕作”不能保證其供應，而必須配入“廣泛農業”，也就是要包含畜牧。因其範圍之大，也不能不以少數民族作為組織上主要成分之一。這兩種體製，是否能夠共存？是否能受同一中樞掌握？而這同一的中樞是否即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組成？“大歷史”所提及的“第二帝國”，包括隋唐五代和宋。其歷史的重心所在則是解答這一類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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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藩鎮之禍”的真麵目
我們從小學歷史，都知道唐朝有“藩鎮之禍”。但是對其實際情形則又茫然。我想今日一般讀者的觀感，大致仍如此。其原因則是大批讀物缺乏緊湊的綜合敘述，隻是提出一大堆人名地名，使讀者無所適從。而且很多古籍上的觀點，已不符合現代的眼光。現在讓我作一段簡單的介紹：
所謂藩鎮之患，開始於安祿山叛變之後。起先隻有“河朔三鎮”，此即是廬龍（今日北京及沿長城一帶）、成德（稍南與山西毗鄰的地區）和魏博（渤海灣迄黃河以北）。每一個鎮（有時也混稱為“道”）轄五、六州或十餘州，約占今日三分之一個行省的麵積。每一個鎮的首長即是“節度使”，也就是軍事首長，兼理稅收民政。安史之亂既平，朝廷無力追究其組織係統，隻讓一批降將，統率這些地區。於是這些地盤，都成世襲。各使在境內自派州縣官，自行徵兵抽稅。他們一離開任所，就自派“留後”，也等於副長官和繼承人。有時他們也用進貢的方式，向朝廷呈獻一部物資，但是稅收及其軍製，則自行勘定。其中也有軍士驅逐他們的領導人物自立首長的情事，唐朝皇帝也隻好事後追認。而這種獨立及分化的運動，延布到今日之山東、河南及安徽邊境，甚至長江以南的浙江和四川也有節度使乘朝廷軟弱而效尤。
這當中也產生一個國防組織與文官官僚組織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勢：邊防著重實際情形，以唐代北方遊牧民族之盛，防區以疆域大、資源活用為有利（安祿山外其他節度使也是一個統轄數區）。司令官以職業化，長久留任，與當地民情風土融洽才有功效。簡而言之，這是一種需要組織重點，能夠發揮迅速確實的功效的一種結構。全國官僚機構的組織則先以仁義道德的立場，造成行政的邏輯，一意保全大體，願意犧牲局部。在這種前提之下，人事關係之合宜，超過對工作效率的需要，又要注意淳樸雷同各種職位互相轉讓互相交換，不容許任何一方麵突飛猛進。即在安祿山叛變之前，這兩種組織精神相反，已經有了不能並存的趨向。例如王忠嗣和牛仙客都在邊區表現才幹，回頭到長安卻被貶屈或不如意。張守圭在幽州掩飾戰敗。鮮於仲通討南詔大敗也有楊國忠為他掩飾，反敘戰功。即是前述抵抗安祿山的戰略失宜，也仍因軍事方麵的部署，先要滿足政治需要之故。所以安史之亂可以看作這兩種體係的衝突所引起的一場變亂。
長安的政府也早洞悉這中間的蹊蹺。李林甫為相的時代，就開始以文人在京“遙領”節度使，而在當地另由武臣實際掌握一切。隻是這種辦法，隻能裝飾門麵，不能消釋內在的衝突。至於“蕃將”，則不是問題的重心。他們的出現無非顯示官僚機構與軍事組織格不相入。以外國人任高級將領，反可以緩和政治上的摩擦。高仙芝為高麗人，李光弼為契丹人，哥舒翰為突厥人，並沒有因此滋事。
至於安史之亂經過七年多，則可見得擁蕃兵造反，易放難收，當日作戰的方式是縱容士兵掠奪，一經開始，也不可能由高級的意旨結束。雖然原始資料沒有適當的紀述，我們也可以想像安慶緒著人謀殺安祿山，史思明之殺安慶緒，史朝義之殺史思明和李懷仕殺史朝義不僅是信人恩怨，而是叛軍的組織中必包含著多少的矛盾。這也和李唐皇朝內種種黑幕相似。肅宗作太子時，就受玄宗猜忌。他雖在光復長安之後，迎太上皇還都，但是後來聽任宦官李輔國之議，遷太上皇於西內。《新唐書》的“宦者列傳”即說“玄宗以遷崩”。官方的紀載則是玄宗與肅幾乎同時去世，相去隻十二日。這還不算，代宗李預之即位也要殺張皇後除宦官李輔國。此類事情既重疊不斷的發生，我們也不能僅是埋怨人心不好。而必須指出中國傳統政治，所想控製的過於龐大，引用的原則過於簡單，當中籠罩著很多不盡不實之處，真有人事衝突時無法圜轉，而隻有起極端，甚至親屬也成世仇。
我們在一千兩百多年之後，也可以看出安祿山的叛變，表麵是被剿滅，實際上是兩敗俱傷。唐朝的文官製度，經過武後和玄宗間的慘澹經營，漸有頭緒，東南的物資，至此也能供應朝廷所在的地區，但是企圖組織北方的國防線的計劃，卻經過此次變亂而永遠無法實現。安祿山叛變的根據地，有如《新唐書》所說：“付授叛將，護養孽萌”，“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有了這段事實，再加上以後五百餘年的歷史紀錄，我們也可以相像安史之亂不僅是當日“九重城闕煙塵生”，而是隨著這次事變呈現了一串嚴重的問題：中國的後方，有如裴耀卿對玄宗所說：“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而北方的國防組織，則因為戰馬的需要，光是“精密耕作”不能保證其供應，而必須配入“廣泛農業”，也就是要包含畜牧。因其範圍之大，也不能不以少數民族作為組織上主要成分之一。這兩種體製，是否能夠共存？是否能受同一中樞掌握？而這同一的中樞是否即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組成？“大歷史”所提及的“第二帝國”，包括隋唐五代和宋。其歷史的重心所在則是解答這一類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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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藩鎮之禍”的真麵目
我們從小學歷史，都知道唐朝有“藩鎮之禍”。但是對其實際情形則又茫然。我想今日一般讀者的觀感，大致仍如此。其原因則是大批讀物缺乏緊湊的綜合敘述，隻是提出一大堆人名地名，使讀者無所適從。而且很多古籍上的觀點，已不符合現代的眼光。現在讓我作一段簡單的介紹：
所謂藩鎮之患，開始於安祿山叛變之後。起先隻有“河朔三鎮”，此即是廬龍（今日北京及沿長城一帶）、成德（稍南與山西毗鄰的地區）和魏博（渤海灣迄黃河以北）。每一個鎮（有時也混稱為“道”）轄五、六州或十餘州，約占今日三分之一個行省的麵積。每一個鎮的首長即是“節度使”，也就是軍事首長，兼理稅收民政。安史之亂既平，朝廷無力追究其組織係統，隻讓一批降將，統率這些地區。於是這些地盤，都成世襲。各使在境內自派州縣官，自行徵兵抽稅。他們一離開任所，就自派“留後”，也等於副長官和繼承人。有時他們也用進貢的方式，向朝廷呈獻一部物資，但是稅收及其軍製，則自行勘定。其中也有軍士驅逐他們的領導人物自立首長的情事，唐朝皇帝也隻好事後追認。而這種獨立及分化的運動，延布到今日之山東、河南及安徽邊境，甚至長江以南的浙江和四川也有節度使乘朝廷軟弱而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