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扼腕嘆息的是，1963年從北京大學畢業之後，直至1978年，前後整整15年，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及“五七幹校”所浪費。這恰恰是我從23歲到38歲的年富力強的人生黃金時期。如果那15年用於專業創作，豈止可以多寫1000萬字。這是最大的時間的浪費，生命的浪費。更何況那無休無止的澎湃在中國大地的極“左”思潮，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以致後來不得不花費很多精力去撥亂反正，這才終於走上真理的軌道。
我視創作為生命，把作品看做是“凝固的時間”。筆寫來的，斧頭也砍不掉。自從11歲發表第一篇作品以來，我一輩子可以說是“從一而終”，隻從事一項事業，即文學創作。
其實，有兩個時期，我完全可以不寫作：
一是“文革”時期，出書時除了送50本樣書之外，沒有一分錢稿費。在那樣的歲月，我白天在農村下地勞動，或者在電影廠裏做“煤渣磚”、挖防空洞，夜晚像做“地下工作”一般悄悄寫作，居然也出版了10本科普、童話等“6離政治”的書，還寫好一大批書稿，壓在我的抽屜或者出版社編輯的抽屜裏，所以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我的作品如同噴泉湧出，在1978年我一度創造了“月出一書”的記錄。
二是現在，我的兩個兒子都事業有成，我自己也擁有一批智慧財產權，很多人都勸我不必寫了，含飴弄孫，坐享清福。我卻依然不停地寫作。我先後12次應邀出席全國書市，還多次出席北京書市、上海書市、羊城書市，就是因為我不斷推出有影響的新著，出版社藉助於書市“造勢”，舉行新書首發式或者簽名售書。
在中國作家之中，我是很另類的一個。我的作品除了數量多之外，而且體裁多樣。我是一個寫作興趣非常廣泛的人，早年寫詩，後來寫過小說、散文、童話、寓言、電影劇本、雜文、評論以至相聲、快板、歌詞，最後定位在當代重大政治題材的紀實文學。
我是中國作家之中不多的出身理工科的作家之一。我在北京大學讀了6年化學本科，畢業之後卻“背叛”了化學，從事電影、文學創作。正因為我有著理科背景，所以早年寫了《十萬個為什麽》、《小靈通漫遊未來》等科普、科幻作品；此後轉向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創作，進行“大題材、高層次、第一手”的採訪，寫下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150萬字的“紅色三部曲”，寫下關於1957年全景式的紀實長篇《反右派始末》，寫下182萬字的長卷《“四人幫”興亡》，寫下關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紀實長篇《鄧小平改變中國》等等；隨著我的兩個兒子分別在台灣、美國安家，我5次去台灣，7次去美國，並開始世界性的漫遊，足跡遍及五大洲，拍攝了十幾萬張照片，寫下二十來本圖文並茂的“行走文學”作品，從歷史、文化的角度記述異域風情，諸如《美國自由行》、《星條旗下的生活》、《櫻花下的日本》、《真實的朝鮮》、《歐洲自由行》、《澳大利亞自由行》、《一半沙漠一半海—埃及和杜拜》以及《大陸腳遊台灣》、《台灣那些事兒》等等。其中在美國“9？11事件”爆發時趕往紐約所寫的長篇《受傷的美國》以及蘇聯解體10周年時訪問俄羅斯、烏克蘭所寫的長篇《行走俄羅斯》，則已經超出“行走文學”的範圍，成為國際重大事件的紀實文學。科普、科幻作品，紀實文學，行走文學，形成了我的作品的三大板塊。
我母親說我屬“勞碌命”，還說我是吃“英雄飯”的。大約命中注定，我要勞碌一輩子。這一回我應湖南人民出版社之約，著手整理、修改我的2000多萬字的作品，分卷、分批出版，這無疑是一頓“英雄”才能吃下的硬“飯”，我又要“勞碌”一陣子了。我的體質向來不錯，常以病歷卡保持空白記錄而逞“英雄”。然而2008年秋日的一場突然襲來的大病差一點給我的生命畫上句號。我是寫好遺囑上手術台的。由於大夫的精心治療，我算是從手術房裏撿回一條命。經過這次與死神搏鬥，我倍感時間的寶貴、生命的有限。2009年我以近乎“瘋狂”的速度“搶點運行”，出了十幾本書，又一次創造“月出一書”的紀錄。我還日夜兼程趕寫了42萬字的長篇新著《錢學森》，在“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院士去世之後一個月發行全國。
2010年1月底，我接到醫院統計員的電話，她一再問，接電話的是不是葉永烈本人，我告訴她我剛從杜拜、埃及歸來，聽得出電話那頭傳來吃驚的聲音。我在出院之後已經第二次接到這樣的電話，明白這是在“跟蹤”統計手術後的“存活率”。我不在乎我能“存活”多少年，但是我很在乎我能寫作多少年。寫作著是美麗的，寫作的人生是燦爛的。“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如今的我，一切正常，照樣出國，照樣採訪，照樣寫作，隻是多了一種強烈的時間緊迫感。我希望在完成《葉永烈文集》的整理工作之後，能夠全力以赴寫出幾部長篇新著。
