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進崑崙賓館。開窗便見到遠處的山，山頂閃耀著積雪那白色的光芒。
在崑崙賓館，我遇到許多趕來報導搜尋彭加木情況的記者，光是從上海趕來的，就有《文匯報》記者張德寶，《解放日報》記者賈寶良，《青年報》記者錢維華，《上海科技報》記者鬱群。他們有的比我早來好多天，卻全被“堵”在烏魯木齊，無法前往羅布泊。據告，隻有一位新華社新疆分社的記者獲準前往羅布泊。
不去羅布泊，怎麽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呢？我說，我一定要去羅布泊！
記者們告訴我內中的原因：羅布泊已經幹涸，成了一片鹽鹼荒灘，本來誰都可以去。然而，羅布泊附近，卻有一個代號叫“21基地”的軍事要地，是必經之處。沒有辦理特殊的通行手續，是無法進入“21基地”這個神秘地方，當然也就無法進入羅布泊。
這個“21基地”，原本屬於高度軍事機密。然而，在中國停止核試驗以後，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解密。從2005年4月10日起，那裏敞開了大門，被確定為中國100個經典紅色旅遊景區之一，各地遊客紛紛前去參觀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發的原址。
這時，人們才知道，所謂“21基地”，其實也就是中國的核基地。
1964年10月，伴隨著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羅布泊上空升起了碩大無比的蘑菇雲，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了！這一消息使中國人民欣喜萬分，也使全世界為之震驚。
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就來自“21基地”。不言而喻，那裏當然成為外人禁入的地區。
“21基地”所在地，叫做馬蘭。盡管在當時馬蘭由於駐紮諸多部隊以及許多科研機構，已經變成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城鎮，但是由於涉及國防機密，所以在新疆地圖上是查不到馬蘭的。
前往羅布泊，途徑中國的核基地馬蘭，必須辦理嚴格的審批手續，尤其是對於記者和作家。這一手續，要到北京辦理。記者們一時無法到北京辦理這一手續，也就不能進入羅布泊。
我問：“北京哪一部門主管？”
有人答：“國防科委。”
我一聽，心中有底。
我立即通過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宣傳部郭德滏先生，與新疆軍區馬申參謀長聯繫。我請馬申參謀長致電北京國防科委科技部副主任柳鳴。
當時，錢學森擔任國防科委副主任，主管這一工作。
稍後，柳鳴電話通知新疆軍區，經請示錢學森，同意葉永烈進入羅布泊。
馬申參謀長接到柳鳴的電話之後，報告了新疆軍區蕭司令、譚政委。
馬申參謀長致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宣傳部郭德滏先生，告知：“同意葉永烈進入羅布泊。”
應當說，國防科委和新疆有關部門當時的工作效率是相當高的。
我獲準進入羅布泊，是我能夠完成這次採訪任務的關鍵性一步。倘若我不能進入核基地、進入羅布泊，待在烏魯木齊，是無法掌握大量的追尋彭加木的第一手資訊。因為我擔負的任務不是發短小的新聞稿，而是寫作關於彭加木一生的紀實長篇，倘若不進入搜索現場，不進行深入的採訪，是難以完成的。
其實，我能夠獲準進入核基地，是因為在一年多以前我獲準進入絕密的中國載人航天基地採訪，在那裏工作了半個月。中國載人航天基地同樣屬於國防科委主管。那是在1979年2月23日，國防科委副主任錢學森從北京來到上海，通過國防科委科技部副主任（曾任聶榮臻元帥秘書）柳鳴約見我，談了一個晚上。由於錢學森的批準，我在辦理了相關的手續之後，於1979年4月進入中國載人航天基地採訪。我完全沒有想到，當我來到新疆追尋彭加木，在辦理進入核基地的手續的時候，一年多以前所辦理的進入中國載人航天基地手續起了重要作用。因為我能夠進入絕密的中國載人航天基地，也就可以進入絕密的核基地。柳鳴知道我的情況，所以在請示錢學森之後，迅速通知新疆軍區，給我開啟了綠燈。
我在辦理進入核基地的相關手續的時候，還採訪了新疆軍區副政委康立澤，他告訴我從各地調集公安人員前往羅布泊偵察的情況。
在接到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宣傳部郭德滏先生的電話通知之後，我馬上作好前往羅布泊的準備。
這樣，我在烏魯木齊崑崙賓館隻住了一天，就要向羅布泊進發——那些被“堵”在烏魯木齊的記者們知道了，都非常吃驚，不知我有何“法寶”！他們委託我，到了現場之後，每天打電話給他們，報告動態，便於他們發稿。這麽一來，我成了他們的“第一線記者”！
我到達烏魯木齊的翌日，即1980年7月5日上午，新疆軍區副政委康立澤在我的中學同學、當時擔任新疆人民廣播電台新聞部主任的邵強（後來擔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陪同下，前來崑崙賓館看我。康立澤副政委通知我，有一輛越野軍車要出發，送我前往馬蘭。
我給司機打電話，詢問何時出發。
電話裏傳來司機的聲音：“白天不開車！”
奇怪，大白天不開車？我隻得在賓館悶等著。謔，這裏的太陽的火舌比上海更長，仿佛從窗口伸了進來，把屋裏的桌、椅、床、櫃都烤炙得滾燙。
