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係列舉措，雷厲風行地清除了魏忠賢和客氏的勢力，鞏固了自己的政權地位，閹黨之禍逐漸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為之一振，人們仿佛看到了明朝中興的希望。不幸的是，他隨後卻又因對外廷大臣不滿，在清除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後，又重用了王承恩等另一批宦官，和以前的皇帝犯了同樣的錯。他給予宦官行使監軍和提督京營大權。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鎮，淩駕於地方督撫之上，甚至派宦官總理戶、工二部，而將戶、工部尚書擱置一旁，致使宦官權力日益膨脹，統治集團矛盾日益加劇。
麵對危機四伏的政局，他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為。每逢經筵，恭聽闡釋經典，毫無倦意，召對廷臣，探求治國方策。勤於政務，事必躬親。對於當時的政治黑暗腐敗，他也想有所作為，為此，他起用了東林黨人，試圖解除內憂外患，挽救行將滅亡的大明江山。與前兩朝相較，朝政有了明顯改觀。
但是，大明的政權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矛盾叢集、積弊深重，縱然崇禎帝有雄才大略，也無濟於事，更何況，他也有多疑軟弱等缺點，要力挽狂瀾談何容易。更要命的是，就在他即位之時，西北大地發生特大旱災，莊稼顆粒無收，人民流離失所，紛紛餓死，甚至發生人相食的慘劇。對此，官府不予救恤，依然催租逼稅。人民走投無路，隻得揭竿而起。
安塞人高迎祥號稱“闖王”，打出了反明的旗幟。不久，張獻忠在米脂起義，響應高闖王，號稱“八大王”。後高迎祥被浮犧牲，李自成繼任“闖王”，手下有劉宗敏、田見秀、郝搖旗等戰將。李自成雖號稱“農民起義領袖”，但並非救民於水火，他攻城掠地，每遇頑抗，都要大肆殺戮，對方堅守一兩天，城破以後要殺十之三四；堅守五六天，城破以後差不多要斬盡殺絕，還要毀平城牆。每破一城他就棄之不顧，繼續向前進攻。他曾三度圍攻開封城不下，最後決黃河大堤，淹死兵民數十萬人。可以說，李自成十多年的大起義，也是對中國十多年的大破壞！後來他的隊伍中加進了河南杞縣舉人李岩，及夫人紅娘子；舉人牛金星、算命先生宋獻策等作謀士，情況稍好一點。我們過去有一種機械的評價標準：農民起義就是革命行為，就是推動歷史的發展，讓人感到是一種很牽強的理論。有作家窮一生之精力，寫出多卷本的小說，歌頌“李闖王”，讓人難以卒讀。崇禎帝麵對這位大肆破壞、殺人如麻的“闖王”，能有什麽辦法？！
國內農民起義烽煙四起，在東北邊境，後金的侵略更加頻繁。在當時已經民不聊生的情況下，為了支持對金的戰爭，他不得不大幅增加賦稅，名曰“三餉”——遼餉、剿餉和練餉。三餉加派是掠奪性的財政措施，賦役徵收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製約，賦役的徵收量不能超過生產者所能提供的剩餘勞動的某一限量，但三餉加派卻是依軍需決定徵收額，其加派額直線上升，結果造成“舊征未完，新餉已催，額內難緩，額外復急，村無吠犬，尚敲催追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燐，夜夜常聞鬼哭”，從而引起廣泛的社會不滿，起義不斷。這種“竭澤而漁”的做法對其統治有如斧底抽薪，自斷生路。
崇禎是一個優點與缺點都突出的人。崇禎對朝務的勤勉和生活上的簡樸在中國幾千年皇帝史上都是罕見的。把史書裏對他評價綜合一下就是：“他在位十七年，一直勤政理事，雞鳴就起床以至夜晚都不睡覺,往往焦勞成疾。節儉自律，不近女色，宮裏從來沒有宴樂之事。”
再順便舉史書上所載的三件小事：崇禎曾把宮中萬曆時所儲藏的上等遼參在集市上買掉，換回數萬兩銀子聊補國用；某日聽講官給他講書時，所穿內衣袖子已破損，留在外麵很不雅觀，不時把它塞進去遮掩；崇禎十五年七月初九因為“偶感微恙”而臨時傳免早朝，遭到了內閣輔臣的批評。崇禎既感激又羞愧，特親筆寫了手敕，對輔臣進行褒獎，對自己進行了虛心的批抨。
但崇禎性格上的缺點也是強烈和極端的。崇禎的這種節儉已發展到吝嗇的地步了。他小時候用仿影的方式練字，如果紙張較大而範本的字較小的話，他一定會先將紙的一邊對齊範本，寫完後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寫滿，以免浪費。盡管身為帝王，他無法隨意出入於民間，但為了節約起見，他卻常派人到宮外去從民間採買物品，然後仔細地詢問價格。
這種平民生活方式當然也可看作是節儉和樸素，甚至可以如同我們在歌頌某位大人物隻吃紅燒肉時那樣，把它看作是崇禎皇帝美德的象徵，尤其是在奢侈成風的帝王堆裏，這種節儉大約隻有那位嗜好穿補丁衣服的鹹豐皇帝差可比擬。但令人沮喪的是，就像鹹豐皇帝常常從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補丁衣服這一些微細節上來斷定他是否清廉稱職，是否予以提拔，從而導致北京城裏出現了舊官服比新官服更貴的荒唐結果一樣，崇禎這種近乎於守財奴式的節儉，對於他的中興帝國之夢，也是致命的一擊。
