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突厥-蒙古族遊牧部落的歷史僅限於他們的遠征，或者僅限於在尋找新牧地中發生的尚不清楚的那些小衝突的話，那麽，它們的歷史簡直沒有多大意義，至少就目前的利益而言。人類史上重要的事實是這些遊牧民對南方的文明帝國所施加的壓力，這種壓力反覆出現，直到征服成功。遊牧民的襲擊簡直是一種自然規律，是由盛行於他們土生土長草原上的各種條件所決定的。
當然，那些留在貝加爾湖畔森林地帶和黑龍江的突厥－蒙古人仍然是未開化的人，靠漁獵為生，如到12世紀時期的女真人和直到成吉思汗時代的“森林蒙古人”，他們被森林隔離地帶嚴嚴實實地封鎖住，不可能想像還有其他的、令人羨慕的地區。這與草原上的突厥－蒙古人不同，草原牧民靠飼養牲畜過活，因此，他們由於需要成了遊牧民：牧群追逐牧草，他們跟隨牧群。
加之，草原是馬的故鄉。草原之子是牧馬人出身。無論是西方的伊朗種人，或者是東方的突厥－蒙古種人，是他們發明了騎馬服，正像在博斯普魯斯出土的辛梅裏安人時期希臘花瓶上所看到的斯基泰人所穿的服裝一樣，或者像我們從中國人那裏聽到的那樣，中國人於公元前300年在騎兵交戰時仿效匈奴人，以褲子取代了長袍。閃電般突然襲擊的牧馬人是能在遠距離射中敵人的馬上弓箭手，他們在撤退時能發射出箭（即帕提亞之箭，實際上是指斯基泰人和匈人之箭），他們在交戰時所使用的武器，同他們捕捉野味或母馬時所用的一樣，都是箭和套索。
在這些襲擊的門檻邊（此處是草原的盡頭和耕地的起點），他瞥見了與他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生活方式，這是一種將喚起他的貪婪的生活方式。在其土生土長的草原上，冬天是寒冷的，冬季的草原是西伯利亞泰加森林氣候的延續地帶；夏季十分炎熱，因為夏季的草原是戈壁灘氣候的延伸地。為牲畜尋找牧場，遊牧民必須爬上興安嶺、阿爾泰山或塔爾巴哈台山脈。唯有春季把草原變成了一片草木茂盛的平原，五顏六色的花朵點綴其中，對牧群和牧民來說，春季是最美好的季節。一年中的其餘時間，特別是冬季，遊牧民的目光都是轉向南方溫暖的土地，在西南方是向著伊塞克湖，即“熱海”；在東南方是向著黃河流域肥沃的黃土地。並不是說他要嚐試著像對待耕地一樣地耕種土地，當他占有耕地時，他本能地讓它處於不生產的休閑狀態，土地變成了草原，為他的羊群和馬群生產牧草。
這就是13世紀的成吉思汗的態度。征服北京地區以後，他的真正欲望是使河北平原上肥沃的玉米地上升到牧地的地位。然而，盡管這位來自北方的人對耕耘一無所知（直到14世紀，突厥斯坦和俄羅斯的成吉思汗後裔們仍是純遊牧民，他們愚蠢地洗劫著已屬於他們自己的城市和改變灌溉渠道使土地荒蕪——就農民說，至少是不要按時付錢），但是他對都市文明中的機械產品和令人愉快的事情讚嘆不已，並作為掠奪和洗劫的目標。他被溫和的氣候所吸引，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是相對的溫和，因為對成吉思汗來說，北京令人難受的氣候似乎也令人鬆懈，每次戰役之後，他就返回北方，在貝加爾湖附近度夏。同樣地，他打敗了劄蘭丁之後，故意避開就在他腳下的印度，因為對於從阿爾泰山來的成吉思汗來說，印度好像是魔窟。無論如何，他對舒適的文明生活的懷疑是正確的，因為當他的曾孫子們住進北京和大不裏士宮殿時，他們隨即開始墮落。但是，隻要遊牧民還保持遊牧精神，他就把定居者隻看成是他的農人，把城市和耕地看成他的農場，對農人和農場進行公開勒索。