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投電台的差事非傘兵莫屬，但問題是傘兵的戰鬥部隊當時並不在南京，他們到安徽銅陵幫助第88軍“協防”去了——第88軍原本是“傻兒師長”範紹增的隊伍，這支部隊的袍哥氣息很濃，對四川籍以外的長官毫不買帳。解放戰爭期間，安徽人方先覺曾經當過該軍的軍長，指揮不靈，於是又換成了山東人高魁元，可高軍長沒過兩天就被氣病了，軍長的職務隻好再派給陝西人馬師恭。馬師恭同樣也玩不轉這群袍哥，但他曾經當過傘兵的司令，可以請老部下來幫忙，所以傘兵部隊就奔赴銅陵，用武力威懾的辦法去幫助馬軍長開展“整頓改革”……（49年初，傘兵移防上海，沒有了保鏢的老馬說話頓時又不管用了，他隻好辭職不幹、把88軍交給了四川籍的副軍長楊寶轂）
傘兵總部12月9日才接到通知，但匆忙組建的行動小組需要過好幾天才能從安徽返回南京（該小組由李行少校帶隊，他們後來於12月16日傘降陳官莊，給戰車第一營送去了地空電台），而這時雙堆集的第十二兵團馬上就要開始行動了，眼見銅陵那邊的遠水解不了近渴，情急之下，有人就想起了陸軍訓練處裏的從傘兵部隊調來的一幫教官。
從名義上看，“陸軍總司令部第一訓練處”的主任是關麟征（副主任王敬久），但具體的事務其實都由參謀長方先覺一人操辦。12月9日下午，方先覺將軍召集辦公會議，現場詢問：“可知我處教官之中，誰的跳傘技術比較好？”
副官長龍驤上校立刻起身稟報：“鄙人同鄉蔡智誠。該小夥身高體壯、麵闊額頤、口齒伶俐、武藝精通、歷經百戰、業績不凡……實有萬夫不擋之勇”，眾幕僚亦皆連連點頭贊同。
方將軍聞訊大悅，隨即吩咐：“開中門！傳蔡壯士進帳！”
於是乎，陸軍教官蔡牛皮就臨危受命，被打發去跳傘了。
1948年12月10日清晨，南京岔路口機場的塔台亮起了綠色的導航燈，十二架c46運輸機在跑道上魚貫滑行，迎著凜冽的寒風飛上了天空。
這十二架飛機隸屬於“陳納德空運隊”，也就是簡稱“cat”的“民用航空公司”。當時，國民黨空軍的運輸部隊大都用於北平和太原方向，淮海戰場的空中補給工作就隻好請陳納德來幫忙（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說“陳納德航空隊曾經廣泛地參戰……”，指的就是這件事）。“cat”公司號稱擁有中國天空技術最優秀的飛行員，但他們的設備卻非常破爛，這些運輸機都是由沖繩、關島或者馬尼拉的廢舊部件拚湊而成的，能在天上飛來飛去簡直就是奇蹟。
蔡智誠乘坐著的是“杜蒂”號，這大概是機長的某位女性親友的名字。
機長是個美國佬，紅頭髮綠眼睛，精力十分旺盛，這傢夥一邊嘁哩哢啦地搬弄著操縱杆、一邊還咿哩哇啦地唱著歌：“我們去看大法師，了不起的大法師……”，但別人卻沒有他那麽好的興致。
運輸機的引擎有毛病，左邊的一台不時地發出刺耳的尖嘯，右邊的一台卻不停地咳嗽，好象隨時都會熄火似的，機械士十分緊張地趴在舷窗前看來看去，生怕這要死不活的“杜蒂”在半道上斷了氣。
機艙裏冷得要命，傘降小組的三個人被凍得縮成一團。本來，跳傘的時候應該穿防風夾克才對，可方先覺參謀長卻非要讓部下穿上陸軍的常禮服。方將軍在抗戰期間曾經有過被包圍而且當俘虜的經驗，根據他的理論，困境中的軍隊最重要的是保持秩序和尊嚴，傘降小組代表的是陸軍總司令部，所以在這個時候必須拿出上級機關的派頭來，以嚴整的軍容給戰場上的官兵們提提精神。
