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績武的旅長關防還沒弄到手，毛人鳳就先知道了，他趕緊跑去找蔣校長，堅決反對把交二總隊調出軍統。而這時候，傘兵司令張緒滋也來抱怨黃百韜“強行扣留”快速縱隊的人員和裝備，蔣委員長一生氣，就把163旅的番號給收了回去。結果是黃百韜白忙一場，張績武的“正規軍夢”沒有做成，反而把總隊長的職務丟了（由一大隊長羅其陶接替），他被調去當了個有職無權的“津浦路南段護路指揮部中將副司令”，另外還委了個“交警第一旅”的旅長官銜，但那個“交一旅”其實隻是個空頭番號，手下連一個兵也沒有，純粹是讓張旅長自己過幹癮用的——這毛人鳳還真是夠幽默。
張緒滋壞了張績武的好事，但張緒滋當初是怎麽忽悠黃百韜的就沒有人知道了。反正至少在帝丘店的時候，老黃對老張還是滿不錯的，不僅讓他在司令部裏休息、待他客客氣氣，而且在隨後的“國防部總結大會”上也沒有告他的黑狀（說實話，如果老黃在那會場上揭發幾句，張緒滋弄不好會被槍斃的）。
但是後來，既然張司令不樂意做黃百韜的部下，老黃也就翻了臉，他立刻揭露傘兵司令臨陣脫逃的惡劣行徑，並強烈要求嚴肅軍紀。幸好，這時的徐州戰區指揮官已經由顧祝同換成了杜聿明，而杜長官當第5軍軍長的時候張緒滋是他的參謀處長，彼此關係十分親近，他見黃百韜才告完老邱又來告老張，不禁有些惱火，心說“怎麽隻有你的手下是英雄好漢，我的部下全是些混帳王八蛋？”，當即打斷老黃的話頭：“我對張緒滋很了解，他不是那樣的人”，這才把事情壓了下來。
饒是這樣，整25師還是扣著傘兵的大炮和重機槍不還回去，並且還在各類報告中把快速縱隊的表現描述得十分不堪。可憐的張緒滋有把柄攥在人家黃百韜的手裏，雖然覺得委屈也不敢把事情鬧大，隻得忍氣吞聲、最後不了了之。
但話又說回來了，邱清泉、黃百韜和張緒滋雖然狗咬狗整得很厲害，但在有件事情上卻是十分一致的。那就是共同責怪徐州剿總的指揮失誤、共同抱怨後勤供應的效率太低，結果這樣折騰了一通，負責戰役指揮協調的“剿總參謀長”郭汝瑰被調回了國防部，負責軍需供應的“第一補給區司令”朱鼎卿也被撤了職（郭和朱後來都在四川起義）。
就這樣，原本是一場被吹噓得沸沸揚揚的“大捷”，最後居然會鬧得上上下下都充滿了怨氣，國民黨軍的內耗水平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當然了，上層人物之間的爭鬥與蔡智誠並沒有什麽關係，長官們忙著吵架，他的日子反而過得更加自在。
為了表彰傘兵指導員在“震懾內亂”中的傑出功績，上峰發給蔡智誠一枚六等雲麾勳章，這和他剛參軍時在鬆山得到的那枚一模一樣。不過，與上次不同的是，連同勳章一起獎勵給他的還有五百塊錢金元券。
於是，蔡功臣就揣著這剛剛發行的嶄新的鈔票，財大氣粗地跑到上海養傷去了。
離開帝丘店，蔡智誠被送到商丘醫院，他在這裏遇見了一團團長張信卿，張團長的腿斷了，一張笑眯眯的胖圓臉也變成了瘦長的苦瓜。經過豫東一仗，快速縱隊的傷亡慘重，先前出征時的七千人馬隻活下來了不到兩千，劫後相遇的人們彼此麵麵相覷、長籲短嘆，都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樣。
