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原本在商丘養傷的張信卿、蔡智誠等人也奉命回到南京，準備參加“8、15”抗戰勝利三周年紀念活動。據說，蔣介石總統屆時也要到岔路口基地閱兵，還要給豫東戰役的立功人員授勳。也許是考慮到傷兵身上纏著的繃帶比較容易出鏡頭，司令部還特意讓蔡智誠他們在操場上列隊演練了一番，意思是想讓這幫“掛了花的功臣”為慶典場麵增添幾分悲壯的色彩。
傘兵們考慮得很周到，可惜老天不幫忙。從48年7月開始，長江中下遊地區連降暴雨，水量達三十年不遇，至8月中旬，浙江、江蘇、江西和福建各地接連遭受重大水患，首都南京的周圍幾乎變成了澤國。在這種情況下，國民政府不得不削減了慶典儀式的規模，把原定的“總統授勳”改為給立功人員發放一筆慰勞金，蔡智誠也因此得到了五百塊錢金圓券，美滋滋地跑到上海養傷去了。
（說明一下:“8、15”期間，何應欽、顧祝同、杜聿明、關麟征、餘漢謀等高官曾經視察過岔路口基地，蔣介石也在慶典結束後的10月份接見了張緒滋、井慶爽、趙位靖和劉農畯——這次“總裁麵訓”後來被有些文章描述得十分神秘，說成是老蔣準備讓傘兵做自己的“禦林軍”什麽的，其實並沒有那麽玄——國民黨普通部隊的師以上軍官、特種部隊的團以上軍官在任職命令正式生效之前都要經過老蔣的“麵試”，而在當時，井、趙、劉三位團長都屬於剛剛上任的“新官”，所以這次麵談隻不過是一場例行的任命儀式罷了）
在上海，蔡智誠養傷的地方是“聯勤第二總醫院”（今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當時這裏是專為國民黨校級以上軍官提供醫療護理的高級場所，設備條件好、夥食也很不錯。蔡傷兵的床頭卡上的官銜是“空軍少校”，剛開始他還以為是聯勤司令部搞錯了，過了幾天才知道，他真的已經從上尉變成了校官。
蔡少校的新職位是傘兵司令部參謀處第一科的副主任科員。參一科是負責人事、教育和考勤的部門，當時傘兵部隊正在進行補充和整訓，科裏的上上下下一頭忙著填寫陣亡通知書、一邊還要製作新的官兵花名冊，誰也抽不出空來，隻好委派正在上海療養的蔡副主任勉為其難，充當新任副參謀長張幹樵上校的聯絡官。
張幹樵原本是“東北剿總”作戰處的科長，廣東人，黃埔十一期生，他在第五軍軍部當參謀的時候曾經和杜聿明一起爬過“野人山”，所以深得杜長官的信任。前不久，傘兵的羅國英副參謀長在豫東戰役中失蹤了，老杜就把張幹樵從東北調回來接替他，但張副參謀長抵達上海之後卻沒有去南京就任，而是徑直回廣東老家探親去了(等他從廣東回來之後，杜聿明又把他留在上海當幕僚）——人家是參謀副長、是參謀處的頂頭上司、又是杜老總的心腹，參一科當然不敢打他的考勤，隻得委派一個副主任級別的“聯絡官”在上海守著，隨時準備替他傳話。
這聯絡官的差事其實很不錯，既沒有風險又十分好玩。蔡智誠每天在病床上躺到中午，打針換藥之後就跑出去閑逛，一直要折騰到半夜三更才回到醫院裏，真是自由自在。
1948年的8、9月份，上海市的物價穩定、市場供應充足，可以說是抗戰以來日子最好過的時期。