從他即位之初到帝國滅亡－－也就是他坐在龍椅上的十七年裏，他的節儉品德一直像一把無形的劍，將他的帝國砍得鮮血淋漓－－他和他的大臣們始終無法建立正常的感情和正常的關係，很大程度上便和這有關。或者說，這種節儉有如一劑慢性毒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浸入了崇禎和整個大明帝國的血脈中，並最終引發了一場災難性和毀滅性的不治之症。
麵對危機四伏的政局，他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為。每逢經筵，恭聽闡釋經典，毫無倦意，召對廷臣，探求治國方策。勤於政務，事必躬親。對於當時的政治黑暗腐敗，他也想有所作為，為此，他起用了東林黨人，試圖解除內憂外患，挽救行將滅亡的大明江山。與前兩朝相較，朝政有了明顯改觀。
但是，大明的政權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矛盾叢集、積弊深重，縱然崇禎帝有雄才大略，也無濟於事，更何況，他也有多疑軟弱等缺點，要力挽狂瀾談何容易。更要命的是，就在他即位之時，西北大地發生特大旱災，莊稼顆粒無收，人民流離失所，紛紛餓死，甚至發生人相食的慘劇。對此，官府不予救恤，依然催租逼稅。人民走投無路，隻得揭竿而起。
安塞人高迎祥號稱“闖王”，打出了反明的旗幟。不久，張獻忠在米脂起義，響應高闖王，號稱“八大王”。後高迎祥被浮犧牲，李自成繼任“闖王”，手下有劉宗敏、田見秀、郝搖旗等戰將。李自成雖號稱“農民起義領袖”，但並非救民於水火，他攻城掠地，每遇頑抗，都要大肆殺戮，對方堅守一兩天，城破以後要殺十之三四；堅守五六天，城破以後差不多要斬盡殺絕，還要毀平城牆。每破一城他就棄之不顧，繼續向前進攻。他曾三度圍攻開封城不下，最後決黃河大堤，淹死兵民數十萬人。可以說，李自成十多年的大起義，也是對中國十多年的大破壞！後來他的隊伍中加進了河南杞縣舉人李岩，及夫人紅娘子；舉人牛金星、算命先生宋獻策等作謀士，情況稍好一點。我們過去有一種機械的評價標準：農民起義就是革命行為，就是推動歷史的發展，讓人感到是一種很牽強的理論。有作家窮一生之精力，寫出多卷本的小說，歌頌“李闖王”，讓人難以卒讀。崇禎帝麵對這位大肆破壞、殺人如麻的“闖王”，能有什麽辦法？！
國內農民起義烽煙四起，在東北邊境，後金的侵略更加頻繁。在當時已經民不聊生的情況下，為了支持對金的戰爭，他不得不大幅增加賦稅，名曰“三餉”——遼餉、剿餉和練餉。三餉加派是掠奪性的財政措施，賦役徵收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製約，賦役的徵收量不能超過生產者所能提供的剩餘勞動的某一限量，但三餉加派卻是依軍需決定徵收額，其加派額直線上升，結果造成“舊征未完，新餉已催，額內難緩，額外復急，村無吠犬，尚敲催追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燐，夜夜常聞鬼哭”，從而引起廣泛的社會不滿，起義不斷。這種“竭澤而漁”的做法對其統治有如斧底抽薪，自斷生路。
崇禎是一個優點與缺點都突出的人。崇禎對朝務的勤勉和生活上的簡樸在中國幾千年皇帝史上都是罕見的。把史書裏對他評價綜合一下就是：“他在位十七年，一直勤政理事，雞鳴就起床以至夜晚都不睡覺,往往焦勞成疾。節儉自律，不近女色，宮裏從來沒有宴樂之事。”
再順便舉史書上所載的三件小事：崇禎曾把宮中萬曆時所儲藏的上等遼參在集市上買掉，換回數萬兩銀子聊補國用；某日聽講官給他講書時，所穿內衣袖子已破損，留在外麵很不雅觀，不時把它塞進去遮掩；崇禎十五年七月初九因為“偶感微恙”而臨時傳免早朝，遭到了內閣輔臣的批評。崇禎既感激又羞愧，特親筆寫了手敕，對輔臣進行褒獎，對自己進行了虛心的批抨。
但崇禎性格上的缺點也是強烈和極端的。崇禎的這種節儉已發展到吝嗇的地步了。他小時候用仿影的方式練字，如果紙張較大而範本的字較小的話，他一定會先將紙的一邊對齊範本，寫完後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寫滿，以免浪費。盡管身為帝王，他無法隨意出入於民間，但為了節約起見，他卻常派人到宮外去從民間採買物品，然後仔細地詢問價格。
這種平民生活方式當然也可看作是節儉和樸素，甚至可以如同我們在歌頌某位大人物隻吃紅燒肉時那樣，把它看作是崇禎皇帝美德的象徵，尤其是在奢侈成風的帝王堆裏，這種節儉大約隻有那位嗜好穿補丁衣服的鹹豐皇帝差可比擬。但令人沮喪的是，就像鹹豐皇帝常常從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補丁衣服這一些微細節上來斷定他是否清廉稱職，是否予以提拔，從而導致北京城裏出現了舊官服比新官服更貴的荒唐結果一樣，崇禎這種近乎於守財奴式的節儉，對於他的中興帝國之夢，也是致命的一擊。
從他即位之初到帝國滅亡－－也就是他坐在龍椅上的十七年裏，他的節儉品德一直像一把無形的劍，將他的帝國砍得鮮血淋漓－－他和他的大臣們始終無法建立正常的感情和正常的關係，很大程度上便和這有關。或者說，這種節儉有如一劑慢性毒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浸入了崇禎和整個大明帝國的血脈中，並最終引發了一場災難性和毀滅性的不治之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