在那段時間裏，商丘醫院流傳著各種各樣的傳言，有的說第三快速縱隊就要解散了，又有的說傘兵即將被空投到“匪區”作戰……搞得病房內外人心惶惶。
這些消息並不是空穴來風。
1948年7月2日，襄樊戰役爆發，國民黨第15綏靖區（康澤）的三個旅被解放軍中原野戰軍包圍在襄陽一帶。戰至7月10日，國軍的外線陣地被突破，康澤急忙向南京求援，並提出調遣傘兵參戰——按當時的戰場情形，從地麵增援襄陽和樊城已經來不及了，由傘兵實施空降倒確實不失為一條捷徑——南京國防部覺得康司令的主意實在是高，立刻就批準了這個計劃。但這樣一來，卻讓傘兵們犯了難。
那時候，國民黨傘兵的頭上頂著兩塊牌子，一塊是“空軍傘兵總隊”，受空軍總司令部管轄，另一塊是“第三快速縱隊”，屬徐州剿總的編製。所以調動傘兵的時候光有國防部的指示並不能算數，必須經過空軍和徐州方麵的協商才行。
周誌柔和杜聿明都不同意讓傘兵去送死，他們認為國防部的命令根本就是信口開河——當時，徐州這邊勉強還能夠跳傘的官兵隻剩下不過千把號人，大敗之後士氣十分低落；南京訓練基地的人馬雖然不少，可那些都是剛在地麵練習盪鞦韆的新兵，若是派他們實施空降，恐怕立刻就會被摔死一大半。在這樣的情況下派傘兵部隊增援襄樊，純粹屬於紙上談兵——於是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和徐州剿總就來來回回的猛扯皮，你說我消極膽怯我說你鹵莽愚蠢，一直鬧到7月16日襄陽被攻破（康澤被活捉），也沒能確定最終的“解救方案”。
但這場扯皮卻也給高官們提了一個醒：先前把傘兵部隊混入陸軍使用的辦法其實是很不合理的。令出多門、用非所長，傘兵平時在地麵被揍得半死、遇到關鍵時刻又上不了天，到頭來得不償失。因此，從48年7月下旬之後，“第三快速縱隊”就被撤消了，傘兵單位改稱“空軍傘兵司令部”，重新回到南京進行整補，依然由張緒滋擔任司令，下轄三個團，井慶爽任一團團長，趙位靖任二團團長，另外將“南京留守處”改編成傘兵第三團，由劉農畯擔任團長。
張緒滋壞了張績武的好事，但張緒滋當初是怎麽忽悠黃百韜的就沒有人知道了。反正至少在帝丘店的時候，老黃對老張還是滿不錯的，不僅讓他在司令部裏休息、待他客客氣氣，而且在隨後的“國防部總結大會”上也沒有告他的黑狀（說實話，如果老黃在那會場上揭發幾句，張緒滋弄不好會被槍斃的）。
但是後來，既然張司令不樂意做黃百韜的部下，老黃也就翻了臉，他立刻揭露傘兵司令臨陣脫逃的惡劣行徑，並強烈要求嚴肅軍紀。幸好，這時的徐州戰區指揮官已經由顧祝同換成了杜聿明，而杜長官當第5軍軍長的時候張緒滋是他的參謀處長，彼此關係十分親近，他見黃百韜才告完老邱又來告老張，不禁有些惱火，心說“怎麽隻有你的手下是英雄好漢，我的部下全是些混帳王八蛋？”，當即打斷老黃的話頭：“我對張緒滋很了解，他不是那樣的人”，這才把事情壓了下來。
饒是這樣，整25師還是扣著傘兵的大炮和重機槍不還回去，並且還在各類報告中把快速縱隊的表現描述得十分不堪。可憐的張緒滋有把柄攥在人家黃百韜的手裏，雖然覺得委屈也不敢把事情鬧大，隻得忍氣吞聲、最後不了了之。
但話又說回來了，邱清泉、黃百韜和張緒滋雖然狗咬狗整得很厲害，但在有件事情上卻是十分一致的。那就是共同責怪徐州剿總的指揮失誤、共同抱怨後勤供應的效率太低，結果這樣折騰了一通，負責戰役指揮協調的“剿總參謀長”郭汝瑰被調回了國防部，負責軍需供應的“第一補給區司令”朱鼎卿也被撤了職（郭和朱後來都在四川起義）。
