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暫行規定，嚴格規定了學院訓練係統各個部門的工作紀律和各級幹部的工作職責；規定了教員在編寫講義、想定，組織課堂教學、課題討論和作業講評等方麵應注意的事項；也規定了學員在課堂、現地作業和野外演習中應該遵守的各項紀律。
暫行規定中關於學員的學習時間，尊重蘇聯顧問的意見，規定每天授課6小時，即連續上6節課，每節課50分鍾，休息10分鍾。另外，還要進行3小時的自學。共為9小時。
關於考試問題，規定每一主要課程學完之後都要進行考試，還有學期考試、學年考試和畢業考試。考試時要成立各級考試委員會。學製兩年以上的完成科畢業考試，要成立國家考試委員會。考試方法有筆試和口試兩種：筆試閉卷答題，口試抽籤答題。由一個主考官和兩個陪考官主持進行。
對這種課業製度和考試製度，有人贊成，有人反對。這就是軍事學院成立後，院內院外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的所謂“6小時一貫製”和“三堂會審”問題。
盡管如此，暫行規定作為軍事學院訓練製度的一個雛型，在當時還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以後，院黨委在總結創建初期的工作時，劉伯承曾經形象地說：1951年1月15日以前，一切均無基礎，好比是“氣體時代”；自1月15日到3月底，有是有了一些，但尚不健全，未走上正規，好比是“液體時代”；到了4月，《訓練組織及其工作暫行規定》頒布之後，組織才漸趨健全，訓練才走上正規，才成了型，才進入初具規模的階段，氣體變成液體又凝固成固體了。
在建立與改進行政工作製度的實踐中，劉伯承深深感到，院校編製的最大特點是“橫寬縱短”。因此，領導院校工作就要實行團一級的、麵對麵的、單刀直入基層的領導方法。
有人對劉伯承說：“團一級的領導方法太低了，與最高學府的地位不相稱。”
劉伯承幽默地回答：“團的領導方法有什麽不好？周總理出國訪問，不就是代表團的團長嘛！”
第二節學習新兵種學術
各項正規製度的不斷建立與完善，使軍事學院象一部龐大的機器一樣，和諧地、有規律地運轉起來。
與此同時，劉伯承領導全院學員努力學習軍事、政治和科學文化知識，掌握諸兵種協同作戰的指揮本領，向現代軍事科學的各個領域進軍。
教育訓練，必須與科研相結合。1951年2月，為了給教員、學員搞學術研究提供一個陣地，劉伯承決定在軍事學院創辦一個刊物——《八一雜誌》。
他將此事向毛澤東作了書麵報告。
不久，毛澤東在劉伯承的報告上批覆：中央軍委準備出版一個刊物，已定名為《八一雜誌》。你們的刊物就叫《軍學》好了。並題寫了“軍學”二字。於是，軍事學院的院刊就定名為《軍學生活》報。後來，“軍學”就成了軍事學院的代名詞和顯著標誌而一直沿用下來。
有了學術研究的陣地，還需要建立學術研究的組織與機構。在劉伯承的倡議下，學院成立了學術研究會和學術研究室。前者是由全院教員、學員參加的群眾性的學術研究組織，後者是院長領導訓練部長、各教授會主任進行學術研究的工作機構。
在學術研究會和學術研究室成立會上，劉伯承提出了軍事學術研究的方向是：一、以毛澤東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思想方法去學習史達林的軍事科學，並先從條令著手，有步驟地使學員學會現代諸兵種協同作戰；二、以毛澤東歷來的幾個時期的著作，去幫助學員搜集自己的經驗，加以研究整理而作出經驗總結；三、研究中國人民誌願軍在朝鮮作戰的經驗以及美軍的作戰方法，用以教育學員。
