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共產國際先後派周恩來和瞿秋白回國，糾正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周思來、瞿秋白決定停止執行南京、武漢暴動計劃.但對於第二次打長沙的計劃並未停止執行，而是認為應縮短戰線，集中兵力，保證二打長沙的勝利。這就沒有從根本上糾正立三路線，而隻是部分地糾正了李立三製定的”左”傾冒險計劃。
劉伯承對周恩來素來敬重，通過參加會議和單獨交談之後，深為周恩來的意見所折服，進一步認識到立三主張之非計。這時，中共中央領導的重心逐漸轉移到瞿秋白和周恩來身上。周恩來任政治局常委兼軍委書記，首先在實際工作中糾正立三路線，以減少損失。他代表中共中央派遣劉伯承去長江局任軍委書記，貫徹國際指示，停止執行武漢暴動計劃。
長江局是8月1日剛成立的。管轄的範圍是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5剩中央通告有關方麵：“湘鄂贛川的紅軍及士兵運動過去為中央軍委長江辦事處指揮者，今後統歸長江局軍事委員會指揮，各前委、各軍委、師委等今後與長江局軍委建立直接關係。”劉伯承去長江局，擔負著扭轉領導機關的“左”傾和停止執行冒險計劃的使命。
8月30日，劉伯承穿灰綢長衫，戴墨鏡，手執紙扇，裝成大學教授的模樣前往武漢，9月2日平安到達。長江局於當天夜裏在漢口中山中路一個藥房的樓上召開主席團會議。會議由長江局書記項英主持，主席團其他成員關向應、任弼時、顧作霖都到了會。首先由劉伯承傳達中共中央指示。他說，在湘鄂贛豫4省，敵人的武力還沒有完全解體，還有力量可以暫時鎮壓某些城市尤其是武漢的革命力量，而我們主要部分的紅軍與赤衛隊的力量還未完全集中指揮與行動一致，武漢的工人群眾大多數還未發動與爭取過來，工人組織的主力部分也還未建立起來，尤其是武漢共產黨的力量還很薄弱，全市黨員才150餘人，領導還很散漫與隔膜。在這樣的條件下，武漢還不能暴動，武漢還不是暴動的前夜。第一步應當是爭取長沙、嶽州的勝利。我們現時的一切工作布置，應直接間接地幫助這一中心步驟達到目的，不容許我們分散主要力量向著四麵八方發展，減弱長沙、嶽州勝利的可能。中央認為項英主張在何鍵主力未瓦解前便分散軍力向湘贛兩方發展，是不妥的。劉伯承委婉陳述了中共中央指示的主旨後，接著詳細地談了具體的軍事行動計劃。中心意思是圍繞著紅一、三軍團二打長沙，湘、鄂、贛3省的紅軍部隊應向當麵之敵發動攻勢和積極截斷鐵路線，牽製敵軍調動，以保證紅軍主力一、三軍團攻占長沙、嶽州及株（洲）萍（鄉）鐵路。最後，他強調指出：“必須多著重於三省的配合布置，特別是抓著中心，抓著敵人的弱點來加強工作，以建立與鞏固蘇維埃根據地，集中與加強紅軍的領導，廣大的發動農民暴動，向著中心城市發展這一方麵多用力，以推動與影響城市工作，以爭取武漢的勝利。”劉伯承發言完畢，與會人員進行了討論，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改變和調整各方麵的部署。有人提出：一、三軍團加拿下長沙，是否接著打武漢或南昌，實現“會帥武漢，飲馬長江”的計劃？劉伯承力主持重，答以“要看當時情形來定”。
中共中央和長江局的指示傳達到紅軍一、三軍團前，兩個部隊的領導準備再打長沙，認為上次三軍團靠自身力量都能攻取長沙，現在是兩個軍團並肩作戰，若鳥張兩翼，車行兩輪，打下長沙更是不成問題。為了加強作戰的領導，8月23日，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合編為紅一方麵軍，同時組成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朱德任方麵軍總司令，毛澤東任方麵軍總政治委員和總前委書記。方麵軍兵力達到了萬餘人。29日，紅一方麵軍進抵長沙近郊，準備攻城。
經過偵察，發現長沙守敵較多，又搶修了堅固的工事。毛澤東、朱德等決定不作盲目強攻，而采勸誘殲敵軍於其工事之外，然後乘勝利攻入長沙”的戰法，在城郊待機。但敵軍也採取持重不出的方針，僅以小部隊出擊，主力始終沒有脫離堅固陣地。紅一方麵軍組織了兩次攻城，均未奏效。這時，中共中央和長江局關於當前軍事行動的計劃傳到了紅一方軍。總前委權衡再三，認為根據當麵敵情不適宜強攻長沙，於是決定，於9月12日撤長沙之圍，轉向株洲、醴陵、萍鄉、攸縣地區，尋機殲敵。這就避免了強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損失。
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了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會議糾正了李立三對於中國革命形勢的“左”傾估計，決定停止組織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從而結束了作為立三路線主要特徵的那些錯誤。但由於以毛澤東為代表摸索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還沒有為全黨所認識和接受，對“左”傾路線不可能徹底地認識和糾正。
劉伯承在川軍中歷事經年，又曾於南昌起義前夕在武漢公開活動，駐鄂川軍有許多人認識他，武漢軍界也有許多人跟他見過麵，這給他在長江局開展秘密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困難。項英、任弼時等非常關心劉伯承的安全，不允許他外出活動，隻在住處運籌策劃。後因出了叛徒，漢口、漢陽、武昌3個區委機關都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壞，工作人員不斷被捕犧牲。12月17日，中共中央決定長江局工作人員撤退轉移，隻留少數人員堅持武漢工作。因此，劉伯承於年底回到上海中共中央軍委機關。
