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智誠看見一個賣“炸糕”的小販用大米換了一床毛毯，看看日本兵可憐、又白送給他幾塊“油炸粑”，把那小鬼子感動得直鞠躬：“中國大大的，日本小小的……”，小販樂嗬嗬地摸著鬼子兵的腦袋（日本兵都剃光頭）說：“娃仔，你們要早曉得這個道理就好了嘛”。惹得周圍的人都哄堂大笑。
日本兵容易對付，遊擊隊卻不大好辦。
長沙城外有幾十路遊擊武裝，什麽“自衛團”、“別動軍”、“正義軍”、“挺進軍”、“復仇隊”……五花八門，從8月15日以後就自發地進城來接受投降。
這些人進到城裏，見到物資就搬、見到好房子就貼標籤，甚至連中山東路的何鍵私宅也掛上了十七個單位的接收條。國民政府的特派專員們頓時著急了，連忙在各個路口張貼布告：“各地下軍速回原地駐防待命，在指定區域等候國軍先遣軍入城……”，傘兵二隊也因此增添了一個新任務——“勸阻”地下軍。
“勸阻”的基本程序是，先把遊擊隊的一幫豪傑們請到飯館裏喝酒（當然是由長沙商會買單），在酒桌子上詳細講解中央政府的方針政策。吃飽喝足之後，如果覺悟提高了，就由傘兵派大卡車把各位英雄送出城去；如果繼續執迷不悟，對不起，傘兵的美式裝備也不是吃素的，守住飯館門口繳掉槍械，照樣押送出城。
遊擊隊沒防備國軍會來這一套，所以剛開始這“勸阻”的辦法還比較有效。可是，這幫人物哪裏是這麽容易聽“勸”的，這一撥剛哄走、那一撥又來了，到最後，幹脆嚷嚷著要“武力進城”……
簡直是無法無天！政府官員們氣得直拍桌子。
遊擊隊想進城，政府高官可以發脾氣、傘兵們也可以盡量“勸阻”。可正規國軍部隊也想進城，大家可就攔不住了。
99軍想進長沙，因為他們奉有第九戰區薛嶽長官的指令；93軍也想進長沙，不僅因為他們距離長沙城最近，而且還因為他們都是湘中子弟、在歷次保衛長沙的戰鬥中付出了巨大犧牲（長沙市裏現在還有93軍的陣亡將士墓）。這兩路人馬開到城下，傘兵也好、專員也罷，統統沒有辦法。
小官沒辦法，大官卻有辦法。王耀武在蔣總裁麵前告了一狀，薛嶽長官的老臉終究比不上嫡係的學生，隻好收兵撤退——於是，王司令長官一聲令下：湖南全境由第四方麵軍負責接收，第18軍開進長沙受降！
王牌主力第18軍開過來了，沒想到，剛開到長沙城邊卻又出了事。
按18軍軍長胡璉的意思，首先進城的應該是他最親信的第11師（陳誠、黃維和胡璉都擔任過這個師的師長，這時候的師長是楊伯濤）。可誰知道，半路上殺出個程咬金——18軍118師師長戴樸是個長沙人，眼看到了自家的大門口，心裏一激動就忘了天高地厚，居然帶著自己的人馬搶到了11師的前頭，大搖大擺的準備衣錦還鄉了。
城裏的高魁元參議官見此情形，趕緊給胡璉發電報。胡軍長是個陝西人，哪裏會在乎戴師長的鄉情，立馬命令118師停止前進，戴師長不服氣，胡軍長就立即上報方麵軍總部、直接撤了戴樸的職——倒黴的戴樸後來隻好投奔了湖南老鄉廖耀湘，遼瀋戰役時的青年軍207師師長就是這位想搶11師風頭的仁兄。
1945年9月7日，“土木係”的燦爛招牌、國軍精銳中的精銳、嫡係中的嫡係、號稱馳騁疆場無敵手、打了勝仗很正常打了敗仗純屬意外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十八軍第十一師”，在他們的英明領袖，那位得到無數後人景仰崇拜和懷念的、除了運氣不好渾身沒有毛病的、料事如神英明勇武即使全軍覆沒也能孤身突圍的、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最後成功守住金門島的——胡璉胡伯玉陸軍少將的帶領下，邁著威武雄壯的步伐，浩浩蕩蕩地開進了長沙城。
而就在11師進城的當天，傘兵二隊也接到了開拔的命令。
有文章記述：“傘兵部隊參加了長沙的受降儀式”，這個說法並不準確。
傘兵二隊隻是參加了在湖南長沙與日軍“洽降”階段的活動，受降的工作是由18軍完成的。
第四方麵軍王耀武接受日本第20軍阪西一良投降的時間是在45年的9月15日，而這時候，蔡智誠和他的夥伴們早已經飛到南京，觀看崗村寧次投降去了。
如果留意一下1945年8月的“中國各戰區受降單位分配表”，就可以很容易地發現兩個現象：一個是，在這張分配表中沒有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受降份額；另一個是，國軍的受降單位除了“戰區”，還有“方麵軍”，似乎是來自於兩個係統。
抗戰時的“戰區”製度是在1937年的南嶽會議上確定的，從那時起直到戰爭結束，雖然各戰區的劃分有所調整（從最初的五個戰區，到最多時的十二個戰區加兩個遊擊區），但指揮模式卻基本沒有發生過變化，始終是由“最高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通過軍政部下達各項指令。
到了44年的下半年，軍委會又在軍政部的管轄之外另設了一個“陸軍總司令部”，由何應欽出任總司令，意圖是為“實施戰略反攻”做準備。如此一來，管理戰區事務的軍政部（部長陳誠）就被人們稱為“防守指揮部”，而新出爐的這個“陸軍總司令部”則被叫做“反攻指揮部”——把戰略進攻和戰略防禦分成互不隸屬的兩個攤子，這樣的主意恐怕也隻有蔣委員長才能想得出來。