他騎在馬背上沿著古老帝國的邊境巡遊，檢查從那些比較欣然地按規定行事的人們上交來的定期貢賦，或者當受害者魯莽地拒絕支付時，在突然襲擊中掠奪不設防的城市。這些人像狼群——狼不正是古代突厥人的圖騰嗎？——徘徊在鹿群周圍，撲向它們的咽喉，或者隻是拾起那些迷途的和受傷的野獸。兇猛掠奪和勒索定期貢賦（就天子而言，定期貢賦被委婉地說成是表示親善關係的禮物）交替出現，大體上已成為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17世紀中突厥－蒙古人與中國人之同關係的固定模式。
然而，從遊牧民中有時也會產生傑出的人物，他及時得知定居帝國的腐朽狀況（這些狡猾的野蠻人像公元4世紀的日耳曼人一樣非常熟悉中國帝國宮廷內的拜占庭式的陰謀）。他將與中國的一派或者一個王國簽訂盟約以反對另一派，或者與篡位失敗者簽訂盟約。他將宣布自己及其部落是帝國的盟邦，在保衛帝國的藉口下進入帝國邊境地區，在一代或兩代之後，他的孫子們已充分具備了中國人的外表，採取了大的行動，泰然自若地登上天子的王位。在這一方麵，13世紀的忽必烈的功績隻不過是4世紀的劉聰和5世紀的拓跋人的重複。又過二、三代後（如果不被某次民族起義趕出長城的話）這些中國化的蠻族們除了喪失蠻族性格的堅韌和吸收了文明生活的享樂腐化外，從文明中一無所獲，現在輪到他們成為蔑視的對象，他們的領土成為那些還留在他們土生土長的草原深處的、仍在挨餓的其它遊牧蠻族垂涎的戰利品。於是，上述過程又重複出現。在5世紀，拓跋人站在匈奴人和鮮卑人的肩上消滅了他們，並取代了他們的位置。在12世紀，在契丹人（一支完全中國化的蒙古人，自10世紀以來他們就是北京的和平的君主）的北麵，女真人崛起，他們是通古斯人，幾乎還處於原始狀態，在幾個月之內他們奪取了北京城，結果輪到他們受到中國的影響，並一直處於停滯狀態，直到恰好一個世紀以後被成吉思汗滅掉。
當然，那些留在貝加爾湖畔森林地帶和黑龍江的突厥－蒙古人仍然是未開化的人，靠漁獵為生，如到12世紀時期的女真人和直到成吉思汗時代的“森林蒙古人”，他們被森林隔離地帶嚴嚴實實地封鎖住，不可能想像還有其他的、令人羨慕的地區。這與草原上的突厥－蒙古人不同，草原牧民靠飼養牲畜過活，因此，他們由於需要成了遊牧民：牧群追逐牧草，他們跟隨牧群。
加之，草原是馬的故鄉。草原之子是牧馬人出身。無論是西方的伊朗種人，或者是東方的突厥－蒙古種人，是他們發明了騎馬服，正像在博斯普魯斯出土的辛梅裏安人時期希臘花瓶上所看到的斯基泰人所穿的服裝一樣，或者像我們從中國人那裏聽到的那樣，中國人於公元前300年在騎兵交戰時仿效匈奴人，以褲子取代了長袍。閃電般突然襲擊的牧馬人是能在遠距離射中敵人的馬上弓箭手，他們在撤退時能發射出箭（即帕提亞之箭，實際上是指斯基泰人和匈人之箭），他們在交戰時所使用的武器，同他們捕捉野味或母馬時所用的一樣，都是箭和套索。
在這些襲擊的門檻邊（此處是草原的盡頭和耕地的起點），他瞥見了與他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生活方式，這是一種將喚起他的貪婪的生活方式。在其土生土長的草原上，冬天是寒冷的，冬季的草原是西伯利亞泰加森林氣候的延續地帶；夏季十分炎熱，因為夏季的草原是戈壁灘氣候的延伸地。為牲畜尋找牧場，遊牧民必須爬上興安嶺、阿爾泰山或塔爾巴哈台山脈。唯有春季把草原變成了一片草木茂盛的平原，五顏六色的花朵點綴其中，對牧群和牧民來說，春季是最美好的季節。一年中的其餘時間，特別是冬季，遊牧民的目光都是轉向南方溫暖的土地，在西南方是向著伊塞克湖，即“熱海”；在東南方是向著黃河流域肥沃的黃土地。並不是說他要嚐試著像對待耕地一樣地耕種土地，當他占有耕地時，他本能地讓它處於不生產的休閑狀態，土地變成了草原，為他的羊群和馬群生產牧草。
