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91年的衝突，賈後勝利。楊駿以造反被討，死於馬廄，太後被廢。但是不旋踵間，後又與汝南王衝突，乃指使楚王司馬瑋殺之，這才除去八王之一。再之楚王又以矯詔罪被誅，太後也被弒。又近十年，公元300年，賈後殺太子，趙王倫起兵反，誅後，並且廢司馬衷而稱帝。至此則有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身死。繼之又引起齊王同，成都王穎和河間王遇的聯合軍事行動。他們的復辟成功，趙王被賜死。302年齊王同又有擅權模樣，由河間王遇指使長沙王義殺之。以後戰事由洛陽波及長安，成都王穎自縊死，河間王遇為南陽王模所殺，長沙王義為東海王越所殺，東海王越則為討喝人石勒時戰死。自賈後參政起，至惠帝306年中毒身故，前後16年，戰事波及今日之山東，河北，河南，陝西，各王動員時，有稱二十萬者，有稱七萬者。每次戰役死者以萬計，其詳細經過，無法綜合梗概敘述。而五胡十六國開始於此時。304年匈奴之劉淵初從成都王司馬穎起兵，不久就自稱漢王。一時從他的，“二旬之間，餘已五萬”。至311年他的族子劉曜陷洛陽“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
這些史跡已經不能以短時間片麵的解釋，也不能以歷史舞台人物的賢愚不肖去概括全部經過。有如五胡十六國的“蠻酋”，如劉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遊，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萬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劉曜則“善屬文，工草隸”。又立太學及小學，“選朝賢宿儒明經實學以教之。”石勒令僚屬“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石季龍“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慕容光對“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苻堅“起明堂”，“親耕藉田，妻苟氏親蠶於近郊。”又“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並且他們討論國計民生時都以經史詩書作註腳，就算全部由文臣綴飾而成，也不能算是“亂華”，反而表現他們想利用傳統辦法，收拾殘局，可惜後來也都統統失敗。
我們從長時期大眼光看來，秦漢的大帝國（從大歷史的觀點看來也可稱為“第一帝國”）在公元220年後已無可改組修正，隻能重起爐灶的再造。問題不僅在朝廷的高層機構，而在民間的低層機構。過去以小自耕農作基礎而組成的農村經濟，適合於官僚機構的統治，因為彼此都是簡單而雷同，不致偏畸繁複。一到人文進步，郡縣的官僚即無從措手，也不知道要尊重財產權，以保持社會秩序，或是以道德名義法外抑製豪強。地產歸併之後最重要的問題尚不是所謂“剝削”，而是產生“流民”，一遇饑荒，更無法賑濟。所以曹操平河北，也“重豪強兼併之法”，重申“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隻是這時中原鼎沸，已無法恢復原狀，魏蜀吳三國之首創者曹操，劉備，孫堅，都以在揚州淮泗下邳一帶募兵起家，也就是在中原的邊際，還沒有被災荒損害至大的地方吸收過剩人口，投入戰鬥，這樣更使民政部不可收拾。《晉書》食貨誌裏所說“袁紹軍人皆資椹棗，袁術戰士取給嬴蒲”，也就是說驅饑民作戰，他們隻能采樹上桑實捉田裏蜃蛤之類果腹。即使有眼光的軍事領袖，其補救的辦法，也不過是“屯田”，也就是“出戰入耕”，談不上規復民間經濟，使吏治和稅收都上軌道。三國紛爭的期間，很多軍事首領的家屬也隨軍進出，可見得全國流動性之大。劉備之至當陽，“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也就表示大量難民，混入行列。司馬懿對曹操說：“荊楚輕脫，易動難安”，則指出中樞地帶的人民，南北奔波，不容易固定。
這種情形至晉朝未止，有如3世紀之末關西饑民“流移就穀”，自漢中而入蜀，他們設柵作壁，推戴巴人李特為主，就屢敗“八王”之一的河間王遇所指揮的部隊。
這時候晉武帝司馬炎以裴秀原來的設計行“五等封建之旨”，也待解釋。中國商周之間的封建，西歐中世紀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之“幕藩”和“大名”，並不是由中央政府設計，全盤指令下屬照辦。而是低層機構裏的農業社會，已漸具以各地方為主，自給自足的平衡趨勢，此時高級權威以分疆祚土的方針，賦與上層組織，則彼此各得其所，其軍備之限製，也容易做到，並無對一個極端流動的社會強迫其固定的道理。晉朝甫行封建，就將各王調來調去，又給他們以不同的頭銜，加派軍事任務。八王之亂時稱“帶甲百萬”。其虛實不論，我們也可以想像其封建無實，各地流民甚多，諸王也適逢其會，隻要他們予以口實與組織，就不怕沒有參加廝殺的人員了。