就這樣，原本是一場被吹噓得沸沸揚揚的“大捷”，最後居然會鬧得上上下下都充滿了怨氣，國民黨軍的內耗水平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當然了，上層人物之間的爭鬥與蔡智誠並沒有什麽關係，長官們忙著吵架，他的日子反而過得更加自在。
為了表彰傘兵指導員在“震懾內亂”中的傑出功績，上峰發給蔡智誠一枚六等雲麾勳章，這和他剛參軍時在鬆山得到的那枚一模一樣。不過，與上次不同的是，連同勳章一起獎勵給他的還有五百塊錢金元券。
於是，蔡功臣就揣著這剛剛發行的嶄新的鈔票，財大氣粗地跑到上海養傷去了。
離開帝丘店，蔡智誠被送到商丘醫院，他在這裏遇見了一團團長張信卿，張團長的腿斷了，一張笑眯眯的胖圓臉也變成了瘦長的苦瓜。經過豫東一仗，快速縱隊的傷亡慘重，先前出征時的七千人馬隻活下來了不到兩千，劫後相遇的人們彼此麵麵相覷、長籲短嘆，都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樣。
在那段時間裏，商丘醫院流傳著各種各樣的傳言，有的說第三快速縱隊就要解散了，又有的說傘兵即將被空投到“匪區”作戰……搞得病房內外人心惶惶。
這些消息並不是空穴來風。
1948年7月2日，襄樊戰役爆發，國民黨第15綏靖區（康澤）的三個旅被解放軍中原野戰軍包圍在襄陽一帶。戰至7月10日，國軍的外線陣地被突破，康澤急忙向南京求援，並提出調遣傘兵參戰——按當時的戰場情形，從地麵增援襄陽和樊城已經來不及了，由傘兵實施空降倒確實不失為一條捷徑——南京國防部覺得康司令的主意實在是高，立刻就批準了這個計劃。但這樣一來，卻讓傘兵們犯了難。
那時候，國民黨傘兵的頭上頂著兩塊牌子，一塊是“空軍傘兵總隊”，受空軍總司令部管轄，另一塊是“第三快速縱隊”，屬徐州剿總的編製。所以調動傘兵的時候光有國防部的指示並不能算數，必須經過空軍和徐州方麵的協商才行。
周誌柔和杜聿明都不同意讓傘兵去送死，他們認為國防部的命令根本就是信口開河——當時，徐州這邊勉強還能夠跳傘的官兵隻剩下不過千把號人，大敗之後士氣十分低落；南京訓練基地的人馬雖然不少，可那些都是剛在地麵練習盪鞦韆的新兵，若是派他們實施空降，恐怕立刻就會被摔死一大半。在這樣的情況下派傘兵部隊增援襄樊，純粹屬於紙上談兵——於是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和徐州剿總就來來回回的猛扯皮，你說我消極膽怯我說你鹵莽愚蠢，一直鬧到7月16日襄陽被攻破（康澤被活捉），也沒能確定最終的“解救方案”。
但這場扯皮卻也給高官們提了一個醒：先前把傘兵部隊混入陸軍使用的辦法其實是很不合理的。令出多門、用非所長，傘兵平時在地麵被揍得半死、遇到關鍵時刻又上不了天，到頭來得不償失。因此，從48年7月下旬之後，“第三快速縱隊”就被撤消了，傘兵單位改稱“空軍傘兵司令部”，重新回到南京進行整補，依然由張緒滋擔任司令，下轄三個團，井慶爽任一團團長，趙位靖任二團團長，另外將“南京留守處”改編成傘兵第三團，由劉農畯擔任團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