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古代生態保護法
古代蒙古民族是遊牧民族，他們利用草原飼草資源從事畜牧業，又以狩獵業補充食物的不足。由於生產、生活的需要，早在習慣法時代，他們就非常重視早員的生態保護。奇格阿拉騰 盛明光在2001年第3期《內蒙古社會科學》上發表題為《古代蒙古生態保護法規》的文章，探討古代蒙古族的生態保護法規。第一條，保護草原、草場，嚴禁在草發芽時鋤地，嚴禁草原荒火，嚴禁灰燼上溺尿；第二條，保護水資源；第三條，保護血液食物資源；第四條，保護野生動物；第五條，保護樹木。這些法規最初是以習慣法的形式存在，後來蒙古族奴隸主貴族和封建統治者，繼承、增補和發展了古代蒙古族的習慣法，把草原生態保護納入法製化軌道，使蒙古民族與生態環境和諧統一地生存。
清朝對蒙古王公獎懲製度
議敘議處製度是清朝統治者對各級官吏實施的獎懲製度或考核辦法。內蒙古大學的楊選娣副教授在2001年第4期《內蒙古師大學報》上發表題為《論清朝對蒙古王公的議敘議處製度》，研究清朝對蒙古王公的議敘議處製度。在《理藩院則例》中，對蒙古王公也規定了明確的職責權限、嚴格細密的獎懲條款，優者議敘，劣者處分，旨在加強對蒙古王公的控製管理，以求得北部邊疆的安定與統一。但在實施過程中，議處往往可用曾獲得的獎勵抵消，以維護其封建特權；議敘則可用捐輸銀兩駝馬獲取，變成搜刮錢財的行為。這必然導致蒙古王公的貪婪、封建朝廷的腐敗。議敘是對“著有勞績”的蒙古王公、貴族、官吏常用的獎勵辦法，根據其功勞大小，分三種獎勵方式（1）賞畜或記錄。賞畜分一數、三數、五數、七數、九數不等。記錄分一次、二次、三次；（2）加級。分加一級，加二級、加三級、加四級；（3）提升，即由低一級升向高一級。議處是對有錯誤行為的蒙古王公、官員常用的懲罰辦法，也分三種，（1）罰畜或罰俸。罰畜從天聰年間已經開始實行，到康熙年間，因現職的蒙古王公已由朝廷供給俸銀，於是有了罰俸的處罰，對任現職的蒙古王公實行罰俸處罰，而對閑散王公、協理台吉等實行罰畜的處罰。罰畜以數為差，一、三、五、七、一九、二九至九九不等。罰俸以年月為差，分三月、六月、九月、一年、二年至八年不等；（2）降級，以級為差，有降級留任與降級調用之別；（3）革職，處分至革職為止。
蒙古的無神論
蒙古的早期歷史是有神論的，蒙古的無神論是在同有神論的鬥爭中形成、發展的，內蒙古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烏蘭察夫先生在《內蒙古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上發表題為《蒙古族無神論史探析》，闡述了研究蒙古族無神論的意義，同時概括了蒙古族無神論思想的基本特點。蒙古族古代無神論思想的萌芽是在對騰格裏（天）信仰的動搖；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對世界形成的樸素唯物主義的認識的基礎上形成的。因此在進入階級社會後，隨著社會的激烈動盪，階級矛盾的日益加劇，人們對天的看法有了新的認識，以天為核心的有神論經歷了一次危機，從而無神論思想的萌芽終於從有神論體係的重重包裹之下產生出來；再有，蒙古人長期的生產實踐，有了一定的自然科學的知識，有神論的解釋漸漸失去了效應。在鴉片戰爭之後，無神論思想的特徵是公開批判喇嘛教的神學，反對喇嘛教的封建迷信做法，同時在吸收其他民族唯物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更加堅定了無神論的思想。
薩滿教的數字符號
