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看，軍政部領導著各大戰區，兵力多、地盤大。而陸軍總司令的人馬雖然少一些，但顯得更加精銳，武器裝備也比較好。“陸總”下轄四個方麵軍，一方麵軍盧漢、二方麵軍張發奎、三方麵軍湯恩伯、四方麵軍王耀武，另外還有杜聿明領銜的“昆明防守司令部”（基本部隊為“遠征軍”）——在當時，絕大多數“美械師”都集中在“陸總”的麾下，番號為“陸軍突擊總隊”的國民黨傘兵當然也屬於“反攻指揮部”的一分子。
抗戰勝利後，軍政部方麵，除第八戰區（甘青寧戰區）以外的其他戰區都參與了對日受降；而“陸總”方麵，四個方麵軍也都分配到了受降區域，兩大係統的地位基本相等。因此，在這時候由誰代表中國軍隊接受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的投降，就成了雙方共同關注的焦點。
軍政部長陳誠當然希望能夠獲得“受降總代表”的榮譽，但蔣委員長最終還是決定把這個美差交給了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據說，這其中有幾方麵的原因。
首先，陳誠的性情剛硬、為人比較刻薄，而何應欽做事謹慎、是個好好先生，由何總司令出任受降代表，更能體現蔣總裁“以德報怨”的慈悲胸懷。
其次，何應欽是“士官學校”出身，所謂“一黃埔，二陸大，三士官”，陳誠占了其中的兩條，而何應欽卻是三樣俱全。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何應欽屬於既有日本軍校背景、又與黃埔係有著深厚淵源的人物，不僅日語流利、並且熟悉日軍的編製和管理習慣，比較有利於開展交流工作。
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條。1935年，蔣介石曾經派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談判，最後簽定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在當時，老何不僅在梅津美治郎麵前受了一肚子窩囊氣，而且還被全國輿論罵得狗血淋頭，搞得裏外不是人，但老何夠義氣，打落牙齒和血吞、所有的罵名都自己扛了，沒有象張少帥那樣把蔣委員長給牽扯進來。所以，老蔣這次再派老何出任“受降代表”，既算是對他的一種補償，也可以說是給了他一個恢復名譽的機會。
既然是由“陸軍總司令”出麵受降，當然就不能讓第三戰區的部隊跑龍套，可“陸總”的精銳兵馬此時都在大西南後方，怎麽送到南京去呢？隻有空運。
蔡智誠他們是9月7號接到開赴南京的命令的。當時，18軍11師正在舉行入城式，薑鍵隊長在辦理移交手續的同時，又命令管理人員必須在一天之內把手頭的“剩餘物資”處理掉，這可把蔡智誠愁壞了。
所謂“剩餘物資”其實是日偽倉庫裏的庫存品。別人手頭的物品還好辦，可蔡智誠管理的那單物資中有五十噸錳礦沙，這原本是日軍從湘潭礦區搜刮來、準備運往日本的軍工原料，到了現在這個時候，誰也不會願意花錢買這種沒用的東西。蔡上士把自己的難處講給長官們聽，可隊長和分隊長都不肯罷休：“再難辦也要辦，趕緊想辦法，能賣幾個錢算幾個，不然留給別人也是浪費……”
想辦法，還能有什麽辦法？隻有去找幾個冤大頭。
這時候，監獄的事務還沒有移交完畢，蔡智誠連忙把偽商會（萬昌商社）的四個漢奸買辦從號子裏提出來，對他們說：“隻要把這些錳礦沙買過去，就算是有立功表現，可以放你們回家”。
那四個傢夥有點兒不放心：“錳礦是軍需物資，被別人知道了難免還是要被抓的”
“笨蛋。你們先把礦砂拿過去，回頭再交給18軍，豈不是又立了一大功？有誰還會再抓你們？”
漢奸買辦想了想，覺得這個破財免災的辦法還是比較劃算的，於是就拍板成交了。
等蔡智誠從金遠詢專員那裏弄來放人的批條，漢奸家屬也已經把款項籌集到手了，整整一萬塊現大洋。
按當時的長沙市價，一塊大洋相當於四百元法幣。薑鍵少校看見一大堆沒用的礦沙變成了四百萬現鈔，頓時樂得合不攏嘴，連連誇獎“老弟聰明！真能辦事！”。
1945年9月8日淩晨，傘兵二隊從長沙北部的新河機場登機，分乘六架c46、直飛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
早晨八點，飛機降落在南京明故宮機場。這時候，已經有一位陌生的中校軍官在跑道旁邊等候大家，他就是突擊總隊的新任參謀處長劉農畯。劉處長是傘兵二隊空降湖南以後才調來的，所以連薑鍵隊長也不曾見過他，不過，這位中校處長待人挺和氣，傘兵們對他的印象都很不錯。
劉農畯是湖南邵東人，有的資料介紹他畢業於中央軍校某某期，其實並不準確。當年他就讀的是國民黨軍事交通技術學校——這所學校後來被併入了中央軍校，劉農畯也因此擁有了“相當於黃埔”的資格。
在機場旁邊的庫房裏，傘兵一邊整理軍容，一邊聽候劉農畯布置任務。
劉處長說：這一次，傘兵部隊的使命是擔任中國戰區受降簽字儀式的儀仗護衛。原先計劃調集的是兩個隊，前些天，傘兵三隊已經由芷江飛抵南京、四隊也從昆明來到這裏——這兩個隊都是第一批通過考核的隊伍，集中訓練的時間最長、專業技術水平也最高——但“陸總”卻覺得他們在組建之後沒有打過仗，比起新六軍派來的“百戰雄師”略有不足，所以又臨時要求增加一個具備戰績的隊伍。而這時，傘兵一隊已確定要參加第二方麵軍（張發奎部）在廣州的受降儀式，因此，到南京看崗村寧次投降的美差就落到了二隊的頭上。
