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州已是一座孤城，糧食和彈藥極為困難。但由於加強了內部的政治教育，及時粉碎了反動分子的破壞，一直保持著較好的革命秩序。起義軍不占民房，不取民眾財物，實行公平交易。老百姓說：“滬州自古兵如穿梭，沒有一次不成災。隻有劉伯承的革命軍，不拿、不搶、不抓夫。”1927年5月30日漢口《國民日報》報導：“滬城雖被圍困而人心並不惶恐，軍民感情，異常融洽。”
不久，劉伯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證實楊森已出兵宜昌，向武漢國民政府進攻。這樣，重慶軍委會利用楊森牽製劉湘的打算已落空。他隨即召開軍事會議，討論撤退方案。但陳蘭亭、皮光澤對撤退表示冷淡，因為他們早已與賴心輝達成默契，準備出賣劉伯承和政工人員，換取高官厚祿。
5月中旬，劉湘又以5萬元巨款，懸賞通緝劉伯承。陳蘭亭等謀叛日急。
在滬城的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見劉伯承處境危險，一再勸他先行出走。在這種情況下，劉伯承派人與張仲銘疏通後，於5月16日偕參謀長韓百誠、參謀周國金（均為中共黨員），從龍透關脫出包圍圈。至富順時，反動軍隊搜捕極嚴。劉伯承見機折回，改向隆昌、榮昌走去。此後，劉伯承等夜行曉宿，旅途極為艱險，惡虎擋道，土匪搶劫，真是九死一生。他們經大足、銅梁至達縣，又由達縣越過秦嶺，到達西安。在兩手空空的情況下，幸得陝西軍務會辦鄧寶珊將軍接濟，才由西安轉鄭州，於1927年7月11日抵達漢口。
滬州順慶起義，是國共合作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幫助國民黨組建左派軍隊的一次重大行動。在敵強我弱的不利形勢下，堅持戰鬥167天，為北伐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重慶“三·三一”慘案以後，特別是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的滬州守城戰，實際上具有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反革命屠殺的性質。當時的輿論稱滬順起義“因此而驚破武人之迷夢，喚醒群眾之覺悟，影響川局，關係至巨。功之大小，應不能以成敗論也”。
第四章南昌起義的參謀長
第一節待命武漢
1927年7月11日，劉伯承經陝西、河南，輾轉來到武漢。在他臨時下榻的漢口大智門國民黨四川省黨部辦事處，車水馬龍，賓來客往。其中有川軍的袍澤故舊，有武漢的黨政軍要人；有左派，也有右派；有共產黨人，也有蔣介石、汪精衛的說客。據7月12日武漢《民國日報》報導：“劉氏為川中革命軍事領袖，此來對於川省今後軍事，必有偉大之計劃。劉抵漢後，各地同誌赴寓所慰問者，絡繹不絕，劉身禦藍布長衫，態度和藹可親。聞劉氏擬於日內親向中央報告死守滬州經過及出川情形，並聞劉氏對於川事，亦將向中央有所建議雲。”這裏所說的“中央”，係指武漢國民黨中央黨部和武漢國民政府。劉伯承向“中央”匯報後，隻得到“軍委會”一番空洞的“嘉獎”。耳聞目睹，英、美軍艦侵入長江者已100多艘，對武漢政府施加強大壓力；蔣介石與馮玉祥在徐州會晤後，寧漢合流的趨勢一天比一天明顯。他感到武漢的情況也越來越不對頭。汪精衛主張分共，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將在武漢捕殺共產黨的風聲，越來越緊。眼看血雨腥風就要降臨武漢城頭。兼有國民黨黨籍和共產黨黨籍的跨黨分子，都麵臨著一種抉擇：向左還是向右？
是繼續堅持革命，還是與蔣介石、汪精衛同流合汙？留在共產黨內，還是留在國民黨內？劉伯承密切注視著局勢的發展；思考著自己應走的道路。
為求得對於局勢的透徹了解，他偕參謀長韓百誠去拜訪吳玉章。吳玉章當時是武漢國民政府五人行動委員會委員之一。在國民政府的辦公室，劉伯承與自己的入黨介紹人促膝長談。吳玉章告訴他，鑑於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領導已陷入破產，根據第三國際的指示，撤銷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改組了中央領導，指定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張太雷、李立三等5人組成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領導今後的鬥爭。至於國民黨內，雖然宋慶齡等左派力主遵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但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的威脅利誘下，武漢方麵的右翼軍人殺機漸露，汪精衛集團的叛變恐怕為期不遠，要做好應變的準備。
中共中央一直關注著四川的革命鬥爭。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周恩來得知劉伯承已到武漢，即召集他和吳玉章、黃慕顏、李嘉仲等座談，聽取他們對時局的看法和意見。黃慕顏提出，在目前國共兩黨的聯合戰線瀕於破裂的情況下，可將共產黨所掌握的武裝西退四川，徐作良圖。周恩來明確表示這種做法不妥。他在深入分析了當前革命正處於轉折關頭的形勢後指出，中國現階段的革命運動是廣大人民群眾的事業，目的在於求得中國之自由平等，任務在於推翻國內封建軍閥的統治，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目前革命勢力雖有分化，但革命洪流不可阻擋，終會浩蕩前進，共產黨人不達此目的，誓不終止。革命的武裝要向基礎較好的廣東發展，西退四川是沒有出路的。