我們再看賈後之亂和八王之亂時的天災：賈後於公元291年專政。294年，大飢。295年，荊揚兗豫青徐大水。296年，關中飢，大疫，荊揚二州大水。297年，雍秦二州大旱疫疾，關中飢。298年，荊豫作揚冀大水。301年郡國十二旱六蝗。302年兗豫徐冀四州大水。309年全國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最後一段有誇大的趨向）。這種紀錄即在多災多難的中國，也不平常。
這些史跡已經不能以短時間片麵的解釋，也不能以歷史舞台人物的賢愚不肖去概括全部經過。有如五胡十六國的“蠻酋”，如劉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遊，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萬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劉曜則“善屬文，工草隸”。又立太學及小學，“選朝賢宿儒明經實學以教之。”石勒令僚屬“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石季龍“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慕容光對“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苻堅“起明堂”，“親耕藉田，妻苟氏親蠶於近郊。”又“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並且他們討論國計民生時都以經史詩書作註腳，就算全部由文臣綴飾而成，也不能算是“亂華”，反而表現他們想利用傳統辦法，收拾殘局，可惜後來也都統統失敗。
我們從長時期大眼光看來，秦漢的大帝國（從大歷史的觀點看來也可稱為“第一帝國”）在公元220年後已無可改組修正，隻能重起爐灶的再造。問題不僅在朝廷的高層機構，而在民間的低層機構。過去以小自耕農作基礎而組成的農村經濟，適合於官僚機構的統治，因為彼此都是簡單而雷同，不致偏畸繁複。一到人文進步，郡縣的官僚即無從措手，也不知道要尊重財產權，以保持社會秩序，或是以道德名義法外抑製豪強。地產歸併之後最重要的問題尚不是所謂“剝削”，而是產生“流民”，一遇饑荒，更無法賑濟。所以曹操平河北，也“重豪強兼併之法”，重申“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隻是這時中原鼎沸，已無法恢復原狀，魏蜀吳三國之首創者曹操，劉備，孫堅，都以在揚州淮泗下邳一帶募兵起家，也就是在中原的邊際，還沒有被災荒損害至大的地方吸收過剩人口，投入戰鬥，這樣更使民政部不可收拾。《晉書》食貨誌裏所說“袁紹軍人皆資椹棗，袁術戰士取給嬴蒲”，也就是說驅饑民作戰，他們隻能采樹上桑實捉田裏蜃蛤之類果腹。即使有眼光的軍事領袖，其補救的辦法，也不過是“屯田”，也就是“出戰入耕”，談不上規復民間經濟，使吏治和稅收都上軌道。三國紛爭的期間，很多軍事首領的家屬也隨軍進出，可見得全國流動性之大。劉備之至當陽，“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也就表示大量難民，混入行列。司馬懿對曹操說：“荊楚輕脫，易動難安”，則指出中樞地帶的人民，南北奔波，不容易固定。
這種情形至晉朝未止，有如3世紀之末關西饑民“流移就穀”，自漢中而入蜀，他們設柵作壁，推戴巴人李特為主，就屢敗“八王”之一的河間王遇所指揮的部隊。
這時候晉武帝司馬炎以裴秀原來的設計行“五等封建之旨”，也待解釋。中國商周之間的封建，西歐中世紀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之“幕藩”和“大名”，並不是由中央政府設計，全盤指令下屬照辦。而是低層機構裏的農業社會，已漸具以各地方為主，自給自足的平衡趨勢，此時高級權威以分疆祚土的方針，賦與上層組織，則彼此各得其所，其軍備之限製，也容易做到，並無對一個極端流動的社會強迫其固定的道理。晉朝甫行封建，就將各王調來調去，又給他們以不同的頭銜，加派軍事任務。八王之亂時稱“帶甲百萬”。其虛實不論，我們也可以想像其封建無實，各地流民甚多，諸王也適逢其會，隻要他們予以口實與組織，就不怕沒有參加廝殺的人員了。
我們再看賈後之亂和八王之亂時的天災：賈後於公元291年專政。294年，大飢。295年，荊揚兗豫青徐大水。296年，關中飢，大疫，荊揚二州大水。297年，雍秦二州大旱疫疾，關中飢。298年，荊豫作揚冀大水。301年郡國十二旱六蝗。302年兗豫徐冀四州大水。309年全國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最後一段有誇大的趨向）。這種紀錄即在多災多難的中國，也不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