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因為這種人口移動的壓力，南方的水田，才能普遍的開發。《晉書》食貨誌所稱“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就表現出了這種開拓處女地的一般趨向。隻是“火耕水耨”，先用燒荒的方式，次用水灌溉，並且以大量的人力用以除芟，才能逐漸將粗疏耕作方式進而為精密耕作。
北方的種族複雜，也不容易使政局穩定。“五胡亂華”時的少數民族領袖，率多漢化，並且很多帶有漢人血統。因為漢朝除武帝時代之外，“和親政策”總在若斷若續的進行，匈奴劉淵之姓劉，不無根據。漢末袁紹即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烏丸豪酋。魏晉以降，越種通婚的更為普遍。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一女妻素怒延。後將軍韓據女為段匹彈“兒妾”。劉琨為晉朝的司空，他與段匹彈的關係雖沒有言明，但是彈“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晉惠帝除賈後外，又立羊後，她也是名門女，後來劉曜陷洛陽，也立她為後，“有殊寵，頗與政事。”她生有曜子三人，長子熙為劉曜的繼承人。羯人石季龍“大發百姓子二十以下十三以上萬餘，以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這種趨勢不斷的繼續。到後來北魏拓跋氏的皇室實為漢人，而隋文帝唐高祖等人物也有混血背景。隻是上層的通婚不算，下層一般人民也需要在這大熔爐裏混合，並且遊牧民族，也要放棄他們的生活習慣成為安土重遷的農民，這“同化”的程度，才算貫徹，因之過渡期間必費時許久。
東漢之覆亡，“兼併”占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當日徵兵納稅，以“戶”為對象。“口”以戶為轉移。兼併一行，失田的農民若不成為流民，即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個大家庭成為“部曲”，地方官員對其豪宗大戶無法應付。魏晉南北朝之世族也由來於此。我們翻開《晉書》卷30至卷86，其中列有542人之傳記，除其中段匹彈為鮮卑酋長不計外，晉朝重要人物，幾乎一網打盡，其傳記中敘及祖先曾為顯官我們可以斷定其為世族者159人，其子弟又在朝中顯著的215人，司馬皇家的宗室105人，而不屬於以上，我們概稱之為出身貧寒的隻62人，可見得大家巨室的力量雄厚，其社會狀況必與中國傳統的理想－－由皇帝直接向大批小自耕農徵兵抽稅，不受豪強幹預情形大有出入。
當日商業財富尚未展開，商人資產，也無保障。例如西晉以顯官而成巨富的石崇，則因其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客商，致富不貲”，有家奴八百人。農業上的財富，則無非出於地產及勞動力，兼併一行，即枯竭政府的財源與兵員。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則是在淝水之戰立功的謝玄，三傳而至孫子謝靈運，為詩賦名家。《宋書》說及他“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於公元433年為宋帝所誅。這一方麵表示傳統社會裏財政稅收全在“周禮式”及“李悝式”的辦法支配下，私人財產無從合法的積累，一方麵則又表示官僚機構的行政效率受兼併的限製。流亡政府的小朝廷，更受巨家大室的壟斷，雖然迭換朝代，也仍無中興跡象。
華北除了遊牧民族的醞釀外，也有類似的情形，他們尚有自動設防不受節製情事。例如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太原迄北有設防的村落三百餘，包括“胡，晉”人口十餘萬戶。400年前後，關中有堡壁三千餘所，他們推戴統主，相率結盟，《魏書》食貨誌則說在北魏486年立“三長”以前“禁網疏闊，民多逃隱”，並且“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這樣下層機構沒有改變，中國無統一的可能。
所以383年謝安謝玄與苻堅苻融的對峙，縱加上朱序的穿插，隻確定了南北朝的長期分裂，這次戰役卻不是構成分裂的主因。以後的發展也證明中國的重新統一必待人口相次固定，胡漢種族的界線逐漸漠減，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壓製，才能成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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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北魏拓跋氏
公元5世紀之末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漢化運動，舉措奇特，為中外歷史所罕見。他於公元493年決意遷都洛陽，翌年頒詔施行。他又禁胡服斷鮮卑語，若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者”，免官。他自己本姓拓跋，至此改姓為元。其他鮮卑慕容尉遲等姓氏，也一律改為單音漢姓。元宏生於公元467年，4歲登極。他從小由文明太皇太後撫養，所以做皇帝的前20年，朝事也由她掌權，這位太皇太後，照頭銜看應當是老態龍鍾，而實際上她開始臨朝聽政時，似乎未滿30歲。她的家世可追溯到北燕馮家，也是“五胡十六國”期中漢人創立的朝廷之一。後來元宏的兩位皇後也是馮家女，他又以“絕同姓之娶”為名，令他的六位皇弟一體與他朝中漢人顯官聯婚，其配偶也由皇帝禦前指派，有如“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季弟北海王詳，可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這半打皇弟以前所娶，則一律降為妾媵。
從長遠歷史觀點看來：這段史跡隻是北魏拓跋民族在中國活動的尾聲，公元220年秦漢之“第一帝國”崩潰而隋唐宋之“第二帝國”尚未興起時，這少數民族對中國的再度統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而且在微妙的階段內，又由一位有神秘性的女人作主。可見得歷史的演進，有時令人莫測高深。隻是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也不是當時人所能親身預測。還待千百年後，由我們把一些表麵看來不相關的事跡前後聯貫，才得剴切。
