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部分人員中出現了兩種不良的傾向。一些黨員存在著關門主義偏向，錯誤地認為“烈士血跡未幹，他們義騎到我們頭上了”。有的甚至居功驕做，不服從黨外人士的領導。劉伯承對此進行了有力的批評。他教育大家說：”做好民主人士的工作，可以爭取一大片人。作為一個黨員幹部，應該是統戰工作的模範。”
也有一些擔任政府職務的民主人士，自高自大，脫離群眾，官僚作風，輕視共產黨的幹部。針對這些情況，劉伯承利用會議和個別談話，進行了適當的批評教育，指出人民政府與舊官僚衙門的根本區別，人民政府工作人員是人民的勤務員，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教育、啟發上述人士注意思想改造和作風轉變。他的這些工作，促進了人民政權中黨內外人士的民主合作。
解放初期，西南工商界曾一度對共產黨的經濟政策持疑慮、觀望態度，有資金不願大膽投用，反而要求政府救濟。更有的向政府要求定貨、貸款、收購產品、供給原料，限製工人提出工資要求，並一再聲稱：“賢明政府，定能辦到”，言外之意如辦不到，便不是賢明政府。劉伯承和鄧小平親自參加工商界人士座談會，誠懇說明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團結、利用、改造的方針，說明了工商界隻有接受人民政府的領導，為新中國建設事業服務，才有出路。劉伯承說：“公私兼顧，並不是偏顧，尤不可顧私不顧公。勞資兩利並不是單利，而是勞資兩麵都利。城鄉互助，而不是矛動員令，還對進軍西藏的偉大政治意義、親密團結康藏人民、必須樹立長期戰鬥的思想等問題，進行了明確而詳盡的說明。這個動員令，給了進軍西藏的全體指戰員以巨大的鼓舞。
隨後，劉伯承協同鄧小平、賀龍等加緊部署了進藏的各項準備工作。組織部隊對西藏情況進行調查研究，收集整理現有資料，派出先遣支隊分赴甘孜、巴塘等地調查了解，為進軍西藏開闢道路。為了保障進藏部隊的後勤需要，還調集了一批工兵和步兵部隊，搶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為進軍西藏準備了交通條件。
5月14日，劉伯承專電西藏班禪堪布會議，規勉其“當本西藏人民大團結之精神，一致協力，以求達成解放兩藏之目的”。
6月，西南軍政委員會為了爭取西藏上層集團，發布了對藏的四項政策，既嚴肅闡明了西藏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不容任何人分裂的原則立場，又表示了承認西藏權力結構的現狀，以西藏地方政府為談判對象的靈活態度。對西藏上層統治集團起到了一定的團結爭取作用。西康甘孜白利寺活佛格達，當年紅軍路過甘孜時，曾給予了積極的支援，這次又熱情地投入和平解放康藏的活動，主動向劉伯承表示竭誠擁護中央政府和西南軍政委員會，被遴選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和康定軍管會副主任，在康藏上層統治集團中產生了較大影響。西藏地區的反動派對他恨之入骨，竟下毒千殘害了他。
劉伯承堅決支持格達活佛的正義行動，對特務們的無恥行徑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和藐視，他親自為格達活佛寫了一副輓聯：“具無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增幾多悲憤，追思應續國殤篇。”表達了他對少數民族上層進步分子的正確評價，推動了對少數民族上層集團的爭取團結工作。
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積極在藏東昌邵地區部署軍事行動，妄圖阻止解放軍進軍兩截。在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下，劉伯承、鄧小平、賀龍於1950年10月間，發動了昌都戰役。經過進藏部隊神速而勇猛的進攻，藏軍6個代本（相當於小團）全部和3個代本大部被殲，1個代本起義。昌都總督阿沛·阿旺晉美站到了人民方麵來。上述工作和作戰為西藏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矗
第十九章治軍必先治校
第一節“還是讓我去辦學校吧”
1950年10月27日，劉伯承乘飛機離開他熟悉的山城重慶，前往北京，去擔負籌建陸軍大學的新工作。飛機越過大巴山，江漢平原盡收眼底。俯瞰著腳下的錦繡河山，他不由得想到了新中國建設的燦爛前景，想到了軍事教育事業即將出現的繁榮春天。這次工作崗位的轉換，是時代的需要，是黨和人民的召喚，也是自己心甘情願的要求。隨著思緒的滾動，他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振奮。
6月間，他得知中央軍委開會決定，在戰爭年代創辦的各類學校的基礎上，改建適應現代戰爭條件的正規學校。各軍兵種要新建自己的各級專業技術學校，全軍首先創辦一所教育訓練中、高級幹部的陸軍大學。他心中立即萌動起投身院校教育的念頭。他清楚地知道，全國解放之後，隨著全黨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由主要領導革命戰爭轉向領導大規模經濟建設，人民解放軍的建設也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革命戰爭年代，軍隊主要是為了奪取政權而戰鬥；而今後，將主要是擔負保衛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職責。這就給軍隊提出了進行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新課題。過去由於客觀環境、條件的限製，使軍隊建設一直處於比較低級的階段，即兵種單一，裝備落後，編製、製度的非正規性，作戰指揮的不集中、不統一及帶遊擊性等。這些在過去處於敵強己弱、長期忙於應付戰爭的情況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新中國成立以後，客觀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有了全國統一的政權，掌握了城市工業和全國資源，有了強大而可靠的經濟基矗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求軍隊進到建軍的高級階段，即建設諸軍兵種合成軍隊和掌握現代軍事科學技術的階段。這是人民解放軍麵臨的又一次偉大轉變。
