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事變”的總指揮是杜聿明，而杜聿明的臨時指揮部就設在昆明崗頭村的傘兵總隊司令部。在此次“戰役”中，傘兵部隊的任務是擔任總預備隊，不過，由於行動進展比較順利，這支預備隊最終沒能派上用場。
蔡智誠他們沒有趕上“昆明事變”，但大家對事變的後果卻有著深刻的印象——昔日趾高氣揚的滇軍軍官如今已變成了落翅的鳳凰。國軍巡邏隊隻要遇到雲南口音的官員和商人就進行盤問搜查，稍有不順，抬手就是一巴掌、張嘴就是“老滇票，真混蛋！”
“滇票”是龍雲發行的雲南貨幣，原先比法幣堅挺，可如今已經宣布取締，成了一堆廢紙——這時的雲南人就和他們的紙幣一樣，不再值錢了。
不過，在1945年11月份的昆明，社會輿論最熱鬧的話題依然是《雙十協定》。這個協定其實並沒有什麽切實可行的措施，但從內容上看，國共雙方一致贊同“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同意通過“黨派平等合作”的途徑“建設獨立自由和平的新中國”，同意整編軍隊、削減武裝力量……這讓許多人對未來的和平充滿了希望。
到了11月中旬，《新華日報》公開發表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幾乎所有的報刊都轉載了這篇詩作，一時間，昆明各界文人政客紛紛唱和，有讚揚的、也有反對的。蔡智誠雖然不太懂得詩詞，但他也覺得這篇《沁園春》寫得很有氣勢——以往印象中的“流寇首領”居然能有這麽好的文采，實在出乎許多人的意料。
可是，一些敏感的人卻從這篇詩詞裏讀到了另外一種意味。
《沁園春—雪》所表現出來的桀驁自負和鋒芒畢露，顯示了毛澤東是一個不願意屈人之下的政治領袖；而蔣介石，則同樣是個權利慾望極強的鐵血梟雄，他連自己的副手都要提防、對自己的把兄弟都不肯放過，更惶論與敵對勢力握手言和了——當這兩個人同時站在政治角逐場上的時候，內戰肯定是無法避免的。
因此，《雙十協定》簽訂之後僅僅一個月，在傘兵內部就形成了一個共識：“放棄和平幻想，做好戰爭準備”——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隨後的“整編退役”活動中，陸軍突擊總隊沒有削減任何一名軍官。
當時，蔡智誠也認為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在他看來，達成“和平”的唯一途徑是國共兩黨都放棄對軍隊的領導權、真正實行“軍隊國家化”——而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過，大街上依然還有人努力地呼喚著“和平”、真心地期盼著“民主”和“自由”的到來——這些人大多是象牙塔裏的學生。
在昆明，熱衷於“和平民主運動”的學校主要是西南聯大的師範學院和工學院，以及雲南大學、聯大附中和昆華女中，因為這幾所學校裏“民盟”的教師比較多，經常舉辦一些討論會和演講會。蔡智誠曾經去旁聽過幾次，發覺他們除了批評和責備、並沒有提出什麽可行性的意見，所以漸漸地就不再去了。
雖然離開校園的時間並不長，但一年多來的經歷、特別是在南京時期的所見所聞，已經使蔡智誠明白了政客們都是些什麽樣的東西。他不相信上層官僚會因為幾句理想主義的空談就放棄自身的貪婪，更不相信一紙提綱要領的“雙十協定”就可以限製個人私慾的蔓延。蔡智誠認為，隻有權力才能夠製約權力、隻有武裝才能夠解除武裝——可是，怎樣的機製才能讓權力和武裝得到合理的運用？什麽樣的措施才能使國家向著好的方向發展？他百思不得其解，始終找不到答案。
在這個時期，陸軍突擊總隊的領導層進行了一些調整，最重要的變化是原先的李漢萍司令調走了（後任邱清泉兵團參謀長，於淮海戰役中被俘），由“軍政部戰車兵處”的處長馬師恭少將接任傘兵部隊的指揮官。
馬師恭是黃埔一期生，陝西人，與杜聿明既是同學又是同鄉，資格老、麵子也大。他一上任就大搞論功行賞，傘兵隊許多人的軍銜都升了一級，劉農畯中校成了上校，薑鍵少校升了中校，就連蔡智誠上士也變成了蔡智誠少尉，大家都很高興。
其實，剛開始，蔡智誠並不願意當這個少尉。這倒不是因為他清高，而是由於上級有規定：具有青年軍背景的士兵可以申請退伍，而在冊軍官則必須繼續服役。蔡智誠是從青年軍207師過來的，如果照舊當上士，他可以回浙江大學接著讀書，可一旦成了少尉，他就隻能留在軍隊裏了。
讓蔡智誠決定繼續服役的原因是一張布告。那布告上說，傘兵部隊計劃挑選一批文化程度高、英語基礎好、有培養前途的軍官參加“留美預備班”，先在國內集中培訓一年，然後送到美國空軍學院進修三年——這個消息給了蔡智誠極大的鼓舞。一直以來，他都心存“建設高素質軍隊”的美好願望，他覺得，如果有機會到美國的軍校去學習，一定可以在那裏找到“使權力和武裝得到合理運用”的好辦法。
11月份，參謀處宣布了“留美預備班”的大名單，名單上總共有四十多個人，而最終能夠到美國軍校進修的卻隻有十六個名額，這意味著預備班的學員有一大半將會被淘汰，競爭十分激烈。在這些“預備留學生”中，蔡智誠的資歷是最淺的，他的同學中不僅有名牌大學的畢業生、有屢立戰功的抗戰老兵，還有他的上司劉盛亨分隊長，而班上資格最老的學員是總隊參謀一科的少校科長，名叫鍾漢勛。