蔡智誠頭戴鋼盔、身穿毛呢製服，肩章領章腰帶皮鞋擦得錚光瓦亮，另外兩位跳傘員的打扮也差不多，所不同的是，蔡中校僅僅在胸前掛了個副傘包，而其他兩個人卻背著體積很大的主傘。
傘降小組的成員之中，隻有蔡智誠跳過備份傘。相對而言，主傘（掛鉤傘）比較容易操作、承載的負荷也比較大，但掛鉤傘的問題是離機一秒鍾之後就強製開傘，降落距離很長，而且下降的速度非常慢，這在被圍困的戰場上空就極容易被當成活靶子，因此，蔡智誠在反覆考慮之後還是決定採用操縱難度較大的副傘（手拋傘），他寧願摔死也不樂意被人打死。
空降小組奉命攜帶的電台是用電子真空管製作的，外表有點象是七個燈八個燈的收音機，這種100～156兆赫的“甚高頻地空通信機”是美國軍隊的最新裝備，據說隻售給中國十多台，每台價值上萬美金。現在，這機器被分成了三攤，蔡智誠負責攜帶發信機，其他的收信機、共用器、收縮天線以及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就交給了另外兩個人，每個人的背囊上都掛著幾顆手雷，有命令說如果在降落時發生意外，必須引爆炸彈破壞設備——這是美軍顧問的要求。
機艙裏還堆放著準備投放到戰區的軍糧。空投的時候，這些糧食不用係掛降落傘、直接從飛機上扔下去就行。為了不至於摔壞，大米和麵粉被分裝成了一個個小口袋，可這些袋子全都是濕漉漉的，再經過飛行過程中的顛簸和積壓，甚至能夠淌出水來。
蔡智誠聽說過其中的名堂——在岔路口機場，負責管理空投物資的是“傘兵軍械所”。這軍械所原本就是傘兵的摺傘處，下轄百來號官兵，日常的工作一是給彈藥箱子捆綁降落傘、二是把糧食裝進軍用空投袋。從美國進口的大米和白麵是一百磅一包裝的，每包九十來斤重，軍械所在拆散分裝的時候就往糧食裏摻水，這樣實際隻裝了八十斤不到，他們再把剋扣下來的大米和白麵拿到黑市上去賣，於是就發了大財。
傘兵總部12月9日才接到通知，但匆忙組建的行動小組需要過好幾天才能從安徽返回南京（該小組由李行少校帶隊，他們後來於12月16日傘降陳官莊，給戰車第一營送去了地空電台），而這時雙堆集的第十二兵團馬上就要開始行動了，眼見銅陵那邊的遠水解不了近渴，情急之下，有人就想起了陸軍訓練處裏的從傘兵部隊調來的一幫教官。
從名義上看，“陸軍總司令部第一訓練處”的主任是關麟征（副主任王敬久），但具體的事務其實都由參謀長方先覺一人操辦。12月9日下午，方先覺將軍召集辦公會議，現場詢問：“可知我處教官之中，誰的跳傘技術比較好？”
副官長龍驤上校立刻起身稟報：“鄙人同鄉蔡智誠。該小夥身高體壯、麵闊額頤、口齒伶俐、武藝精通、歷經百戰、業績不凡……實有萬夫不擋之勇”，眾幕僚亦皆連連點頭贊同。
方將軍聞訊大悅，隨即吩咐：“開中門！傳蔡壯士進帳！”
於是乎，陸軍教官蔡牛皮就臨危受命，被打發去跳傘了。
1948年12月10日清晨，南京岔路口機場的塔台亮起了綠色的導航燈，十二架c46運輸機在跑道上魚貫滑行，迎著凜冽的寒風飛上了天空。