也有一些擔任政府職務的民主人士，自高自大，脫離群眾，官僚作風，輕視共產黨的幹部。針對這些情況，劉伯承利用會議和個別談話，進行了適當的批評教育，指出人民政府與舊官僚衙門的根本區別，人民政府工作人員是人民的勤務員，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教育、啟發上述人士注意思想改造和作風轉變。他的這些工作，促進了人民政權中黨內外人士的民主合作。
解放初期，西南工商界曾一度對共產黨的經濟政策持疑慮、觀望態度，有資金不願大膽投用，反而要求政府救濟。更有的向政府要求定貨、貸款、收購產品、供給原料，限製工人提出工資要求，並一再聲稱：“賢明政府，定能辦到”，言外之意如辦不到，便不是賢明政府。劉伯承和鄧小平親自參加工商界人士座談會，誠懇說明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團結、利用、改造的方針，說明了工商界隻有接受人民政府的領導，為新中國建設事業服務，才有出路。劉伯承說：“公私兼顧，並不是偏顧，尤不可顧私不顧公。勞資兩利並不是單利，而是勞資兩麵都利。城鄉互助，而不是矛動員令，還對進軍西藏的偉大政治意義、親密團結康藏人民、必須樹立長期戰鬥的思想等問題，進行了明確而詳盡的說明。這個動員令，給了進軍西藏的全體指戰員以巨大的鼓舞。
隨後，劉伯承協同鄧小平、賀龍等加緊部署了進藏的各項準備工作。組織部隊對西藏情況進行調查研究，收集整理現有資料，派出先遣支隊分赴甘孜、巴塘等地調查了解，為進軍西藏開闢道路。為了保障進藏部隊的後勤需要，還調集了一批工兵和步兵部隊，搶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為進軍西藏準備了交通條件。
5月14日，劉伯承專電西藏班禪堪布會議，規勉其“當本西藏人民大團結之精神，一致協力，以求達成解放兩藏之目的”。
6月，西南軍政委員會為了爭取西藏上層集團，發布了對藏的四項政策，既嚴肅闡明了西藏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不容任何人分裂的原則立場，又表示了承認西藏權力結構的現狀，以西藏地方政府為談判對象的靈活態度。對西藏上層統治集團起到了一定的團結爭取作用。西康甘孜白利寺活佛格達，當年紅軍路過甘孜時，曾給予了積極的支援，這次又熱情地投入和平解放康藏的活動，主動向劉伯承表示竭誠擁護中央政府和西南軍政委員會，被遴選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和康定軍管會副主任，在康藏上層統治集團中產生了較大影響。西藏地區的反動派對他恨之入骨，竟下毒千殘害了他。
劉伯承堅決支持格達活佛的正義行動，對特務們的無恥行徑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和藐視，他親自為格達活佛寫了一副輓聯：“具無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增幾多悲憤，追思應續國殤篇。”表達了他對少數民族上層進步分子的正確評價，推動了對少數民族上層集團的爭取團結工作。
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積極在藏東昌邵地區部署軍事行動，妄圖阻止解放軍進軍兩截。在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下，劉伯承、鄧小平、賀龍於1950年10月間，發動了昌都戰役。經過進藏部隊神速而勇猛的進攻，藏軍6個代本（相當於小團）全部和3個代本大部被殲，1個代本起義。昌都總督阿沛·阿旺晉美站到了人民方麵來。上述工作和作戰為西藏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矗
第十九章治軍必先治校
第一節“還是讓我去辦學校吧”
1950年10月27日，劉伯承乘飛機離開他熟悉的山城重慶，前往北京，去擔負籌建陸軍大學的新工作。飛機越過大巴山，江漢平原盡收眼底。俯瞰著腳下的錦繡河山，他不由得想到了新中國建設的燦爛前景，想到了軍事教育事業即將出現的繁榮春天。這次工作崗位的轉換，是時代的需要，是黨和人民的召喚，也是自己心甘情願的要求。隨著思緒的滾動，他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振奮。
6月間，他得知中央軍委開會決定，在戰爭年代創辦的各類學校的基礎上，改建適應現代戰爭條件的正規學校。各軍兵種要新建自己的各級專業技術學校，全軍首先創辦一所教育訓練中、高級幹部的陸軍大學。他心中立即萌動起投身院校教育的念頭。他清楚地知道，全國解放之後，隨著全黨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由主要領導革命戰爭轉向領導大規模經濟建設，人民解放軍的建設也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革命戰爭年代，軍隊主要是為了奪取政權而戰鬥；而今後，將主要是擔負保衛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職責。這就給軍隊提出了進行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新課題。過去由於客觀環境、條件的限製，使軍隊建設一直處於比較低級的階段，即兵種單一，裝備落後，編製、製度的非正規性，作戰指揮的不集中、不統一及帶遊擊性等。這些在過去處於敵強己弱、長期忙於應付戰爭的情況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新中國成立以後，客觀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有了全國統一的政權，掌握了城市工業和全國資源，有了強大而可靠的經濟基矗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求軍隊進到建軍的高級階段，即建設諸軍兵種合成軍隊和掌握現代軍事科學技術的階段。這是人民解放軍麵臨的又一次偉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