這就是13世紀的成吉思汗的態度。征服北京地區以後，他的真正欲望是使河北平原上肥沃的玉米地上升到牧地的地位。然而，盡管這位來自北方的人對耕耘一無所知（直到14世紀，突厥斯坦和俄羅斯的成吉思汗後裔們仍是純遊牧民，他們愚蠢地洗劫著已屬於他們自己的城市和改變灌溉渠道使土地荒蕪——就農民說，至少是不要按時付錢），但是他對都市文明中的機械產品和令人愉快的事情讚嘆不已，並作為掠奪和洗劫的目標。他被溫和的氣候所吸引，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是相對的溫和，因為對成吉思汗來說，北京令人難受的氣候似乎也令人鬆懈，每次戰役之後，他就返回北方，在貝加爾湖附近度夏。同樣地，他打敗了劄蘭丁之後，故意避開就在他腳下的印度，因為對於從阿爾泰山來的成吉思汗來說，印度好像是魔窟。無論如何，他對舒適的文明生活的懷疑是正確的，因為當他的曾孫子們住進北京和大不裏士宮殿時，他們隨即開始墮落。但是，隻要遊牧民還保持遊牧精神，他就把定居者隻看成是他的農人，把城市和耕地看成他的農場，對農人和農場進行公開勒索。他騎在馬背上沿著古老帝國的邊境巡遊，檢查從那些比較欣然地按規定行事的人們上交來的定期貢賦，或者當受害者魯莽地拒絕支付時，在突然襲擊中掠奪不設防的城市。這些人像狼群——狼不正是古代突厥人的圖騰嗎？——徘徊在鹿群周圍，撲向它們的咽喉，或者隻是拾起那些迷途的和受傷的野獸。兇猛掠奪和勒索定期貢賦（就天子而言，定期貢賦被委婉地說成是表示親善關係的禮物）交替出現，大體上已成為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17世紀中突厥－蒙古人與中國人之同關係的固定模式。
然而，從遊牧民中有時也會產生傑出的人物，他及時得知定居帝國的腐朽狀況（這些狡猾的野蠻人像公元4世紀的日耳曼人一樣非常熟悉中國帝國宮廷內的拜占庭式的陰謀）。他將與中國的一派或者一個王國簽訂盟約以反對另一派，或者與篡位失敗者簽訂盟約。他將宣布自己及其部落是帝國的盟邦，在保衛帝國的藉口下進入帝國邊境地區，在一代或兩代之後，他的孫子們已充分具備了中國人的外表，採取了大的行動，泰然自若地登上天子的王位。在這一方麵，13世紀的忽必烈的功績隻不過是4世紀的劉聰和5世紀的拓跋人的重複。又過二、三代後（如果不被某次民族起義趕出長城的話）這些中國化的蠻族們除了喪失蠻族性格的堅韌和吸收了文明生活的享樂腐化外，從文明中一無所獲，現在輪到他們成為蔑視的對象，他們的領土成為那些還留在他們土生土長的草原深處的、仍在挨餓的其它遊牧蠻族垂涎的戰利品。於是，上述過程又重複出現。在5世紀，拓跋人站在匈奴人和鮮卑人的肩上消滅了他們，並取代了他們的位置。在12世紀，在契丹人（一支完全中國化的蒙古人，自10世紀以來他們就是北京的和平的君主）的北麵，女真人崛起，他們是通古斯人，幾乎還處於原始狀態，在幾個月之內他們奪取了北京城，結果輪到他們受到中國的影響，並一直處於停滯狀態，直到恰好一個世紀以後被成吉思汗滅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