四川的封建軍閥力量強大，而且日益反動。重慶“三·三一”慘案和瀘順起義的失敗就是明證。現在我們一遇挫折，怎能反而退依本欲打倒的對象呢？
不久，劉伯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證實楊森已出兵宜昌，向武漢國民政府進攻。這樣，重慶軍委會利用楊森牽製劉湘的打算已落空。他隨即召開軍事會議，討論撤退方案。但陳蘭亭、皮光澤對撤退表示冷淡，因為他們早已與賴心輝達成默契，準備出賣劉伯承和政工人員，換取高官厚祿。
5月中旬，劉湘又以5萬元巨款，懸賞通緝劉伯承。陳蘭亭等謀叛日急。
在滬城的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見劉伯承處境危險，一再勸他先行出走。在這種情況下，劉伯承派人與張仲銘疏通後，於5月16日偕參謀長韓百誠、參謀周國金（均為中共黨員），從龍透關脫出包圍圈。至富順時，反動軍隊搜捕極嚴。劉伯承見機折回，改向隆昌、榮昌走去。此後，劉伯承等夜行曉宿，旅途極為艱險，惡虎擋道，土匪搶劫，真是九死一生。他們經大足、銅梁至達縣，又由達縣越過秦嶺，到達西安。在兩手空空的情況下，幸得陝西軍務會辦鄧寶珊將軍接濟，才由西安轉鄭州，於1927年7月11日抵達漢口。
滬州順慶起義，是國共合作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幫助國民黨組建左派軍隊的一次重大行動。在敵強我弱的不利形勢下，堅持戰鬥167天，為北伐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重慶“三·三一”慘案以後，特別是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的滬州守城戰，實際上具有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反革命屠殺的性質。當時的輿論稱滬順起義“因此而驚破武人之迷夢，喚醒群眾之覺悟，影響川局，關係至巨。功之大小，應不能以成敗論也”。
第四章南昌起義的參謀長
第一節待命武漢
1927年7月11日，劉伯承經陝西、河南，輾轉來到武漢。在他臨時下榻的漢口大智門國民黨四川省黨部辦事處，車水馬龍，賓來客往。其中有川軍的袍澤故舊，有武漢的黨政軍要人；有左派，也有右派；有共產黨人，也有蔣介石、汪精衛的說客。據7月12日武漢《民國日報》報導：“劉氏為川中革命軍事領袖，此來對於川省今後軍事，必有偉大之計劃。劉抵漢後，各地同誌赴寓所慰問者，絡繹不絕，劉身禦藍布長衫，態度和藹可親。聞劉氏擬於日內親向中央報告死守滬州經過及出川情形，並聞劉氏對於川事，亦將向中央有所建議雲。”這裏所說的“中央”，係指武漢國民黨中央黨部和武漢國民政府。劉伯承向“中央”匯報後，隻得到“軍委會”一番空洞的“嘉獎”。耳聞目睹，英、美軍艦侵入長江者已100多艘，對武漢政府施加強大壓力；蔣介石與馮玉祥在徐州會晤後，寧漢合流的趨勢一天比一天明顯。他感到武漢的情況也越來越不對頭。汪精衛主張分共，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將在武漢捕殺共產黨的風聲，越來越緊。眼看血雨腥風就要降臨武漢城頭。兼有國民黨黨籍和共產黨黨籍的跨黨分子，都麵臨著一種抉擇：向左還是向右？
是繼續堅持革命，還是與蔣介石、汪精衛同流合汙？留在共產黨內，還是留在國民黨內？劉伯承密切注視著局勢的發展；思考著自己應走的道路。
為求得對於局勢的透徹了解，他偕參謀長韓百誠去拜訪吳玉章。吳玉章當時是武漢國民政府五人行動委員會委員之一。在國民政府的辦公室，劉伯承與自己的入黨介紹人促膝長談。吳玉章告訴他，鑑於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領導已陷入破產，根據第三國際的指示，撤銷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改組了中央領導，指定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張太雷、李立三等5人組成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領導今後的鬥爭。至於國民黨內，雖然宋慶齡等左派力主遵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但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的威脅利誘下，武漢方麵的右翼軍人殺機漸露，汪精衛集團的叛變恐怕為期不遠，要做好應變的準備。
中共中央一直關注著四川的革命鬥爭。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周恩來得知劉伯承已到武漢，即召集他和吳玉章、黃慕顏、李嘉仲等座談，聽取他們對時局的看法和意見。黃慕顏提出，在目前國共兩黨的聯合戰線瀕於破裂的情況下，可將共產黨所掌握的武裝西退四川，徐作良圖。周恩來明確表示這種做法不妥。他在深入分析了當前革命正處於轉折關頭的形勢後指出，中國現階段的革命運動是廣大人民群眾的事業，目的在於求得中國之自由平等，任務在於推翻國內封建軍閥的統治，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目前革命勢力雖有分化，但革命洪流不可阻擋，終會浩蕩前進，共產黨人不達此目的，誓不終止。革命的武裝要向基礎較好的廣東發展，西退四川是沒有出路的。
四川的封建軍閥力量強大，而且日益反動。重慶“三·三一”慘案和瀘順起義的失敗就是明證。現在我們一遇挫折，怎能反而退依本欲打倒的對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