這三條，不僅是軍事學術研究工作的方向，也是學院訓練工作的方向。
根據這三條，劉伯承首先組織學員以馬列主義、毛澤東軍事思想為指南，認真學習研究蘇聯紅軍各兵種的戰鬥條令。劉伯承認為，由於現代諸軍兵種裝備眾多，技術複雜，要想協同動作，必須要有條令、條例。條令、條例是軍隊行動組織性、準確性的具體體現。否則，無組織、不準確，就無正規可言，更無諸兵種的協同動作可言。因此，學習新兵種學術，就要結合我軍的實際情況，從學習研究條令、條例入手。這是部隊教育與訓練的要項之一。
當時，人民解放軍的一些技術兵種剛剛建立，全軍上下還沒有一本諸兵種協同動作的戰鬥條令。於是，中央軍委軍訓部把校譯《蘇聯紅軍野戰條令》的任務交給了軍事學院。劉伯承對此事非常重視。他讓科研部組織專門班子，把這本條令的1948、1952、1953年三個版本全部譯出來。並多次對參與這項工作的人指出：現代戰爭是諸兵種的合同戰爭，這就要求各兵種在戰爭中應有嚴格的、和諧一致的協同動作。因為隻有各兵種和諧一致的努力，才能達到勝利。由此可知在集中統一指揮之下各兵種協同動作的組織工作，是何等繁劇，何等緊張，卻又不能不落在指揮員的肩頭之上。所以有人說，指揮員的組織能力，就是軍事學術。這句話是有道理的。我讓你們仔細地準確地翻譯這本野戰條令，其意就在於此。
一個月之後，《蘇聯紅軍野戰條令》譯出來了，並據此編寫了相應的教材供學員學習。科研部領導感到這項工作總算比較圓滿了，可以向院長交差了。可劉伯承仔細地看了譯稿，並不滿意，嫌它粗糙。他對科研部領導說：“這本野戰條令是學院最基本的教材，一定要譯得十分準確才行，不能有絲毫差錯，不能有任何含糊其辭的地方。現在全軍正在進行正規訓練，武器裝備也大大改善了。如何使用這本條令，結合我軍的現實情況來學習新兵種及其學術，這是解決教育與訓練理論聯繫實際的一個重要問題。這件事還沒有結束，我還要親自校正譯稿。將來你們還要幫助我做好這件事！”
暫行規定中關於學員的學習時間，尊重蘇聯顧問的意見，規定每天授課6小時，即連續上6節課，每節課50分鍾，休息10分鍾。另外，還要進行3小時的自學。共為9小時。
關於考試問題，規定每一主要課程學完之後都要進行考試，還有學期考試、學年考試和畢業考試。考試時要成立各級考試委員會。學製兩年以上的完成科畢業考試，要成立國家考試委員會。考試方法有筆試和口試兩種：筆試閉卷答題，口試抽籤答題。由一個主考官和兩個陪考官主持進行。
對這種課業製度和考試製度，有人贊成，有人反對。這就是軍事學院成立後，院內院外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的所謂“6小時一貫製”和“三堂會審”問題。
盡管如此，暫行規定作為軍事學院訓練製度的一個雛型，在當時還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以後，院黨委在總結創建初期的工作時，劉伯承曾經形象地說：1951年1月15日以前，一切均無基礎，好比是“氣體時代”；自1月15日到3月底，有是有了一些，但尚不健全，未走上正規，好比是“液體時代”；到了4月，《訓練組織及其工作暫行規定》頒布之後，組織才漸趨健全，訓練才走上正規，才成了型，才進入初具規模的階段，氣體變成液體又凝固成固體了。
在建立與改進行政工作製度的實踐中，劉伯承深深感到，院校編製的最大特點是“橫寬縱短”。因此，領導院校工作就要實行團一級的、麵對麵的、單刀直入基層的領導方法。
有人對劉伯承說：“團一級的領導方法太低了，與最高學府的地位不相稱。”