北方的種族複雜，也不容易使政局穩定。“五胡亂華”時的少數民族領袖，率多漢化，並且很多帶有漢人血統。因為漢朝除武帝時代之外，“和親政策”總在若斷若續的進行，匈奴劉淵之姓劉，不無根據。漢末袁紹即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烏丸豪酋。魏晉以降，越種通婚的更為普遍。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一女妻素怒延。後將軍韓據女為段匹彈“兒妾”。劉琨為晉朝的司空，他與段匹彈的關係雖沒有言明，但是彈“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晉惠帝除賈後外，又立羊後，她也是名門女，後來劉曜陷洛陽，也立她為後，“有殊寵，頗與政事。”她生有曜子三人，長子熙為劉曜的繼承人。羯人石季龍“大發百姓子二十以下十三以上萬餘，以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這種趨勢不斷的繼續。到後來北魏拓跋氏的皇室實為漢人，而隋文帝唐高祖等人物也有混血背景。隻是上層的通婚不算，下層一般人民也需要在這大熔爐裏混合，並且遊牧民族，也要放棄他們的生活習慣成為安土重遷的農民，這“同化”的程度，才算貫徹，因之過渡期間必費時許久。
東漢之覆亡，“兼併”占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當日徵兵納稅，以“戶”為對象。“口”以戶為轉移。兼併一行，失田的農民若不成為流民，即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個大家庭成為“部曲”，地方官員對其豪宗大戶無法應付。魏晉南北朝之世族也由來於此。我們翻開《晉書》卷30至卷86，其中列有542人之傳記，除其中段匹彈為鮮卑酋長不計外，晉朝重要人物，幾乎一網打盡，其傳記中敘及祖先曾為顯官我們可以斷定其為世族者159人，其子弟又在朝中顯著的215人，司馬皇家的宗室105人，而不屬於以上，我們概稱之為出身貧寒的隻62人，可見得大家巨室的力量雄厚，其社會狀況必與中國傳統的理想－－由皇帝直接向大批小自耕農徵兵抽稅，不受豪強幹預情形大有出入。
當日商業財富尚未展開，商人資產，也無保障。例如西晉以顯官而成巨富的石崇，則因其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客商，致富不貲”，有家奴八百人。農業上的財富，則無非出於地產及勞動力，兼併一行，即枯竭政府的財源與兵員。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則是在淝水之戰立功的謝玄，三傳而至孫子謝靈運，為詩賦名家。《宋書》說及他“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於公元433年為宋帝所誅。這一方麵表示傳統社會裏財政稅收全在“周禮式”及“李悝式”的辦法支配下，私人財產無從合法的積累，一方麵則又表示官僚機構的行政效率受兼併的限製。流亡政府的小朝廷，更受巨家大室的壟斷，雖然迭換朝代，也仍無中興跡象。
華北除了遊牧民族的醞釀外，也有類似的情形，他們尚有自動設防不受節製情事。例如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太原迄北有設防的村落三百餘，包括“胡，晉”人口十餘萬戶。400年前後，關中有堡壁三千餘所，他們推戴統主，相率結盟，《魏書》食貨誌則說在北魏486年立“三長”以前“禁網疏闊，民多逃隱”，並且“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這樣下層機構沒有改變，中國無統一的可能。
所以383年謝安謝玄與苻堅苻融的對峙，縱加上朱序的穿插，隻確定了南北朝的長期分裂，這次戰役卻不是構成分裂的主因。以後的發展也證明中國的重新統一必待人口相次固定，胡漢種族的界線逐漸漠減，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壓製，才能成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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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北魏拓跋氏
公元5世紀之末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漢化運動，舉措奇特，為中外歷史所罕見。他於公元493年決意遷都洛陽，翌年頒詔施行。他又禁胡服斷鮮卑語，若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者”，免官。他自己本姓拓跋，至此改姓為元。其他鮮卑慕容尉遲等姓氏，也一律改為單音漢姓。元宏生於公元467年，4歲登極。他從小由文明太皇太後撫養，所以做皇帝的前20年，朝事也由她掌權，這位太皇太後，照頭銜看應當是老態龍鍾，而實際上她開始臨朝聽政時，似乎未滿30歲。她的家世可追溯到北燕馮家，也是“五胡十六國”期中漢人創立的朝廷之一。後來元宏的兩位皇後也是馮家女，他又以“絕同姓之娶”為名，令他的六位皇弟一體與他朝中漢人顯官聯婚，其配偶也由皇帝禦前指派，有如“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季弟北海王詳，可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這半打皇弟以前所娶，則一律降為妾媵。
從長遠歷史觀點看來：這段史跡隻是北魏拓跋民族在中國活動的尾聲，公元220年秦漢之“第一帝國”崩潰而隋唐宋之“第二帝國”尚未興起時，這少數民族對中國的再度統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而且在微妙的階段內，又由一位有神秘性的女人作主。可見得歷史的演進，有時令人莫測高深。隻是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也不是當時人所能親身預測。還待千百年後，由我們把一些表麵看來不相關的事跡前後聯貫，才得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