國民政府從8月19日開始實施貨幣改革，強製推行金圓券，禁止任何商品漲價、禁止任何人囤積物資。“太子欽差”蔣經國親自坐鎮上海，勘亂建設大隊、經濟警察大隊和“人民服務總隊”遍布大街小巷，發現破壞經濟秩序的行為立刻嚴懲不貸，就連榮德生的侄兒榮鴻元、杜月笙的兒子杜維藩以及商界巨頭詹沛霖這樣的“大老虎”都被抓了起來，其他的黑市奸商更是嚇得沒了蹤跡，剛剛發行的金圓券頓時就成了統治十裏洋場的硬通貨。
這個時期的金圓券真的很值錢。按照行政院的條令，三百萬法幣兌換一元金圓券，二百元金圓券價值一兩黃金，兩元金圓券等於一塊銀洋。尤其不得了的是，使用金圓券購物的時候，任何商品的價格都必須保持在“8、19”（金圓券發行日）當天的水平上，這樣一來，一塊錢可以買回五六斤上好的大米，四元金圓券就相當於一個美金，並且所有的物價明細表都已經事先刊登在政府的布告上，如果有哪個商販膽敢缺斤少兩、討價還價，立馬可以通知警察把他抓起來，這可真是板上釘釘、童叟無欺。
在這樣“美好”的日子裏，蔡智誠的衣兜裏正好揣著立功受獎的犒勞費。那時候，金圓券的鈔麵隻有五元的和一元的，五百塊硬紮紮的新式鈔票把小夥子的口袋塞得鼓鼓囊囊，也撐起了小夥子的享樂欲望，於是，他就財大氣粗地一頭撲入了夜上海的紙醉金迷之中。
在這個時候，蔡智誠迷上了跳舞。當時，上海灘的各類舞廳星羅密布，一流的舞廳聘請菲律賓樂隊，一塊錢的舞票能跳三曲舞；二流的舞廳使用白俄樂隊，一塊錢可以跳五六曲；三流舞廳的樂隊是中國人擺弄的，花一塊錢跳個整晚上都沒問題。
高檔舞廳的樂隊好、舞女漂亮，但紅舞女的架勢也不小，她們擅長的是“摸衣領、貼臉蛋、搔手心”，纖纖玉指搭上客人的肩頭，一摸襯衫領子就知道是窮鬼還是闊佬，那態度立馬就不一樣。蔡智誠懂得這裏麵的名堂，他早就從“聯勤總醫院”的門口淘來了全套的行頭，當時，虹口頭壩浪（今吳凇路）的潮州幫販子專門做電影演員的典當生意，他們的貨箱裏從各類新舊洋裝到真假“派克”鋼筆、“浪生”打火機，應有盡有，隻要花上個三四十塊錢，打扮成“小開”的模樣絕對沒有問題。
傘兵們考慮得很周到，可惜老天不幫忙。從48年7月開始，長江中下遊地區連降暴雨，水量達三十年不遇，至8月中旬，浙江、江蘇、江西和福建各地接連遭受重大水患，首都南京的周圍幾乎變成了澤國。在這種情況下，國民政府不得不削減了慶典儀式的規模，把原定的“總統授勳”改為給立功人員發放一筆慰勞金，蔡智誠也因此得到了五百塊錢金圓券，美滋滋地跑到上海養傷去了。
（說明一下:“8、15”期間，何應欽、顧祝同、杜聿明、關麟征、餘漢謀等高官曾經視察過岔路口基地，蔣介石也在慶典結束後的10月份接見了張緒滋、井慶爽、趙位靖和劉農畯——這次“總裁麵訓”後來被有些文章描述得十分神秘，說成是老蔣準備讓傘兵做自己的“禦林軍”什麽的，其實並沒有那麽玄——國民黨普通部隊的師以上軍官、特種部隊的團以上軍官在任職命令正式生效之前都要經過老蔣的“麵試”，而在當時，井、趙、劉三位團長都屬於剛剛上任的“新官”，所以這次麵談隻不過是一場例行的任命儀式罷了）
在上海，蔡智誠養傷的地方是“聯勤第二總醫院”（今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當時這裏是專為國民黨校級以上軍官提供醫療護理的高級場所，設備條件好、夥食也很不錯。蔡傷兵的床頭卡上的官銜是“空軍少校”，剛開始他還以為是聯勤司令部搞錯了，過了幾天才知道，他真的已經從上尉變成了校官。