劉伯承對周恩來素來敬重，通過參加會議和單獨交談之後，深為周恩來的意見所折服，進一步認識到立三主張之非計。這時，中共中央領導的重心逐漸轉移到瞿秋白和周恩來身上。周恩來任政治局常委兼軍委書記，首先在實際工作中糾正立三路線，以減少損失。他代表中共中央派遣劉伯承去長江局任軍委書記，貫徹國際指示，停止執行武漢暴動計劃。
長江局是8月1日剛成立的。管轄的範圍是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5剩中央通告有關方麵：“湘鄂贛川的紅軍及士兵運動過去為中央軍委長江辦事處指揮者，今後統歸長江局軍事委員會指揮，各前委、各軍委、師委等今後與長江局軍委建立直接關係。”劉伯承去長江局，擔負著扭轉領導機關的“左”傾和停止執行冒險計劃的使命。
8月30日，劉伯承穿灰綢長衫，戴墨鏡，手執紙扇，裝成大學教授的模樣前往武漢，9月2日平安到達。長江局於當天夜裏在漢口中山中路一個藥房的樓上召開主席團會議。會議由長江局書記項英主持，主席團其他成員關向應、任弼時、顧作霖都到了會。首先由劉伯承傳達中共中央指示。他說，在湘鄂贛豫4省，敵人的武力還沒有完全解體，還有力量可以暫時鎮壓某些城市尤其是武漢的革命力量，而我們主要部分的紅軍與赤衛隊的力量還未完全集中指揮與行動一致，武漢的工人群眾大多數還未發動與爭取過來，工人組織的主力部分也還未建立起來，尤其是武漢共產黨的力量還很薄弱，全市黨員才150餘人，領導還很散漫與隔膜。在這樣的條件下，武漢還不能暴動，武漢還不是暴動的前夜。第一步應當是爭取長沙、嶽州的勝利。我們現時的一切工作布置，應直接間接地幫助這一中心步驟達到目的，不容許我們分散主要力量向著四麵八方發展，減弱長沙、嶽州勝利的可能。中央認為項英主張在何鍵主力未瓦解前便分散軍力向湘贛兩方發展，是不妥的。劉伯承委婉陳述了中共中央指示的主旨後，接著詳細地談了具體的軍事行動計劃。中心意思是圍繞著紅一、三軍團二打長沙，湘、鄂、贛3省的紅軍部隊應向當麵之敵發動攻勢和積極截斷鐵路線，牽製敵軍調動，以保證紅軍主力一、三軍團攻占長沙、嶽州及株（洲）萍（鄉）鐵路。最後，他強調指出：“必須多著重於三省的配合布置，特別是抓著中心，抓著敵人的弱點來加強工作，以建立與鞏固蘇維埃根據地，集中與加強紅軍的領導，廣大的發動農民暴動，向著中心城市發展這一方麵多用力，以推動與影響城市工作，以爭取武漢的勝利。”劉伯承發言完畢，與會人員進行了討論，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改變和調整各方麵的部署。有人提出：一、三軍團加拿下長沙，是否接著打武漢或南昌，實現“會帥武漢，飲馬長江”的計劃？劉伯承力主持重，答以“要看當時情形來定”。
中共中央和長江局的指示傳達到紅軍一、三軍團前，兩個部隊的領導準備再打長沙，認為上次三軍團靠自身力量都能攻取長沙，現在是兩個軍團並肩作戰，若鳥張兩翼，車行兩輪，打下長沙更是不成問題。為了加強作戰的領導，8月23日，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合編為紅一方麵軍，同時組成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朱德任方麵軍總司令，毛澤東任方麵軍總政治委員和總前委書記。方麵軍兵力達到了萬餘人。29日，紅一方麵軍進抵長沙近郊，準備攻城。
經過偵察，發現長沙守敵較多，又搶修了堅固的工事。毛澤東、朱德等決定不作盲目強攻，而采勸誘殲敵軍於其工事之外，然後乘勝利攻入長沙”的戰法，在城郊待機。但敵軍也採取持重不出的方針，僅以小部隊出擊，主力始終沒有脫離堅固陣地。紅一方麵軍組織了兩次攻城，均未奏效。這時，中共中央和長江局關於當前軍事行動的計劃傳到了紅一方軍。總前委權衡再三，認為根據當麵敵情不適宜強攻長沙，於是決定，於9月12日撤長沙之圍，轉向株洲、醴陵、萍鄉、攸縣地區，尋機殲敵。這就避免了強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損失。
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了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會議糾正了李立三對於中國革命形勢的“左”傾估計，決定停止組織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從而結束了作為立三路線主要特徵的那些錯誤。但由於以毛澤東為代表摸索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還沒有為全黨所認識和接受，對“左”傾路線不可能徹底地認識和糾正。
劉伯承在川軍中歷事經年，又曾於南昌起義前夕在武漢公開活動，駐鄂川軍有許多人認識他，武漢軍界也有許多人跟他見過麵，這給他在長江局開展秘密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困難。項英、任弼時等非常關心劉伯承的安全，不允許他外出活動，隻在住處運籌策劃。後因出了叛徒，漢口、漢陽、武昌3個區委機關都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壞，工作人員不斷被捕犧牲。12月17日，中共中央決定長江局工作人員撤退轉移，隻留少數人員堅持武漢工作。因此，劉伯承於年底回到上海中共中央軍委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