需要說明的是，目前出版的《葉永烈文集》，隻收入我在中國內地能夠出版的著作。我還有一部分在香港、台灣出版的著作以及已經完成的《“風波”三部曲》（即150萬字的《出沒風波裏》、《現在可以說了》、《樹欲靜而風不止》）的後兩部長篇，尚不能收入。
我視創作為生命，把作品看做是“凝固的時間”。筆寫來的，斧頭也砍不掉。自從11歲發表第一篇作品以來，我一輩子可以說是“從一而終”，隻從事一項事業，即文學創作。
其實，有兩個時期，我完全可以不寫作：
一是“文革”時期，出書時除了送50本樣書之外，沒有一分錢稿費。在那樣的歲月，我白天在農村下地勞動，或者在電影廠裏做“煤渣磚”、挖防空洞，夜晚像做“地下工作”一般悄悄寫作，居然也出版了10本科普、童話等“6離政治”的書，還寫好一大批書稿，壓在我的抽屜或者出版社編輯的抽屜裏，所以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我的作品如同噴泉湧出，在1978年我一度創造了“月出一書”的記錄。
二是現在，我的兩個兒子都事業有成，我自己也擁有一批智慧財產權，很多人都勸我不必寫了，含飴弄孫，坐享清福。我卻依然不停地寫作。我先後12次應邀出席全國書市，還多次出席北京書市、上海書市、羊城書市，就是因為我不斷推出有影響的新著，出版社藉助於書市“造勢”，舉行新書首發式或者簽名售書。
在中國作家之中，我是很另類的一個。我的作品除了數量多之外，而且體裁多樣。我是一個寫作興趣非常廣泛的人，早年寫詩，後來寫過小說、散文、童話、寓言、電影劇本、雜文、評論以至相聲、快板、歌詞，最後定位在當代重大政治題材的紀實文學。
我是中國作家之中不多的出身理工科的作家之一。我在北京大學讀了6年化學本科，畢業之後卻“背叛”了化學，從事電影、文學創作。正因為我有著理科背景，所以早年寫了《十萬個為什麽》、《小靈通漫遊未來》等科普、科幻作品；此後轉向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創作，進行“大題材、高層次、第一手”的採訪，寫下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150萬字的“紅色三部曲”，寫下關於1957年全景式的紀實長篇《反右派始末》，寫下182萬字的長卷《“四人幫”興亡》，寫下關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紀實長篇《鄧小平改變中國》等等；隨著我的兩個兒子分別在台灣、美國安家，我5次去台灣，7次去美國，並開始世界性的漫遊，足跡遍及五大洲，拍攝了十幾萬張照片，寫下二十來本圖文並茂的“行走文學”作品，從歷史、文化的角度記述異域風情，諸如《美國自由行》、《星條旗下的生活》、《櫻花下的日本》、《真實的朝鮮》、《歐洲自由行》、《澳大利亞自由行》、《一半沙漠一半海—埃及和杜拜》以及《大陸腳遊台灣》、《台灣那些事兒》等等。其中在美國“9？11事件”爆發時趕往紐約所寫的長篇《受傷的美國》以及蘇聯解體10周年時訪問俄羅斯、烏克蘭所寫的長篇《行走俄羅斯》，則已經超出“行走文學”的範圍，成為國際重大事件的紀實文學。科普、科幻作品，紀實文學，行走文學，形成了我的作品的三大板塊。
我母親說我屬“勞碌命”，還說我是吃“英雄飯”的。大約命中注定，我要勞碌一輩子。這一回我應湖南人民出版社之約，著手整理、修改我的2000多萬字的作品，分卷、分批出版，這無疑是一頓“英雄”才能吃下的硬“飯”，我又要“勞碌”一陣子了。我的體質向來不錯，常以病歷卡保持空白記錄而逞“英雄”。然而2008年秋日的一場突然襲來的大病差一點給我的生命畫上句號。我是寫好遺囑上手術台的。由於大夫的精心治療，我算是從手術房裏撿回一條命。經過這次與死神搏鬥，我倍感時間的寶貴、生命的有限。2009年我以近乎“瘋狂”的速度“搶點運行”，出了十幾本書，又一次創造“月出一書”的紀錄。我還日夜兼程趕寫了42萬字的長篇新著《錢學森》，在“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院士去世之後一個月發行全國。
2010年1月底，我接到醫院統計員的電話，她一再問，接電話的是不是葉永烈本人，我告訴她我剛從杜拜、埃及歸來，聽得出電話那頭傳來吃驚的聲音。我在出院之後已經第二次接到這樣的電話，明白這是在“跟蹤”統計手術後的“存活率”。我不在乎我能“存活”多少年，但是我很在乎我能寫作多少年。寫作著是美麗的，寫作的人生是燦爛的。“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如今的我，一切正常，照樣出國，照樣採訪，照樣寫作，隻是多了一種強烈的時間緊迫感。我希望在完成《葉永烈文集》的整理工作之後，能夠全力以赴寫出幾部長篇新著。
需要說明的是，目前出版的《葉永烈文集》，隻收入我在中國內地能夠出版的著作。我還有一部分在香港、台灣出版的著作以及已經完成的《“風波”三部曲》（即150萬字的《出沒風波裏》、《現在可以說了》、《樹欲靜而風不止》）的後兩部長篇，尚不能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