蔡少校的新職位是傘兵司令部參謀處第一科的副主任科員。參一科是負責人事、教育和考勤的部門，當時傘兵部隊正在進行補充和整訓，科裏的上上下下一頭忙著填寫陣亡通知書、一邊還要製作新的官兵花名冊，誰也抽不出空來，隻好委派正在上海療養的蔡副主任勉為其難，充當新任副參謀長張幹樵上校的聯絡官。
張幹樵原本是“東北剿總”作戰處的科長，廣東人，黃埔十一期生，他在第五軍軍部當參謀的時候曾經和杜聿明一起爬過“野人山”，所以深得杜長官的信任。前不久，傘兵的羅國英副參謀長在豫東戰役中失蹤了，老杜就把張幹樵從東北調回來接替他，但張副參謀長抵達上海之後卻沒有去南京就任，而是徑直回廣東老家探親去了(等他從廣東回來之後，杜聿明又把他留在上海當幕僚）——人家是參謀副長、是參謀處的頂頭上司、又是杜老總的心腹，參一科當然不敢打他的考勤，隻得委派一個副主任級別的“聯絡官”在上海守著，隨時準備替他傳話。
這聯絡官的差事其實很不錯，既沒有風險又十分好玩。蔡智誠每天在病床上躺到中午，打針換藥之後就跑出去閑逛，一直要折騰到半夜三更才回到醫院裏，真是自由自在。
1948年的8、9月份，上海市的物價穩定、市場供應充足，可以說是抗戰以來日子最好過的時期。
國民政府從8月19日開始實施貨幣改革，強製推行金圓券，禁止任何商品漲價、禁止任何人囤積物資。“太子欽差”蔣經國親自坐鎮上海，勘亂建設大隊、經濟警察大隊和“人民服務總隊”遍布大街小巷，發現破壞經濟秩序的行為立刻嚴懲不貸，就連榮德生的侄兒榮鴻元、杜月笙的兒子杜維藩以及商界巨頭詹沛霖這樣的“大老虎”都被抓了起來，其他的黑市奸商更是嚇得沒了蹤跡，剛剛發行的金圓券頓時就成了統治十裏洋場的硬通貨。
這個時期的金圓券真的很值錢。按照行政院的條令，三百萬法幣兌換一元金圓券，二百元金圓券價值一兩黃金，兩元金圓券等於一塊銀洋。尤其不得了的是，使用金圓券購物的時候，任何商品的價格都必須保持在“8、19”（金圓券發行日）當天的水平上，這樣一來，一塊錢可以買回五六斤上好的大米，四元金圓券就相當於一個美金，並且所有的物價明細表都已經事先刊登在政府的布告上，如果有哪個商販膽敢缺斤少兩、討價還價，立馬可以通知警察把他抓起來，這可真是板上釘釘、童叟無欺。
在這樣“美好”的日子裏，蔡智誠的衣兜裏正好揣著立功受獎的犒勞費。那時候，金圓券的鈔麵隻有五元的和一元的，五百塊硬紮紮的新式鈔票把小夥子的口袋塞得鼓鼓囊囊，也撐起了小夥子的享樂欲望，於是，他就財大氣粗地一頭撲入了夜上海的紙醉金迷之中。
在這個時候，蔡智誠迷上了跳舞。當時，上海灘的各類舞廳星羅密布，一流的舞廳聘請菲律賓樂隊，一塊錢的舞票能跳三曲舞；二流的舞廳使用白俄樂隊，一塊錢可以跳五六曲；三流舞廳的樂隊是中國人擺弄的，花一塊錢跳個整晚上都沒問題。
高檔舞廳的樂隊好、舞女漂亮，但紅舞女的架勢也不小，她們擅長的是“摸衣領、貼臉蛋、搔手心”，纖纖玉指搭上客人的肩頭，一摸襯衫領子就知道是窮鬼還是闊佬，那態度立馬就不一樣。蔡智誠懂得這裏麵的名堂，他早就從“聯勤總醫院”的門口淘來了全套的行頭，當時，虹口頭壩浪（今吳凇路）的潮州幫販子專門做電影演員的典當生意，他們的貨箱裏從各類新舊洋裝到真假“派克”鋼筆、“浪生”打火機，應有盡有，隻要花上個三四十塊錢，打扮成“小開”的模樣絕對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