被符號化的神秘數字在薩滿教觀念中起著表達思想和感情的副語言功能。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色音博士在《內蒙古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上發表題為《薩滿教神秘數字的符號人類學解讀》，解釋在薩滿教觀念中，神秘數字這一非自然語言符號卻起著自然語言所不能代替的神聖功能，它在特定的場合能夠表達一些特定的思想。人類的有些思想無法用語言表達，往往藉助其他的副語言習俗或特殊符號來表達，符號人類學上稱這種符號為會意符號或意會符號。薩滿教中的數字三、九、七、十等就是這樣的符號。在薩滿教的世界裏，有很多與三有關的現象。究其原因，薩滿教對三的神秘化是在人類數字文化發展史上基數不超過三的那個時代的產物，人類歷史上有過以三為極數的時代。薩滿教之所以喜歡用三來作為儀式活動和祭祀、祈禱行為的基本單位，可能看中了三的極數性和“無限大”的屬性，薩滿們所以把各種儀式儀規湊成三，是企圖以此來表達多或多次之意。在數字概念進一步發展後，三的倍數九也神秘化了，就的神秘化與三的神秘化的道理是一樣的，都是對處於及至數字的神秘化，九在部分取代三的位置的同時，由於長期的對三的神秘化的勢力，三的神秘化程度雖有削弱，但沒有完全消失，因此，三和九的神秘化同時在薩滿教中存在。七在薩滿教中的神秘化現象是與北鬥七星有關。十這一數字在北方民族薩滿教習俗中失去了數字的意義，完全是作為一種巫術符號來使用的。薩滿教中的十作為避邪的功用，比西方的十字的發源要早很多年。
蒙古的水軍
蒙古（元）水軍是中國歷史上發展最快、發揮作用最強的水軍之一，在中國水軍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安京先生在2001年第1期《內蒙古社會科學》上發表題為《蒙古國早期的水軍與水戰》，將蒙古的水軍形成發展分為初創、鼎盛和衰落三個時期。初創時期大致起自成吉思汗晚期，至蒙哥汗時為止，這期間南方的金、南宋為主要敵人，尤其是在對南宋的作戰中，逐漸成為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鼎盛期大致在忽必烈時期，此間，蒙古水軍承擔了江、河、湖、近海的防衛任務，參與了大規模的海外作戰及大規模的海上糧食運輸。忽必烈統治結束後，元水軍逐步進入衰落期。
古代蒙古民族是遊牧民族，他們利用草原飼草資源從事畜牧業，又以狩獵業補充食物的不足。由於生產、生活的需要，早在習慣法時代，他們就非常重視早員的生態保護。奇格阿拉騰 盛明光在2001年第3期《內蒙古社會科學》上發表題為《古代蒙古生態保護法規》的文章，探討古代蒙古族的生態保護法規。第一條，保護草原、草場，嚴禁在草發芽時鋤地，嚴禁草原荒火，嚴禁灰燼上溺尿；第二條，保護水資源；第三條，保護血液食物資源；第四條，保護野生動物；第五條，保護樹木。這些法規最初是以習慣法的形式存在，後來蒙古族奴隸主貴族和封建統治者，繼承、增補和發展了古代蒙古族的習慣法，把草原生態保護納入法製化軌道，使蒙古民族與生態環境和諧統一地生存。
清朝對蒙古王公獎懲製度
議敘議處製度是清朝統治者對各級官吏實施的獎懲製度或考核辦法。內蒙古大學的楊選娣副教授在2001年第4期《內蒙古師大學報》上發表題為《論清朝對蒙古王公的議敘議處製度》，研究清朝對蒙古王公的議敘議處製度。在《理藩院則例》中，對蒙古王公也規定了明確的職責權限、嚴格細密的獎懲條款，優者議敘，劣者處分，旨在加強對蒙古王公的控製管理，以求得北部邊疆的安定與統一。但在實施過程中，議處往往可用曾獲得的獎勵抵消，以維護其封建特權；議敘則可用捐輸銀兩駝馬獲取，變成搜刮錢財的行為。這必然導致蒙古王公的貪婪、封建朝廷的腐敗。議敘是對“著有勞績”的蒙古王公、貴族、官吏常用的獎勵辦法，根據其功勞大小，分三種獎勵方式（1）賞畜或記錄。賞畜分一數、三數、五數、七數、九數不等。記錄分一次、二次、三次；（2）加級。分加一級，加二級、加三級、加四級；（3）提升，即由低一級升向高一級。議處是對有錯誤行為的蒙古王公、官員常用的懲罰辦法，也分三種，（1）罰畜或罰俸。罰畜從天聰年間已經開始實行，到康熙年間，因現職的蒙古王公已由朝廷供給俸銀，於是有了罰俸的處罰，對任現職的蒙古王公實行罰俸處罰，而對閑散王公、協理台吉等實行罰畜的處罰。罰畜以數為差，一、三、五、七、一九、二九至九九不等。罰俸以年月為差，分三月、六月、九月、一年、二年至八年不等；（2）降級，以級為差，有降級留任與降級調用之別；（3）革職，處分至革職為止。
