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座上客”到“階下囚”
電影演員趙丹曾畫了一幅畫贈給白楊，畫上無詩，正巧相聲演員侯寶林在旁，靈機一動，便題詩一首，其中有這麽兩句：
莫道常為座上客，
有時也作階下囚。
這兩句詩，本是侯寶林描寫趙丹、白楊在“史無前例”中的遭遇的。然而，如果移花接木，用於彭加木身上，倒也十分貼切。
彭加木當了一年“頭頭”，已被內定為黨的“九大”代表，忽然一陣狂風平地而起，他又從“座上客”一下子變為“階下囚”！其實，這樣的事並不足奇：“四人幫”今天根據“三結合”的需要拉你點綴一下門麵，明天又可以根據“階級鬥爭”的需要把你拋出。倘若不是這般變化多端，玩人命於股掌之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又怎堪稱“史無前例”呢？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1968年11月30日下午。那天正值星期六。
在那種年月，每逢星期六下午，“逍遙派”們早就回家，“提前”過星期日了。然而，在那天，在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人們接到來自上麵的通知，今天下午有重要會議，誰都不許回家！開會的時候，濟濟一堂，座無虛席。因為凡是“重要會議”，“革命”派們積極參加，“牛神蛇神”們被押著參加，“逍遙派”們不敢不參加，這三類人都參加了，出席率也就近乎百分之百了。
那天的會議，果真重要。會議的開場鑼鼓早就開始了——全體到會者在那裏一段又一段地齊聲念“階級鬥爭”語錄，可是台上還不見動靜。按照那時開會的規律，這意味著台上準會有“大人物”出現。
經過“千呼萬喚”，不錯，姍姍來遲的一位“大人物”，穿著不戴領章的軍裝——那時最時髦的革命服，出現在主席台上。此人姓戴，名立清，在那魚龍混雜的風暴之中，扯起“造反”旗號，成為王洪文的把兄弟，受到“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的重用，從“階下囚”一躍而為“座上客”，成為掌管上海科技係統大權的第一把手。
在歡迎的掌聲平息之後，沉默了一下，戴立清清了清喉嚨，念了語錄“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台下的聽眾們一聽，便知道今天的大會上肯定要“抓”人了。
究竟“抓”誰呢？戴立清並不馬上“抓”人，卻先講了一通關於科學院係統的“敵情”的嚴重性，說這裏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戴立清拍案驚呼：“據我所知，科學院裏的特務，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像香蕉一樣，一串一串的！”此時，台下鴉雀無聲，人們屏著呼吸，知道他的下一步棋，便是“一抓就靈”了。
果然，接下去便宣布了一個驚人消息：“把老反革命、老特務分子彭加木揪出來！”全場頓時騷動起來。人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堂堂的革籌會召集人，怎麽轉眼之間成了“反革命”、“特務”，何況在“反革命”、“特務”這些罪名之前還加上一個“老”字？彭加木被“揪”上台了。連他自己都仿佛在夢中似的，鬧不清楚怎麽會跟“老反革命”、“老特務”這樣的字眼聯繫在一起！要知道，在上午，他還正以革籌會召集人的身份，在那裏主持會議呢！就從這一天起。不，就從這天下午起，彭加木被“隔離審查”了。據那位戴立清透露：隔離審查的決定，“來頭可大呢！是‘首長’（作者註：戴立清所謂‘首長’，便是指‘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餘黨）親自批的。”
這件事，最鮮明地體現了顛倒兩字：彭加木從先進標兵變為“階下囚”，而那位刑滿釋放分子戴立清則從“階下囚”變為“座上客”。
◆“老特務”的由來
彭加木怎麽會成為“老反革命”、“老特務”的呢？原來，在1968年秋天，“四人幫”及其上海的餘黨開始在中國科學院上海的各研究所清理階級隊伍，炮製了一起大冤案，叫做“‘兩線一會’特務集團”。
什麽是“兩線一會”呢？那就是新中國成立前的中央研究作為一條線，把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時期的上海自然科學研究作為一條線，同國民黨潰退前夕組織的“中央研究院”接應安全小組委員會連在一起，稱為“兩線一會”。
其中“中央研究院”一線，是因為在新中國建立前夕，朱家驊接替蔡元培先生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是國民黨的特務頭子。按照“四人幫”的爪牙們的邏輯，既然院長是大特務，那凡是那時在“中央研究院”工作過的人，都是特務！
這一冤案涉及麵極廣。在上海的十四個科學研究單位內，約有二百多人被“隔離審查”，一千多人受到牽連。正因為這樣，怪不得戴立清在大會上聲稱：“據我所知，科學院裏的特務，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像香蕉一樣，一串一串的。”
彭加木是在1948年秋天，才來到“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籌備處擔任“技佐”工作，當時隻有23歲。過了半年多，上海便解放了。照理，這樣的青年，怎麽會是“老特務”呢？說來頗為有趣，那“兩線一會專案組”竟認為，越是在新中國建立前夕進入“中央研究院”的，越是年輕的，越是“危險人物”，因為那是反動派安插的“潛伏特務”，準備在新中國成立後長期“潛伏”，伺機而動。
