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便介紹一下——這個舒適存，30年的時候曾經擔任過紅八軍（軍長黃克誠）的參謀長和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的參謀處長，是個從紅軍隊伍裏叛逃出去的人物。
麵試之後，發給大家一張特別通行證，並進行了任務分工。分派給蔡智誠的差事是擔任“記者區”的警戒服務，在這個崗位上可以走來走去，比死站在一個地方的儀仗兵要舒服多了。
晚上安排大家看電影，影片內容是歐洲戰場上的受降儀式。先放映英美部隊受降，場麵比較輕鬆，美國人很隨和，與德國兵有說有笑就象朋友一樣。指導官解釋說：“這代表了軍人的紳士風度”。接著又演蘇聯部隊，那場麵就嚴肅多了，俄國大鼻子板著麵孔發表演講，“嘰裏咕嚕”地把德國兵整得象灰孫子一樣。指導官評價說：“這反映了歐洲人民對法西斯蒂的深刻仇恨”——總之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那麽我們照誰的樣子學呢？蔡智誠提議：“我們對法西斯蒂也有深刻的仇恨，我們明天也羞辱日本人一番”。大家都拍手叫好。
可指導官卻不同意，他講解了實行“以德抱怨”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致是說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戰爭過後還要長期共存，保持彼此之間的和睦親近是實現長久和平的前提……最後，長官還提醒大家務必遵守紀律、愛護名譽、潔身自好、尊重對方，如出現玩忽職守的現象，定當嚴懲不貸。
會後，指導官又把蔡智誠叫到一邊，叮囑說：“蔡四娃，別人都不吭聲、你站起來亂冒什麽皮皮？以後注意一點……”
這位指導官名叫夏祿敏，也是蔡家的街坊。
夏祿敏是遵義三中（今遵義師專）的學生，他們這個班出了兩個外交人才，一個是共產黨的韓念龍，當過新中國的駐瑞典大使，另一個就是夏祿敏，二十多歲就出任中華民國駐蘇大使館的武官。抗戰期間，夏武官先是在貴州防空指揮部工作，與蔡智誠的父親是同事，現在又調到“陸總”辦公室，負責受降儀式的總務管理和業務指導。
幸虧指導官是熟人，蔡智誠被教訓幾句之後就沒事了。否則，就憑他剛才的那番信口開河，能不能參加第二天的受降典禮都很難說。
1945年9月9日早晨六點鍾，全體內衛人員進入簽字大廳進行各項準備工作。舉行受降簽字典禮的場地，當時的正式名稱是“陸軍總司令部禮堂”，原本是國民黨“中央軍校大禮堂”，現在是解放軍南京軍區大禮堂。
禮堂大廳的一麵牆上布置著國民黨黨旗、國旗和孫中山像，畫像下端還鑲嵌著一個英文字母“v”和兩個中國字“和平”；另一側的牆上掛著中英美蘇四國領導人的畫像以及這四個國家的國旗；天花板上掛著彩條，懸掛著聯合國51個國家的國旗，代表全世界人民大團結。
大廳北麵是受降席，擺著一排寬大的長桌和五張帶扶手的椅子，桌麵上擺著一個文具盒和中央廣播電台的麥克風；南麵是投降席，擺著一排比較窄的長桌和七張沒有扶手的椅子，桌麵上也有一個文具盒；西麵是貴賓觀禮席，東麵是記者觀禮席，隻設了幾排座位，沒有桌子。
另外，東西兩側的樓上還有觀禮台，那上麵由新6軍的警衛負責管理，蔡智誠沒有上去過。
蔡智誠的崗位在記者席的一側。當時，東、西兩麵觀禮席的前麵都用藍布圍起了屏障，他的任務就是提防著有什麽人衝過帳幔，跑到簽字場地中間去。