抗戰勝利後，軍政部方麵，除第八戰區（甘青寧戰區）以外的其他戰區都參與了對日受降；而“陸總”方麵，四個方麵軍也都分配到了受降區域，兩大係統的地位基本相等。因此，在這時候由誰代表中國軍隊接受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的投降，就成了雙方共同關注的焦點。
軍政部長陳誠當然希望能夠獲得“受降總代表”的榮譽，但蔣委員長最終還是決定把這個美差交給了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據說，這其中有幾方麵的原因。
首先，陳誠的性情剛硬、為人比較刻薄，而何應欽做事謹慎、是個好好先生，由何總司令出任受降代表，更能體現蔣總裁“以德報怨”的慈悲胸懷。
其次，何應欽是“士官學校”出身，所謂“一黃埔，二陸大，三士官”，陳誠占了其中的兩條，而何應欽卻是三樣俱全。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何應欽屬於既有日本軍校背景、又與黃埔係有著深厚淵源的人物，不僅日語流利、並且熟悉日軍的編製和管理習慣，比較有利於開展交流工作。
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條。1935年，蔣介石曾經派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談判，最後簽定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在當時，老何不僅在梅津美治郎麵前受了一肚子窩囊氣，而且還被全國輿論罵得狗血淋頭，搞得裏外不是人，但老何夠義氣，打落牙齒和血吞、所有的罵名都自己扛了，沒有象張少帥那樣把蔣委員長給牽扯進來。所以，老蔣這次再派老何出任“受降代表”，既算是對他的一種補償，也可以說是給了他一個恢復名譽的機會。
既然是由“陸軍總司令”出麵受降，當然就不能讓第三戰區的部隊跑龍套，可“陸總”的精銳兵馬此時都在大西南後方，怎麽送到南京去呢？隻有空運。
蔡智誠他們是9月7號接到開赴南京的命令的。當時，18軍11師正在舉行入城式，薑鍵隊長在辦理移交手續的同時，又命令管理人員必須在一天之內把手頭的“剩餘物資”處理掉，這可把蔡智誠愁壞了。
所謂“剩餘物資”其實是日偽倉庫裏的庫存品。別人手頭的物品還好辦，可蔡智誠管理的那單物資中有五十噸錳礦沙，這原本是日軍從湘潭礦區搜刮來、準備運往日本的軍工原料，到了現在這個時候，誰也不會願意花錢買這種沒用的東西。蔡上士把自己的難處講給長官們聽，可隊長和分隊長都不肯罷休：“再難辦也要辦，趕緊想辦法，能賣幾個錢算幾個，不然留給別人也是浪費……”
想辦法，還能有什麽辦法？隻有去找幾個冤大頭。
這時候，監獄的事務還沒有移交完畢，蔡智誠連忙把偽商會（萬昌商社）的四個漢奸買辦從號子裏提出來，對他們說：“隻要把這些錳礦沙買過去，就算是有立功表現，可以放你們回家”。
那四個傢夥有點兒不放心：“錳礦是軍需物資，被別人知道了難免還是要被抓的”
“笨蛋。你們先把礦砂拿過去，回頭再交給18軍，豈不是又立了一大功？有誰還會再抓你們？”
漢奸買辦想了想，覺得這個破財免災的辦法還是比較劃算的，於是就拍板成交了。
等蔡智誠從金遠詢專員那裏弄來放人的批條，漢奸家屬也已經把款項籌集到手了，整整一萬塊現大洋。
按當時的長沙市價，一塊大洋相當於四百元法幣。薑鍵少校看見一大堆沒用的礦沙變成了四百萬現鈔，頓時樂得合不攏嘴，連連誇獎“老弟聰明！真能辦事！”。
1945年9月8日淩晨，傘兵二隊從長沙北部的新河機場登機，分乘六架c46、直飛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
早晨八點，飛機降落在南京明故宮機場。這時候，已經有一位陌生的中校軍官在跑道旁邊等候大家，他就是突擊總隊的新任參謀處長劉農畯。劉處長是傘兵二隊空降湖南以後才調來的，所以連薑鍵隊長也不曾見過他，不過，這位中校處長待人挺和氣，傘兵們對他的印象都很不錯。
劉農畯是湖南邵東人，有的資料介紹他畢業於中央軍校某某期，其實並不準確。當年他就讀的是國民黨軍事交通技術學校——這所學校後來被併入了中央軍校，劉農畯也因此擁有了“相當於黃埔”的資格。
在機場旁邊的庫房裏，傘兵一邊整理軍容，一邊聽候劉農畯布置任務。
劉處長說：這一次，傘兵部隊的使命是擔任中國戰區受降簽字儀式的儀仗護衛。原先計劃調集的是兩個隊，前些天，傘兵三隊已經由芷江飛抵南京、四隊也從昆明來到這裏——這兩個隊都是第一批通過考核的隊伍，集中訓練的時間最長、專業技術水平也最高——但“陸總”卻覺得他們在組建之後沒有打過仗，比起新六軍派來的“百戰雄師”略有不足，所以又臨時要求增加一個具備戰績的隊伍。而這時，傘兵一隊已確定要參加第二方麵軍（張發奎部）在廣州的受降儀式，因此，到南京看崗村寧次投降的美差就落到了二隊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