電影演員趙丹曾畫了一幅畫贈給白楊，畫上無詩，正巧相聲演員侯寶林在旁，靈機一動，便題詩一首，其中有這麽兩句：
莫道常為座上客，
有時也作階下囚。
這兩句詩，本是侯寶林描寫趙丹、白楊在“史無前例”中的遭遇的。然而，如果移花接木，用於彭加木身上，倒也十分貼切。
彭加木當了一年“頭頭”，已被內定為黨的“九大”代表，忽然一陣狂風平地而起，他又從“座上客”一下子變為“階下囚”！其實，這樣的事並不足奇：“四人幫”今天根據“三結合”的需要拉你點綴一下門麵，明天又可以根據“階級鬥爭”的需要把你拋出。倘若不是這般變化多端，玩人命於股掌之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又怎堪稱“史無前例”呢？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1968年11月30日下午。那天正值星期六。
在那種年月，每逢星期六下午，“逍遙派”們早就回家，“提前”過星期日了。然而，在那天，在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人們接到來自上麵的通知，今天下午有重要會議，誰都不許回家！開會的時候，濟濟一堂，座無虛席。因為凡是“重要會議”，“革命”派們積極參加，“牛神蛇神”們被押著參加，“逍遙派”們不敢不參加，這三類人都參加了，出席率也就近乎百分之百了。
那天的會議，果真重要。會議的開場鑼鼓早就開始了——全體到會者在那裏一段又一段地齊聲念“階級鬥爭”語錄，可是台上還不見動靜。按照那時開會的規律，這意味著台上準會有“大人物”出現。
經過“千呼萬喚”，不錯，姍姍來遲的一位“大人物”，穿著不戴領章的軍裝——那時最時髦的革命服，出現在主席台上。此人姓戴，名立清，在那魚龍混雜的風暴之中，扯起“造反”旗號，成為王洪文的把兄弟，受到“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的重用，從“階下囚”一躍而為“座上客”，成為掌管上海科技係統大權的第一把手。
在歡迎的掌聲平息之後，沉默了一下，戴立清清了清喉嚨，念了語錄“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台下的聽眾們一聽，便知道今天的大會上肯定要“抓”人了。
究竟“抓”誰呢？戴立清並不馬上“抓”人，卻先講了一通關於科學院係統的“敵情”的嚴重性，說這裏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戴立清拍案驚呼：“據我所知，科學院裏的特務，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像香蕉一樣，一串一串的！”此時，台下鴉雀無聲，人們屏著呼吸，知道他的下一步棋，便是“一抓就靈”了。
果然，接下去便宣布了一個驚人消息：“把老反革命、老特務分子彭加木揪出來！”全場頓時騷動起來。人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堂堂的革籌會召集人，怎麽轉眼之間成了“反革命”、“特務”，何況在“反革命”、“特務”這些罪名之前還加上一個“老”字？彭加木被“揪”上台了。連他自己都仿佛在夢中似的，鬧不清楚怎麽會跟“老反革命”、“老特務”這樣的字眼聯繫在一起！要知道，在上午，他還正以革籌會召集人的身份，在那裏主持會議呢！就從這一天起。不，就從這天下午起，彭加木被“隔離審查”了。據那位戴立清透露：隔離審查的決定，“來頭可大呢！是‘首長’（作者註：戴立清所謂‘首長’，便是指‘四人幫’及其在上海的餘黨）親自批的。”
這件事，最鮮明地體現了顛倒兩字：彭加木從先進標兵變為“階下囚”，而那位刑滿釋放分子戴立清則從“階下囚”變為“座上客”。
◆“老特務”的由來
彭加木怎麽會成為“老反革命”、“老特務”的呢？原來，在1968年秋天，“四人幫”及其上海的餘黨開始在中國科學院上海的各研究所清理階級隊伍，炮製了一起大冤案，叫做“‘兩線一會’特務集團”。
什麽是“兩線一會”呢？那就是新中國成立前的中央研究作為一條線，把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時期的上海自然科學研究作為一條線，同國民黨潰退前夕組織的“中央研究院”接應安全小組委員會連在一起，稱為“兩線一會”。
其中“中央研究院”一線，是因為在新中國建立前夕，朱家驊接替蔡元培先生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是國民黨的特務頭子。按照“四人幫”的爪牙們的邏輯，既然院長是大特務，那凡是那時在“中央研究院”工作過的人，都是特務！
這一冤案涉及麵極廣。在上海的十四個科學研究單位內，約有二百多人被“隔離審查”，一千多人受到牽連。正因為這樣，怪不得戴立清在大會上聲稱：“據我所知，科學院裏的特務，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像香蕉一樣，一串一串的。”
彭加木是在1948年秋天，才來到“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籌備處擔任“技佐”工作，當時隻有23歲。過了半年多，上海便解放了。照理，這樣的青年，怎麽會是“老特務”呢？說來頗為有趣，那“兩線一會專案組”竟認為，越是在新中國建立前夕進入“中央研究院”的，越是年輕的，越是“危險人物”，因為那是反動派安插的“潛伏特務”，準備在新中國成立後長期“潛伏”，伺機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