蒙古的無神論
蒙古的早期歷史是有神論的，蒙古的無神論是在同有神論的鬥爭中形成、發展的，內蒙古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烏蘭察夫先生在《內蒙古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上發表題為《蒙古族無神論史探析》，闡述了研究蒙古族無神論的意義，同時概括了蒙古族無神論思想的基本特點。蒙古族古代無神論思想的萌芽是在對騰格裏（天）信仰的動搖；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對世界形成的樸素唯物主義的認識的基礎上形成的。因此在進入階級社會後，隨著社會的激烈動盪，階級矛盾的日益加劇，人們對天的看法有了新的認識，以天為核心的有神論經歷了一次危機，從而無神論思想的萌芽終於從有神論體係的重重包裹之下產生出來；再有，蒙古人長期的生產實踐，有了一定的自然科學的知識，有神論的解釋漸漸失去了效應。在鴉片戰爭之後，無神論思想的特徵是公開批判喇嘛教的神學，反對喇嘛教的封建迷信做法，同時在吸收其他民族唯物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更加堅定了無神論的思想。
薩滿教的數字符號
被符號化的神秘數字在薩滿教觀念中起著表達思想和感情的副語言功能。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色音博士在《內蒙古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上發表題為《薩滿教神秘數字的符號人類學解讀》，解釋在薩滿教觀念中，神秘數字這一非自然語言符號卻起著自然語言所不能代替的神聖功能，它在特定的場合能夠表達一些特定的思想。人類的有些思想無法用語言表達，往往藉助其他的副語言習俗或特殊符號來表達，符號人類學上稱這種符號為會意符號或意會符號。薩滿教中的數字三、九、七、十等就是這樣的符號。在薩滿教的世界裏，有很多與三有關的現象。究其原因，薩滿教對三的神秘化是在人類數字文化發展史上基數不超過三的那個時代的產物，人類歷史上有過以三為極數的時代。薩滿教之所以喜歡用三來作為儀式活動和祭祀、祈禱行為的基本單位，可能看中了三的極數性和“無限大”的屬性，薩滿們所以把各種儀式儀規湊成三，是企圖以此來表達多或多次之意。在數字概念進一步發展後，三的倍數九也神秘化了，就的神秘化與三的神秘化的道理是一樣的，都是對處於及至數字的神秘化，九在部分取代三的位置的同時，由於長期的對三的神秘化的勢力，三的神秘化程度雖有削弱，但沒有完全消失，因此，三和九的神秘化同時在薩滿教中存在。七在薩滿教中的神秘化現象是與北鬥七星有關。十這一數字在北方民族薩滿教習俗中失去了數字的意義，完全是作為一種巫術符號來使用的。薩滿教中的十作為避邪的功用，比西方的十字的發源要早很多年。
蒙古的水軍
蒙古（元）水軍是中國歷史上發展最快、發揮作用最強的水軍之一，在中國水軍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安京先生在2001年第1期《內蒙古社會科學》上發表題為《蒙古國早期的水軍與水戰》，將蒙古的水軍形成發展分為初創、鼎盛和衰落三個時期。初創時期大致起自成吉思汗晚期，至蒙哥汗時為止，這期間南方的金、南宋為主要敵人，尤其是在對南宋的作戰中，逐漸成為一支重要的軍事力量。鼎盛期大致在忽必烈時期，此間，蒙古水軍承擔了江、河、湖、近海的防衛任務，參與了大規模的海外作戰及大規模的海上糧食運輸。忽必烈統治結束後，元水軍逐步進入衰落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