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下半年，劉伯承被調到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這是蘇聯的最高軍事學府，院長是愛迪曼上將。劉伯承一來到這座學院，赫然入目的是一條大標語：“一切戰術要適合一定的歷史時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現了，則軍隊的組織形式與指揮也要隨之改變。”這對他的軍事思想有深刻的影響。伏龍芝軍事學院中國班共6人，與劉伯承同學的有左權、屈武、陳其科、黃滌洪、劉雲等。當時6個人都是共產黨員，成立一個支部，劉雲為支部書記。開設的課程主要有戰略、戰史（第一次世界大戰史、蘇聯內戰史）、軍事地理、俄文等。劉伯承學習軍事理論，善於和實踐結合起來學。每學一門課，他都認真聯繫過去參加過的戰鬥，從中總結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因此，無論是課堂提問、圖上作業或野外演習，他都表現出比別的同學學得紮實，理解得深。緊張的學習生活之餘，同學們喜歡看電影，或聽聽音樂。有一次劉伯承和大家一起看電影，電影的名字是《紅色銀花》，描寫中國人愚昧落後、懦弱麻木。衣衫襤褸、麵黃飢瘦的中國人，心甘情願地跪在地上歡迎侵入新疆的俄國人。這個電影大大刺疼了劉伯承的民族自尊心，當場他就指出：這是對中國人的侮辱。校方再一次批評他有“民族主義情緒”。他深切感到弱國之民無地位，勉勵自己更加努力學習，為改變祖國落後、屈辱的命運而奮鬥。以後，組織看電影或其他活動，他都不去了，一個人坐在宿舍裏看書。
同學們叫他，他說：“來這裏學習，機會很難得，要爭取時間多學點東西。
黨隨時部可能叫我們回去參加戰鬥，那時就沒有這麽安定的環境和時間了。”
劉伯承在蘇聯學習期間，非常關心國內的政治形勢。1929年春的一天，國內來人向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人介紹了湘贛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情況，劉伯承聽了感到很受鼓舞。他對同學屈武說，中國的武裝鬥爭已經有了一個好的局麵，盡管困難很多，但前途是光明的。我真想現在就回國，上井岡山和毛澤東、朱德同誌去一起戰鬥。他一再向屈武強調：“中國革命同蘇聯情況不一樣，中國一定要依靠農民，武裝農民；否則，中國革命是不會成功的。”
第五章從白區到根據地
第一節長江局軍委書記
1930年，中國共產黨已從大革命的失敗中恢復過來。紅軍發展到10萬人（7萬支槍），建立了包括贛南、閩西、湘贛、湘鄂贛、閩浙贛、鄂豫皖、洪湖、左右江、陝甘、瓊崖等十幾塊革命根據地，在300多個縣建立了紅色政權，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
這年5月，蔣介石同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發生了大規模的軍閥戰爭。戰線東起山東，西至襄樊，南迄長沙，綿延數千裏。三方投入兵力共100多萬，歷時7個月。這場軍閥戰爭，嚴重地削弱了反革命勢力，為革命勢力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誇大了革命的主觀力量，對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混亂、動搖，作了不適當的估計，致使黨內原就存在的“左”傾思想有了新的發展。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形成了以冒險主義為特徵的“立三路線”。
在這樣的形勢下，劉伯承離蘇回國，於8月初到了上海，立即被委任為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參與策劃全國的武裝暴動。
7月底，紅軍第一次打長沙取得了勝利。紅三軍團乘國民黨軍中央軍和桂係對戰湘南衡陽、寶慶地區，長沙空虛的有利時機，集中優勢兵力，一舉攻克長沙。但在由湘桂邊境回師的國民黨軍何鍵部主力的反撲下，紅三軍團被迫倉猝轉移，遭到較大損失。
雖然長沙得而復失，8月5日又被何鍵奪回，但紅軍打下象長沙這樣的大城市畢竟是第一次。這一勝利沖昏了李立三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頭腦，他們製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命令許多大城市立即組織總同盟罷工和武裝起義。8月3日，決定組織武漢、南京暴動與上海總同盟罷工，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把進攻的重點放到東部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區域。事先他們徵求了劉伯承的意見。
劉伯承剛回到國內，對根據地的力量和白區工作的基礎還沒有深入的了解，但根據滬順起義和南昌起義失敗的教訓，以及中共六大關於爭取群眾，團結積聚革命力量，作好武裝起義準備的方針，他對這種冒險主義的做法是有疑慮的。然而，這是他切次進入中共中央決策機關工作，堅強的組織紀律觀念不允許他作出公開反對的表示。他沒有在全局上對李立三等提出反對意見，但提醒他們目前進攻的重點不應指向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區域，而應向國民黨統治比較薄弱的北方發展；並指出南京暴動如果成功，據提供的力量計算，僅“可以固守一個月”。