日本兵容易對付，遊擊隊卻不大好辦。
長沙城外有幾十路遊擊武裝，什麽“自衛團”、“別動軍”、“正義軍”、“挺進軍”、“復仇隊”……五花八門，從8月15日以後就自發地進城來接受投降。
這些人進到城裏，見到物資就搬、見到好房子就貼標籤，甚至連中山東路的何鍵私宅也掛上了十七個單位的接收條。國民政府的特派專員們頓時著急了，連忙在各個路口張貼布告：“各地下軍速回原地駐防待命，在指定區域等候國軍先遣軍入城……”，傘兵二隊也因此增添了一個新任務——“勸阻”地下軍。
“勸阻”的基本程序是，先把遊擊隊的一幫豪傑們請到飯館裏喝酒（當然是由長沙商會買單），在酒桌子上詳細講解中央政府的方針政策。吃飽喝足之後，如果覺悟提高了，就由傘兵派大卡車把各位英雄送出城去；如果繼續執迷不悟，對不起，傘兵的美式裝備也不是吃素的，守住飯館門口繳掉槍械，照樣押送出城。
遊擊隊沒防備國軍會來這一套，所以剛開始這“勸阻”的辦法還比較有效。可是，這幫人物哪裏是這麽容易聽“勸”的，這一撥剛哄走、那一撥又來了，到最後，幹脆嚷嚷著要“武力進城”……
簡直是無法無天！政府官員們氣得直拍桌子。
遊擊隊想進城，政府高官可以發脾氣、傘兵們也可以盡量“勸阻”。可正規國軍部隊也想進城，大家可就攔不住了。
99軍想進長沙，因為他們奉有第九戰區薛嶽長官的指令；93軍也想進長沙，不僅因為他們距離長沙城最近，而且還因為他們都是湘中子弟、在歷次保衛長沙的戰鬥中付出了巨大犧牲（長沙市裏現在還有93軍的陣亡將士墓）。這兩路人馬開到城下，傘兵也好、專員也罷，統統沒有辦法。
小官沒辦法，大官卻有辦法。王耀武在蔣總裁麵前告了一狀，薛嶽長官的老臉終究比不上嫡係的學生，隻好收兵撤退——於是，王司令長官一聲令下：湖南全境由第四方麵軍負責接收，第18軍開進長沙受降！
王牌主力第18軍開過來了，沒想到，剛開到長沙城邊卻又出了事。
按18軍軍長胡璉的意思，首先進城的應該是他最親信的第11師（陳誠、黃維和胡璉都擔任過這個師的師長，這時候的師長是楊伯濤）。可誰知道，半路上殺出個程咬金——18軍118師師長戴樸是個長沙人，眼看到了自家的大門口，心裏一激動就忘了天高地厚，居然帶著自己的人馬搶到了11師的前頭，大搖大擺的準備衣錦還鄉了。
城裏的高魁元參議官見此情形，趕緊給胡璉發電報。胡軍長是個陝西人，哪裏會在乎戴師長的鄉情，立馬命令118師停止前進，戴師長不服氣，胡軍長就立即上報方麵軍總部、直接撤了戴樸的職——倒黴的戴樸後來隻好投奔了湖南老鄉廖耀湘，遼瀋戰役時的青年軍207師師長就是這位想搶11師風頭的仁兄。
1945年9月7日，“土木係”的燦爛招牌、國軍精銳中的精銳、嫡係中的嫡係、號稱馳騁疆場無敵手、打了勝仗很正常打了敗仗純屬意外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十八軍第十一師”，在他們的英明領袖，那位得到無數後人景仰崇拜和懷念的、除了運氣不好渾身沒有毛病的、料事如神英明勇武即使全軍覆沒也能孤身突圍的、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最後成功守住金門島的——胡璉胡伯玉陸軍少將的帶領下，邁著威武雄壯的步伐，浩浩蕩蕩地開進了長沙城。
而就在11師進城的當天，傘兵二隊也接到了開拔的命令。
有文章記述：“傘兵部隊參加了長沙的受降儀式”，這個說法並不準確。
傘兵二隊隻是參加了在湖南長沙與日軍“洽降”階段的活動，受降的工作是由18軍完成的。
第四方麵軍王耀武接受日本第20軍阪西一良投降的時間是在45年的9月15日，而這時候，蔡智誠和他的夥伴們早已經飛到南京，觀看崗村寧次投降去了。
如果留意一下1945年8月的“中國各戰區受降單位分配表”，就可以很容易地發現兩個現象：一個是，在這張分配表中沒有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受降份額；另一個是，國軍的受降單位除了“戰區”，還有“方麵軍”，似乎是來自於兩個係統。
抗戰時的“戰區”製度是在1937年的南嶽會議上確定的，從那時起直到戰爭結束，雖然各戰區的劃分有所調整（從最初的五個戰區，到最多時的十二個戰區加兩個遊擊區），但指揮模式卻基本沒有發生過變化，始終是由“最高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通過軍政部下達各項指令。
到了44年的下半年，軍委會又在軍政部的管轄之外另設了一個“陸軍總司令部”，由何應欽出任總司令，意圖是為“實施戰略反攻”做準備。如此一來，管理戰區事務的軍政部（部長陳誠）就被人們稱為“防守指揮部”，而新出爐的這個“陸軍總司令部”則被叫做“反攻指揮部”——把戰略進攻和戰略防禦分成互不隸屬的兩個攤子，這樣的主意恐怕也隻有蔣委員長才能想得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