蔡智誠他們沒有趕上“昆明事變”，但大家對事變的後果卻有著深刻的印象——昔日趾高氣揚的滇軍軍官如今已變成了落翅的鳳凰。國軍巡邏隊隻要遇到雲南口音的官員和商人就進行盤問搜查，稍有不順，抬手就是一巴掌、張嘴就是“老滇票，真混蛋！”
“滇票”是龍雲發行的雲南貨幣，原先比法幣堅挺，可如今已經宣布取締，成了一堆廢紙——這時的雲南人就和他們的紙幣一樣，不再值錢了。
不過，在1945年11月份的昆明，社會輿論最熱鬧的話題依然是《雙十協定》。這個協定其實並沒有什麽切實可行的措施，但從內容上看，國共雙方一致贊同“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同意通過“黨派平等合作”的途徑“建設獨立自由和平的新中國”，同意整編軍隊、削減武裝力量……這讓許多人對未來的和平充滿了希望。
到了11月中旬，《新華日報》公開發表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幾乎所有的報刊都轉載了這篇詩作，一時間，昆明各界文人政客紛紛唱和，有讚揚的、也有反對的。蔡智誠雖然不太懂得詩詞，但他也覺得這篇《沁園春》寫得很有氣勢——以往印象中的“流寇首領”居然能有這麽好的文采，實在出乎許多人的意料。
可是，一些敏感的人卻從這篇詩詞裏讀到了另外一種意味。
《沁園春—雪》所表現出來的桀驁自負和鋒芒畢露，顯示了毛澤東是一個不願意屈人之下的政治領袖；而蔣介石，則同樣是個權利慾望極強的鐵血梟雄，他連自己的副手都要提防、對自己的把兄弟都不肯放過，更惶論與敵對勢力握手言和了——當這兩個人同時站在政治角逐場上的時候，內戰肯定是無法避免的。
因此，《雙十協定》簽訂之後僅僅一個月，在傘兵內部就形成了一個共識：“放棄和平幻想，做好戰爭準備”——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隨後的“整編退役”活動中，陸軍突擊總隊沒有削減任何一名軍官。
當時，蔡智誠也認為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在他看來，達成“和平”的唯一途徑是國共兩黨都放棄對軍隊的領導權、真正實行“軍隊國家化”——而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過，大街上依然還有人努力地呼喚著“和平”、真心地期盼著“民主”和“自由”的到來——這些人大多是象牙塔裏的學生。
在昆明，熱衷於“和平民主運動”的學校主要是西南聯大的師範學院和工學院，以及雲南大學、聯大附中和昆華女中，因為這幾所學校裏“民盟”的教師比較多，經常舉辦一些討論會和演講會。蔡智誠曾經去旁聽過幾次，發覺他們除了批評和責備、並沒有提出什麽可行性的意見，所以漸漸地就不再去了。
雖然離開校園的時間並不長，但一年多來的經歷、特別是在南京時期的所見所聞，已經使蔡智誠明白了政客們都是些什麽樣的東西。他不相信上層官僚會因為幾句理想主義的空談就放棄自身的貪婪，更不相信一紙提綱要領的“雙十協定”就可以限製個人私慾的蔓延。蔡智誠認為，隻有權力才能夠製約權力、隻有武裝才能夠解除武裝——可是，怎樣的機製才能讓權力和武裝得到合理的運用？什麽樣的措施才能使國家向著好的方向發展？他百思不得其解，始終找不到答案。
在這個時期，陸軍突擊總隊的領導層進行了一些調整，最重要的變化是原先的李漢萍司令調走了（後任邱清泉兵團參謀長，於淮海戰役中被俘），由“軍政部戰車兵處”的處長馬師恭少將接任傘兵部隊的指揮官。
馬師恭是黃埔一期生，陝西人，與杜聿明既是同學又是同鄉，資格老、麵子也大。他一上任就大搞論功行賞，傘兵隊許多人的軍銜都升了一級，劉農畯中校成了上校，薑鍵少校升了中校，就連蔡智誠上士也變成了蔡智誠少尉，大家都很高興。
其實，剛開始，蔡智誠並不願意當這個少尉。這倒不是因為他清高，而是由於上級有規定：具有青年軍背景的士兵可以申請退伍，而在冊軍官則必須繼續服役。蔡智誠是從青年軍207師過來的，如果照舊當上士，他可以回浙江大學接著讀書，可一旦成了少尉，他就隻能留在軍隊裏了。
讓蔡智誠決定繼續服役的原因是一張布告。那布告上說，傘兵部隊計劃挑選一批文化程度高、英語基礎好、有培養前途的軍官參加“留美預備班”，先在國內集中培訓一年，然後送到美國空軍學院進修三年——這個消息給了蔡智誠極大的鼓舞。一直以來，他都心存“建設高素質軍隊”的美好願望，他覺得，如果有機會到美國的軍校去學習，一定可以在那裏找到“使權力和武裝得到合理運用”的好辦法。
11月份，參謀處宣布了“留美預備班”的大名單，名單上總共有四十多個人，而最終能夠到美國軍校進修的卻隻有十六個名額，這意味著預備班的學員有一大半將會被淘汰，競爭十分激烈。在這些“預備留學生”中，蔡智誠的資歷是最淺的，他的同學中不僅有名牌大學的畢業生、有屢立戰功的抗戰老兵，還有他的上司劉盛亨分隊長，而班上資格最老的學員是總隊參謀一科的少校科長，名叫鍾漢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