在崑崙賓館，我遇到許多趕來報導搜尋彭加木情況的記者，光是從上海趕來的，就有《文匯報》記者張德寶，《解放日報》記者賈寶良，《青年報》記者錢維華，《上海科技報》記者鬱群。他們有的比我早來好多天，卻全被“堵”在烏魯木齊，無法前往羅布泊。據告，隻有一位新華社新疆分社的記者獲準前往羅布泊。
不去羅布泊，怎麽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呢？我說，我一定要去羅布泊！
記者們告訴我內中的原因：羅布泊已經幹涸，成了一片鹽鹼荒灘，本來誰都可以去。然而，羅布泊附近，卻有一個代號叫“21基地”的軍事要地，是必經之處。沒有辦理特殊的通行手續，是無法進入“21基地”這個神秘地方，當然也就無法進入羅布泊。
這個“21基地”，原本屬於高度軍事機密。然而，在中國停止核試驗以後，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解密。從2005年4月10日起，那裏敞開了大門，被確定為中國100個經典紅色旅遊景區之一，各地遊客紛紛前去參觀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發的原址。
這時，人們才知道，所謂“21基地”，其實也就是中國的核基地。
1964年10月，伴隨著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羅布泊上空升起了碩大無比的蘑菇雲，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了！這一消息使中國人民欣喜萬分，也使全世界為之震驚。
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就來自“21基地”。不言而喻，那裏當然成為外人禁入的地區。
“21基地”所在地，叫做馬蘭。盡管在當時馬蘭由於駐紮諸多部隊以及許多科研機構，已經變成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城鎮，但是由於涉及國防機密，所以在新疆地圖上是查不到馬蘭的。
前往羅布泊，途徑中國的核基地馬蘭，必須辦理嚴格的審批手續，尤其是對於記者和作家。這一手續，要到北京辦理。記者們一時無法到北京辦理這一手續，也就不能進入羅布泊。
我問：“北京哪一部門主管？”
有人答：“國防科委。”
我一聽，心中有底。
我立即通過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宣傳部郭德滏先生，與新疆軍區馬申參謀長聯繫。我請馬申參謀長致電北京國防科委科技部副主任柳鳴。
當時，錢學森擔任國防科委副主任，主管這一工作。
稍後，柳鳴電話通知新疆軍區，經請示錢學森，同意葉永烈進入羅布泊。
馬申參謀長接到柳鳴的電話之後，報告了新疆軍區蕭司令、譚政委。
馬申參謀長致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宣傳部郭德滏先生，告知：“同意葉永烈進入羅布泊。”
應當說，國防科委和新疆有關部門當時的工作效率是相當高的。
我獲準進入羅布泊，是我能夠完成這次採訪任務的關鍵性一步。倘若我不能進入核基地、進入羅布泊，待在烏魯木齊，是無法掌握大量的追尋彭加木的第一手資訊。因為我擔負的任務不是發短小的新聞稿，而是寫作關於彭加木一生的紀實長篇，倘若不進入搜索現場，不進行深入的採訪，是難以完成的。
其實，我能夠獲準進入核基地，是因為在一年多以前我獲準進入絕密的中國載人航天基地採訪，在那裏工作了半個月。中國載人航天基地同樣屬於國防科委主管。那是在1979年2月23日，國防科委副主任錢學森從北京來到上海，通過國防科委科技部副主任（曾任聶榮臻元帥秘書）柳鳴約見我，談了一個晚上。由於錢學森的批準，我在辦理了相關的手續之後，於1979年4月進入中國載人航天基地採訪。我完全沒有想到，當我來到新疆追尋彭加木，在辦理進入核基地的手續的時候，一年多以前所辦理的進入中國載人航天基地手續起了重要作用。因為我能夠進入絕密的中國載人航天基地，也就可以進入絕密的核基地。柳鳴知道我的情況，所以在請示錢學森之後，迅速通知新疆軍區，給我開啟了綠燈。
我在辦理進入核基地的相關手續的時候，還採訪了新疆軍區副政委康立澤，他告訴我從各地調集公安人員前往羅布泊偵察的情況。
在接到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宣傳部郭德滏先生的電話通知之後，我馬上作好前往羅布泊的準備。
這樣，我在烏魯木齊崑崙賓館隻住了一天，就要向羅布泊進發——那些被“堵”在烏魯木齊的記者們知道了，都非常吃驚，不知我有何“法寶”！他們委託我，到了現場之後，每天打電話給他們，報告動態，便於他們發稿。這麽一來，我成了他們的“第一線記者”！
我到達烏魯木齊的翌日，即1980年7月5日上午，新疆軍區副政委康立澤在我的中學同學、當時擔任新疆人民廣播電台新聞部主任的邵強（後來擔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陪同下，前來崑崙賓館看我。康立澤副政委通知我，有一輛越野軍車要出發，送我前往馬蘭。
我給司機打電話，詢問何時出發。
電話裏傳來司機的聲音：“白天不開車！”
奇怪，大白天不開車？我隻得在賓館悶等著。謔，這裏的太陽的火舌比上海更長，仿佛從窗口伸了進來，把屋裏的桌、椅、床、櫃都烤炙得滾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