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漢勛是湖南人，中央軍校十三期畢業生，他是剛從第五軍調來的，與參謀處長劉農畯的關係很好（他倆是老鄉），因此，他去美國留學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蔡智誠知道，要想在這些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必須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行。
“留美預備班”的校舍設在昆明北校場，也就是先前的青年軍207師機炮大隊的訓練基地。年初的時候，蔡智誠曾經是這個地方的“少尉教員”，年底回來的時候卻又成了“少尉學員”，而且這兩次的少尉肩章都是嶄新的——世事真是難以預料。
選擇北校場作為預備班的校舍，是因為這裏距離西南聯大比較近（聯大校址在昆明市西北，今雲南師大附近）。
“留美預備班”的基礎課程當然應該以英語為主，除了學習語法、鍛鍊聽寫、翻譯作文之外，還要了解美國的社會情況和生活習俗。受聘給軍官們上課的是西南聯大的教授，這些從美國回來的大知識分子都有股子美國派頭，走上講台、剛解釋幾個單詞就開始批評時弊，從總長罵到鄉長、從上將罵到上士，用中文罵了再用英文罵，罵夠以後、摔門就走了。
麵對著同一個中國，在國民黨的眼中是“江山如此多錢”（出門搞“接收”、處處能發財），在共產黨的筆下是“江山如此多姣”（語出毛澤東《沁園春—雪》），可到了教授的嘴裏就成了“江山如此多黑”，簡直一無是處。
這樣的教學方式當然不能符合軍方的要求，於是隻好換人。可換來換去，留洋教授的脾氣都差不多，幾乎沒有哪個人能夠連續上滿三節課，搞到最後，軍官學員們總結出一條經驗，叫做“鐵打的教室，流水的先生”。
其實，大學教授們並非特意和軍人過不去，隻不過因為這麽些年裏他們都是這樣抨擊時事的，已經罵習慣了、一時半會地剎不住車。
抗戰期間，雲南在政治上有三大特色：地方軍政、“民主堡壘”和學生運動。說起來，龍雲這個人對知識分子還是比較尊重的，隻要不幹涉“土皇帝”的執政方略，大學教授高談闊論、青年學生遊行示威，他都持以寬容和保護的態度，所以，昆明的各大中專院校也就逐漸養成了一個習慣，除了龍雲主席、對其他人統統可以亂罵。
雖然都是罵，但教授們各自的特點卻並不一樣。
一類是“正統派”，比如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查良釗（金庸的堂兄）、雷海宗之類，他們都具有國民黨的身份，有的還是中央委員或者監委，所以發言的時候經常批評延安、很少指責重慶；另一類則是“自由派”，逮誰罵誰，既罵共黨也罵老蔣，其中有錢端升、楊振聲、伍啟元、華羅庚和馮友蘭等等一大幫；專罵執政黨的“激進派人物”其實並不多，但號召力卻很大，他們主要是抗戰期間從香港回來的“民盟”成員，風頭最鍵的要屬李公樸和聞一多，每次演講都是人山人海，擠得會場內外水泄不通。
罵人不好，可話又說回來了，當時的政局也確實讓人心煩，不僅惹得秀才開罵，就連丘八們也在罵。
在昆明北校場，除了傘兵的“留美預備班”、還駐紮著另外一個訓練單位，名稱叫做“第二編練處軍官總隊”——順便說一句，有的文章把他們說成是“第二軍官總隊”，這不準確，真正的“軍政部第二軍官總隊”應該在四川合川——“第二編練處軍官總隊”屬於陸總昆明司令部，編練處長是何紹周、總隊長是盛家興（後任93軍軍長，在錦州被俘），所以又被稱為“周興部隊”。
當時，社會上有個“五毒”的說法，即所謂“國大代、軍官總、青年從、新聞記、傷兵榮”，這“軍官總”指的就是軍官總隊的學員，他們的特色是經常打架鬧事，“不上前線打仗，專在後方打人”。
“軍官總”的成員主要來自三個方麵：一是被撤消編製的部隊的軍官，二是部隊整編時淘汰的軍官，再就是因個人原因不能隨原部隊移防的軍官，總之都是些“失業軍官”。
過去，國軍的慣例是“吃空額”，部隊的士兵實數隻有編製的一半。抗戰勝利後，政府整編軍隊，把以前的水分擠一擠，結果是當兵的不夠數、當官的卻有富餘，於是就把這些多餘的軍官集中起來，培訓一番、另行分配。
至於分配的方向，少部分人或許有可能進入軍警係統，而大部分人都必須回老家、參加“返鄉軍人會”（有點象是現在的“人民武裝部”）。可問題是，“返鄉會”的薪水隻有軍隊裏的一半，按當時的通貨膨脹水平，連自己吃飯都要餓肚子、就更別指望養家了，這個待遇使得失業軍官們十分不滿：“喪盡天良！打仗的時候讓我們賣命，發財的時候就不要我們了……”
於是乎，在北校場訓練基地，蔡智誠他們每天都可以觀賞到“罵人表演”。
聯大的洋教授在教室裏拍桌子大罵：“獨裁！專製！”，軍官隊的土丘八就在操場上叉著腰跳腳：“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爺投八路！”；教授們在屋內聲淚俱下：“民主無望，水深火熱”，失業軍官在外麵揮舞拳頭：“活路走不通，去找毛澤東！”