這十二架飛機隸屬於“陳納德空運隊”，也就是簡稱“cat”的“民用航空公司”。當時，國民黨空軍的運輸部隊大都用於北平和太原方向，淮海戰場的空中補給工作就隻好請陳納德來幫忙（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說“陳納德航空隊曾經廣泛地參戰……”，指的就是這件事）。“cat”公司號稱擁有中國天空技術最優秀的飛行員，但他們的設備卻非常破爛，這些運輸機都是由沖繩、關島或者馬尼拉的廢舊部件拚湊而成的，能在天上飛來飛去簡直就是奇蹟。
蔡智誠乘坐著的是“杜蒂”號，這大概是機長的某位女性親友的名字。
機長是個美國佬，紅頭髮綠眼睛，精力十分旺盛，這傢夥一邊嘁哩哢啦地搬弄著操縱杆、一邊還咿哩哇啦地唱著歌：“我們去看大法師，了不起的大法師……”，但別人卻沒有他那麽好的興致。
運輸機的引擎有毛病，左邊的一台不時地發出刺耳的尖嘯，右邊的一台卻不停地咳嗽，好象隨時都會熄火似的，機械士十分緊張地趴在舷窗前看來看去，生怕這要死不活的“杜蒂”在半道上斷了氣。
機艙裏冷得要命，傘降小組的三個人被凍得縮成一團。本來，跳傘的時候應該穿防風夾克才對，可方先覺參謀長卻非要讓部下穿上陸軍的常禮服。方將軍在抗戰期間曾經有過被包圍而且當俘虜的經驗，根據他的理論，困境中的軍隊最重要的是保持秩序和尊嚴，傘降小組代表的是陸軍總司令部，所以在這個時候必須拿出上級機關的派頭來，以嚴整的軍容給戰場上的官兵們提提精神。
蔡智誠頭戴鋼盔、身穿毛呢製服，肩章領章腰帶皮鞋擦得錚光瓦亮，另外兩位跳傘員的打扮也差不多，所不同的是，蔡中校僅僅在胸前掛了個副傘包，而其他兩個人卻背著體積很大的主傘。
傘降小組的成員之中，隻有蔡智誠跳過備份傘。相對而言，主傘（掛鉤傘）比較容易操作、承載的負荷也比較大，但掛鉤傘的問題是離機一秒鍾之後就強製開傘，降落距離很長，而且下降的速度非常慢，這在被圍困的戰場上空就極容易被當成活靶子，因此，蔡智誠在反覆考慮之後還是決定採用操縱難度較大的副傘（手拋傘），他寧願摔死也不樂意被人打死。
空降小組奉命攜帶的電台是用電子真空管製作的，外表有點象是七個燈八個燈的收音機，這種100～156兆赫的“甚高頻地空通信機”是美國軍隊的最新裝備，據說隻售給中國十多台，每台價值上萬美金。現在，這機器被分成了三攤，蔡智誠負責攜帶發信機，其他的收信機、共用器、收縮天線以及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就交給了另外兩個人，每個人的背囊上都掛著幾顆手雷，有命令說如果在降落時發生意外，必須引爆炸彈破壞設備——這是美軍顧問的要求。
機艙裏還堆放著準備投放到戰區的軍糧。空投的時候，這些糧食不用係掛降落傘、直接從飛機上扔下去就行。為了不至於摔壞，大米和麵粉被分裝成了一個個小口袋，可這些袋子全都是濕漉漉的，再經過飛行過程中的顛簸和積壓，甚至能夠淌出水來。
蔡智誠聽說過其中的名堂——在岔路口機場，負責管理空投物資的是“傘兵軍械所”。這軍械所原本就是傘兵的摺傘處，下轄百來號官兵，日常的工作一是給彈藥箱子捆綁降落傘、二是把糧食裝進軍用空投袋。從美國進口的大米和白麵是一百磅一包裝的，每包九十來斤重，軍械所在拆散分裝的時候就往糧食裏摻水，這樣實際隻裝了八十斤不到，他們再把剋扣下來的大米和白麵拿到黑市上去賣，於是就發了大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