擔任內衛的傘兵都佩帶著手槍，但蔡智誠腰間掛著的其實是空槍，至於那些軍官的槍裏是否有子彈，他就不知道了。
這是現在搞的“復原現場”，太簡略了。不僅沒有黨旗、國旗，麵積也不夠大。
當時的場麵應該是這樣——這是從南向北看。
這是從北向南看。注意會場上的兵，那些扛背包、端步槍、老老實實排隊的是新6軍，散亂站著、胳膊上有段紅布條的就是傘兵。
這是一幅油畫，雖然漂亮，卻有點誇張了。觀禮席後麵的傘兵其實不應該端衝鋒鎗，端衝鋒鎗的傘兵都站在外麵的大街上呢。
上午八點正，中外記者檢錄進場。
因為以前曾經發生過刺客假扮記者到會場行兇的事件，所以這次的受降典禮儀式對記者的盤查特別嚴格。會場的入口處設置了兩個檢查台，左邊的台子查身份、右邊的台子查設備，進到大廳裏麵再由蔡智誠他們核對採訪證、指定觀禮座位。
隻有少數官方新聞單位能夠獲得現場採訪的資格，中國記者主要來自《中央日報》、《掃蕩報》、《大公報》和“中央社”，外國記者來自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總計八十八人。
與記者打交道之後，蔡智誠才明白要讓這些人老老實實地坐著是件多麽困難的事，他們根本就不理會什麽座次表，全都蹦來蹦去的東張西望，象群猴子一樣沒有一刻安生，惱得傘兵們恨不能找個籠子把他們固定起來。
嘉賓們也在陸續進場，進會場觀禮的門檻很高——武職軍銜需少將以上、文職級別需“簡任官”（相當與現在的廳級）以上——具備這樣資格的人物都是老謀深算的傢夥，不會有誰願意在這時候搶風頭接受記者的採訪。於是記者們隻好自己採訪自己，中國記者問外國記者有什麽感想，外國記者問中國記者是什麽心情。有個美國人向蔡智誠打聽：“這裏有沒有日本記者？”，看見傘兵搖腦袋，他就覺得十分失落：“遺憾遺憾，太遺憾了”
麵試之後，發給大家一張特別通行證，並進行了任務分工。分派給蔡智誠的差事是擔任“記者區”的警戒服務，在這個崗位上可以走來走去，比死站在一個地方的儀仗兵要舒服多了。
晚上安排大家看電影，影片內容是歐洲戰場上的受降儀式。先放映英美部隊受降，場麵比較輕鬆，美國人很隨和，與德國兵有說有笑就象朋友一樣。指導官解釋說：“這代表了軍人的紳士風度”。接著又演蘇聯部隊，那場麵就嚴肅多了，俄國大鼻子板著麵孔發表演講，“嘰裏咕嚕”地把德國兵整得象灰孫子一樣。指導官評價說：“這反映了歐洲人民對法西斯蒂的深刻仇恨”——總之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那麽我們照誰的樣子學呢？蔡智誠提議：“我們對法西斯蒂也有深刻的仇恨，我們明天也羞辱日本人一番”。大家都拍手叫好。
可指導官卻不同意，他講解了實行“以德抱怨”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致是說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戰爭過後還要長期共存，保持彼此之間的和睦親近是實現長久和平的前提……最後，長官還提醒大家務必遵守紀律、愛護名譽、潔身自好、尊重對方，如出現玩忽職守的現象，定當嚴懲不貸。
會後，指導官又把蔡智誠叫到一邊，叮囑說：“蔡四娃，別人都不吭聲、你站起來亂冒什麽皮皮？以後注意一點……”
這位指導官名叫夏祿敏，也是蔡家的街坊。