李立三軍事上不在行，他需要利用劉伯承這樣的軍事專家來為他的冒險主義方針壯大聲勢。因此，他抓住劉伯承的意見大加發揮。在8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先是搬出劉伯承向北發展的意見，提出要用6個軍向北進攻，組織發動鄭州、開封、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暴動，消滅正與蔣介石混戰的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力量，接著又借劉伯承說過的如南京暴動成功可守一個月的話，竟推斷出“我們無疑的可以在這一月中發動全國幾千萬、幾萬萬群眾起來擁護南京蘇維埃，與帝國主義、國民黨決勝負”。
同學們叫他，他說：“來這裏學習，機會很難得，要爭取時間多學點東西。
黨隨時部可能叫我們回去參加戰鬥，那時就沒有這麽安定的環境和時間了。”
劉伯承在蘇聯學習期間，非常關心國內的政治形勢。1929年春的一天，國內來人向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人介紹了湘贛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情況，劉伯承聽了感到很受鼓舞。他對同學屈武說，中國的武裝鬥爭已經有了一個好的局麵，盡管困難很多，但前途是光明的。我真想現在就回國，上井岡山和毛澤東、朱德同誌去一起戰鬥。他一再向屈武強調：“中國革命同蘇聯情況不一樣，中國一定要依靠農民，武裝農民；否則，中國革命是不會成功的。”
第五章從白區到根據地
第一節長江局軍委書記
1930年，中國共產黨已從大革命的失敗中恢復過來。紅軍發展到10萬人（7萬支槍），建立了包括贛南、閩西、湘贛、湘鄂贛、閩浙贛、鄂豫皖、洪湖、左右江、陝甘、瓊崖等十幾塊革命根據地，在300多個縣建立了紅色政權，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
這年5月，蔣介石同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發生了大規模的軍閥戰爭。戰線東起山東，西至襄樊，南迄長沙，綿延數千裏。三方投入兵力共100多萬，歷時7個月。這場軍閥戰爭，嚴重地削弱了反革命勢力，為革命勢力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誇大了革命的主觀力量，對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混亂、動搖，作了不適當的估計，致使黨內原就存在的“左”傾思想有了新的發展。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形成了以冒險主義為特徵的“立三路線”。
在這樣的形勢下，劉伯承離蘇回國，於8月初到了上海，立即被委任為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參與策劃全國的武裝暴動。
7月底，紅軍第一次打長沙取得了勝利。紅三軍團乘國民黨軍中央軍和桂係對戰湘南衡陽、寶慶地區，長沙空虛的有利時機，集中優勢兵力，一舉攻克長沙。但在由湘桂邊境回師的國民黨軍何鍵部主力的反撲下，紅三軍團被迫倉猝轉移，遭到較大損失。
雖然長沙得而復失，8月5日又被何鍵奪回，但紅軍打下象長沙這樣的大城市畢竟是第一次。這一勝利沖昏了李立三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頭腦，他們製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命令許多大城市立即組織總同盟罷工和武裝起義。8月3日，決定組織武漢、南京暴動與上海總同盟罷工，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把進攻的重點放到東部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區域。事先他們徵求了劉伯承的意見。
劉伯承剛回到國內，對根據地的力量和白區工作的基礎還沒有深入的了解，但根據滬順起義和南昌起義失敗的教訓，以及中共六大關於爭取群眾，團結積聚革命力量，作好武裝起義準備的方針，他對這種冒險主義的做法是有疑慮的。然而，這是他切次進入中共中央決策機關工作，堅強的組織紀律觀念不允許他作出公開反對的表示。他沒有在全局上對李立三等提出反對意見，但提醒他們目前進攻的重點不應指向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區域，而應向國民黨統治比較薄弱的北方發展；並指出南京暴動如果成功，據提供的力量計算，僅“可以固守一個月”。
李立三軍事上不在行，他需要利用劉伯承這樣的軍事專家來為他的冒險主義方針壯大聲勢。因此，他抓住劉伯承的意見大加發揮。在8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先是搬出劉伯承向北發展的意見，提出要用6個軍向北進攻，組織發動鄭州、開封、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暴動，消滅正與蔣介石混戰的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力量，接著又借劉伯承說過的如南京暴動成功可守一個月的話，竟推斷出“我們無疑的可以在這一月中發動全國幾千萬、幾萬萬群眾起來擁護南京蘇維埃，與帝國主義、國民黨決勝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