劉伯承幽默地回答：“團的領導方法有什麽不好？周總理出國訪問，不就是代表團的團長嘛！”
第二節學習新兵種學術
各項正規製度的不斷建立與完善，使軍事學院象一部龐大的機器一樣，和諧地、有規律地運轉起來。
與此同時，劉伯承領導全院學員努力學習軍事、政治和科學文化知識，掌握諸兵種協同作戰的指揮本領，向現代軍事科學的各個領域進軍。
教育訓練，必須與科研相結合。1951年2月，為了給教員、學員搞學術研究提供一個陣地，劉伯承決定在軍事學院創辦一個刊物——《八一雜誌》。
他將此事向毛澤東作了書麵報告。
不久，毛澤東在劉伯承的報告上批覆：中央軍委準備出版一個刊物，已定名為《八一雜誌》。你們的刊物就叫《軍學》好了。並題寫了“軍學”二字。於是，軍事學院的院刊就定名為《軍學生活》報。後來，“軍學”就成了軍事學院的代名詞和顯著標誌而一直沿用下來。
有了學術研究的陣地，還需要建立學術研究的組織與機構。在劉伯承的倡議下，學院成立了學術研究會和學術研究室。前者是由全院教員、學員參加的群眾性的學術研究組織，後者是院長領導訓練部長、各教授會主任進行學術研究的工作機構。
在學術研究會和學術研究室成立會上，劉伯承提出了軍事學術研究的方向是：一、以毛澤東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思想方法去學習史達林的軍事科學，並先從條令著手，有步驟地使學員學會現代諸兵種協同作戰；二、以毛澤東歷來的幾個時期的著作，去幫助學員搜集自己的經驗，加以研究整理而作出經驗總結；三、研究中國人民誌願軍在朝鮮作戰的經驗以及美軍的作戰方法，用以教育學員。
這三條，不僅是軍事學術研究工作的方向，也是學院訓練工作的方向。
根據這三條，劉伯承首先組織學員以馬列主義、毛澤東軍事思想為指南，認真學習研究蘇聯紅軍各兵種的戰鬥條令。劉伯承認為，由於現代諸軍兵種裝備眾多，技術複雜，要想協同動作，必須要有條令、條例。條令、條例是軍隊行動組織性、準確性的具體體現。否則，無組織、不準確，就無正規可言，更無諸兵種的協同動作可言。因此，學習新兵種學術，就要結合我軍的實際情況，從學習研究條令、條例入手。這是部隊教育與訓練的要項之一。
當時，人民解放軍的一些技術兵種剛剛建立，全軍上下還沒有一本諸兵種協同動作的戰鬥條令。於是，中央軍委軍訓部把校譯《蘇聯紅軍野戰條令》的任務交給了軍事學院。劉伯承對此事非常重視。他讓科研部組織專門班子，把這本條令的1948、1952、1953年三個版本全部譯出來。並多次對參與這項工作的人指出：現代戰爭是諸兵種的合同戰爭，這就要求各兵種在戰爭中應有嚴格的、和諧一致的協同動作。因為隻有各兵種和諧一致的努力，才能達到勝利。由此可知在集中統一指揮之下各兵種協同動作的組織工作，是何等繁劇，何等緊張，卻又不能不落在指揮員的肩頭之上。所以有人說，指揮員的組織能力，就是軍事學術。這句話是有道理的。我讓你們仔細地準確地翻譯這本野戰條令，其意就在於此。
一個月之後，《蘇聯紅軍野戰條令》譯出來了，並據此編寫了相應的教材供學員學習。科研部領導感到這項工作總算比較圓滿了，可以向院長交差了。可劉伯承仔細地看了譯稿，並不滿意，嫌它粗糙。他對科研部領導說：“這本野戰條令是學院最基本的教材，一定要譯得十分準確才行，不能有絲毫差錯，不能有任何含糊其辭的地方。現在全軍正在進行正規訓練，武器裝備也大大改善了。如何使用這本條令，結合我軍的現實情況來學習新兵種及其學術，這是解決教育與訓練理論聯繫實際的一個重要問題。這件事還沒有結束，我還要親自校正譯稿。將來你們還要幫助我做好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