夏祿敏是遵義三中（今遵義師專）的學生，他們這個班出了兩個外交人才，一個是共產黨的韓念龍，當過新中國的駐瑞典大使，另一個就是夏祿敏，二十多歲就出任中華民國駐蘇大使館的武官。抗戰期間，夏武官先是在貴州防空指揮部工作，與蔡智誠的父親是同事，現在又調到“陸總”辦公室，負責受降儀式的總務管理和業務指導。
幸虧指導官是熟人，蔡智誠被教訓幾句之後就沒事了。否則，就憑他剛才的那番信口開河，能不能參加第二天的受降典禮都很難說。
1945年9月9日早晨六點鍾，全體內衛人員進入簽字大廳進行各項準備工作。舉行受降簽字典禮的場地，當時的正式名稱是“陸軍總司令部禮堂”，原本是國民黨“中央軍校大禮堂”，現在是解放軍南京軍區大禮堂。
禮堂大廳的一麵牆上布置著國民黨黨旗、國旗和孫中山像，畫像下端還鑲嵌著一個英文字母“v”和兩個中國字“和平”；另一側的牆上掛著中英美蘇四國領導人的畫像以及這四個國家的國旗；天花板上掛著彩條，懸掛著聯合國51個國家的國旗，代表全世界人民大團結。
大廳北麵是受降席，擺著一排寬大的長桌和五張帶扶手的椅子，桌麵上擺著一個文具盒和中央廣播電台的麥克風；南麵是投降席，擺著一排比較窄的長桌和七張沒有扶手的椅子，桌麵上也有一個文具盒；西麵是貴賓觀禮席，東麵是記者觀禮席，隻設了幾排座位，沒有桌子。
另外，東西兩側的樓上還有觀禮台，那上麵由新6軍的警衛負責管理，蔡智誠沒有上去過。
蔡智誠的崗位在記者席的一側。當時，東、西兩麵觀禮席的前麵都用藍布圍起了屏障，他的任務就是提防著有什麽人衝過帳幔，跑到簽字場地中間去。
擔任內衛的傘兵都佩帶著手槍，但蔡智誠腰間掛著的其實是空槍，至於那些軍官的槍裏是否有子彈，他就不知道了。
這是現在搞的“復原現場”，太簡略了。不僅沒有黨旗、國旗，麵積也不夠大。
當時的場麵應該是這樣——這是從南向北看。
這是從北向南看。注意會場上的兵，那些扛背包、端步槍、老老實實排隊的是新6軍，散亂站著、胳膊上有段紅布條的就是傘兵。
這是一幅油畫，雖然漂亮，卻有點誇張了。觀禮席後麵的傘兵其實不應該端衝鋒鎗，端衝鋒鎗的傘兵都站在外麵的大街上呢。
上午八點正，中外記者檢錄進場。
因為以前曾經發生過刺客假扮記者到會場行兇的事件，所以這次的受降典禮儀式對記者的盤查特別嚴格。會場的入口處設置了兩個檢查台，左邊的台子查身份、右邊的台子查設備，進到大廳裏麵再由蔡智誠他們核對採訪證、指定觀禮座位。
隻有少數官方新聞單位能夠獲得現場採訪的資格，中國記者主要來自《中央日報》、《掃蕩報》、《大公報》和“中央社”，外國記者來自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總計八十八人。
與記者打交道之後，蔡智誠才明白要讓這些人老老實實地坐著是件多麽困難的事，他們根本就不理會什麽座次表，全都蹦來蹦去的東張西望，象群猴子一樣沒有一刻安生，惱得傘兵們恨不能找個籠子把他們固定起來。
嘉賓們也在陸續進場，進會場觀禮的門檻很高——武職軍銜需少將以上、文職級別需“簡任官”（相當與現在的廳級）以上——具備這樣資格的人物都是老謀深算的傢夥，不會有誰願意在這時候搶風頭接受記者的採訪。於是記者們隻好自己採訪自己，中國記者問外國記者有什麽感想，外國記者問中國記者是什麽心情。有個美國人向蔡智誠打聽：“這裏有沒有日本記者？”，看見傘兵搖腦袋，他就覺得十分失落：“遺憾遺憾，太遺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