蔡智誠知道，要想在這些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必須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行。
“留美預備班”的校舍設在昆明北校場，也就是先前的青年軍207師機炮大隊的訓練基地。年初的時候，蔡智誠曾經是這個地方的“少尉教員”，年底回來的時候卻又成了“少尉學員”，而且這兩次的少尉肩章都是嶄新的——世事真是難以預料。
選擇北校場作為預備班的校舍，是因為這裏距離西南聯大比較近（聯大校址在昆明市西北，今雲南師大附近）。
“留美預備班”的基礎課程當然應該以英語為主，除了學習語法、鍛鍊聽寫、翻譯作文之外，還要了解美國的社會情況和生活習俗。受聘給軍官們上課的是西南聯大的教授，這些從美國回來的大知識分子都有股子美國派頭，走上講台、剛解釋幾個單詞就開始批評時弊，從總長罵到鄉長、從上將罵到上士，用中文罵了再用英文罵，罵夠以後、摔門就走了。
麵對著同一個中國，在國民黨的眼中是“江山如此多錢”（出門搞“接收”、處處能發財），在共產黨的筆下是“江山如此多姣”（語出毛澤東《沁園春—雪》），可到了教授的嘴裏就成了“江山如此多黑”，簡直一無是處。
這樣的教學方式當然不能符合軍方的要求，於是隻好換人。可換來換去，留洋教授的脾氣都差不多，幾乎沒有哪個人能夠連續上滿三節課，搞到最後，軍官學員們總結出一條經驗，叫做“鐵打的教室，流水的先生”。
其實，大學教授們並非特意和軍人過不去，隻不過因為這麽些年裏他們都是這樣抨擊時事的，已經罵習慣了、一時半會地剎不住車。
抗戰期間，雲南在政治上有三大特色：地方軍政、“民主堡壘”和學生運動。說起來，龍雲這個人對知識分子還是比較尊重的，隻要不幹涉“土皇帝”的執政方略，大學教授高談闊論、青年學生遊行示威，他都持以寬容和保護的態度，所以，昆明的各大中專院校也就逐漸養成了一個習慣，除了龍雲主席、對其他人統統可以亂罵。
雖然都是罵，但教授們各自的特點卻並不一樣。
一類是“正統派”，比如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查良釗（金庸的堂兄）、雷海宗之類，他們都具有國民黨的身份，有的還是中央委員或者監委，所以發言的時候經常批評延安、很少指責重慶；另一類則是“自由派”，逮誰罵誰，既罵共黨也罵老蔣，其中有錢端升、楊振聲、伍啟元、華羅庚和馮友蘭等等一大幫；專罵執政黨的“激進派人物”其實並不多，但號召力卻很大，他們主要是抗戰期間從香港回來的“民盟”成員，風頭最鍵的要屬李公樸和聞一多，每次演講都是人山人海，擠得會場內外水泄不通。
罵人不好，可話又說回來了，當時的政局也確實讓人心煩，不僅惹得秀才開罵，就連丘八們也在罵。
在昆明北校場，除了傘兵的“留美預備班”、還駐紮著另外一個訓練單位，名稱叫做“第二編練處軍官總隊”——順便說一句，有的文章把他們說成是“第二軍官總隊”，這不準確，真正的“軍政部第二軍官總隊”應該在四川合川——“第二編練處軍官總隊”屬於陸總昆明司令部，編練處長是何紹周、總隊長是盛家興（後任93軍軍長，在錦州被俘），所以又被稱為“周興部隊”。
當時，社會上有個“五毒”的說法，即所謂“國大代、軍官總、青年從、新聞記、傷兵榮”，這“軍官總”指的就是軍官總隊的學員，他們的特色是經常打架鬧事，“不上前線打仗，專在後方打人”。
“軍官總”的成員主要來自三個方麵：一是被撤消編製的部隊的軍官，二是部隊整編時淘汰的軍官，再就是因個人原因不能隨原部隊移防的軍官，總之都是些“失業軍官”。
過去，國軍的慣例是“吃空額”，部隊的士兵實數隻有編製的一半。抗戰勝利後，政府整編軍隊，把以前的水分擠一擠，結果是當兵的不夠數、當官的卻有富餘，於是就把這些多餘的軍官集中起來，培訓一番、另行分配。
至於分配的方向，少部分人或許有可能進入軍警係統，而大部分人都必須回老家、參加“返鄉軍人會”（有點象是現在的“人民武裝部”）。可問題是，“返鄉會”的薪水隻有軍隊裏的一半，按當時的通貨膨脹水平，連自己吃飯都要餓肚子、就更別指望養家了，這個待遇使得失業軍官們十分不滿：“喪盡天良！打仗的時候讓我們賣命，發財的時候就不要我們了……”
於是乎，在北校場訓練基地，蔡智誠他們每天都可以觀賞到“罵人表演”。
聯大的洋教授在教室裏拍桌子大罵：“獨裁！專製！”，軍官隊的土丘八就在操場上叉著腰跳腳：“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爺投八路！”；教授們在屋內聲淚俱下：“民主無望，水深火熱”，失業軍官在外麵揮舞拳頭：“活路走不通，去找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