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部，這條縱向的歐亞草原地帶分別與俄羅斯中部和西伯利亞的北部大森林地帶，以及蒙古北緣和中國東北部會合。在草原地帶中部的三個地區，草原不知不覺地讓位於沙漠：河中地區的克齊爾庫姆沙漠和阿姆河以南的卡拉庫姆沙漠；包圍著塔裏木盆地的塔克拉瑪幹沙漠；最後是從西南貫穿東北的大戈壁灘，它從羅布泊（戈壁灘在此與塔克拉瑪幹沙漠相接）起，到中國東北邊境上的興安嶺止。這些沙漠像癌細胞一樣吞齧著草原地帶，在有文字記載歷史以前時期它們就不斷蠶食著草原。戈壁沙漠北麵是北蒙古、貝加爾湖畔的森林、鄂爾渾河和克魯倫河畔草原，南麵是南蒙古、阿拉善、鄂爾多斯、察哈爾草原和熱河，這一中間位置是妨礙突厥-蒙古族帝國（無論是古代的匈奴人的帝國，還是中世紀的突厥人的帝國）倖存下來的持續因素之一。
在沙漠邊上的草原之路，給在今天稱為中國突厥斯坦的塔裏木盆地的歷史帶來了決定性的轉變。這一地區擺脫了草原上的遊牧生活（盡管總是受到北方遊牧部落的威脅或控製），使商路上的這些綠洲具有都市的、商業的特徵，通過這些鏈條式排列的綠洲，這一地區形成了西方幾大定居文明即地中海世界的文明、伊朗文明和印度文明與遠東的中國文明之間的交通線。在幹涸的塔裏木河南北的兩條凹形河岸上形成了兩條道路：北道經過敦煌、哈密、吐魯番、焉耆、庫車、喀什、費爾幹納盆地和河中地區；南道經過敦煌、和田、莎車、帕米爾山穀和巴克特裏亞。這條纖細的雙線，交替著穿過沙漠，越過山巒；它弱似忙於越野的螞蟻爬出的婉蜒而漫長的路線，然而，它已足以使我們的地球形成一個整體，而不是彼此分離的兩個世界，足以維持中國的“蟻穴”與印歐的“蟻穴”之間的低限度的聯繫。這就是絲綢之路和朝聖之路，沿著它，進行著貿易交往和宗教傳播；沿著它，傳來了亞歷山大後繼者們的希臘藝術和來自阿富汗地區的傳播佛教的人。經過這條路，托勒密曾提到過的希臘－羅馬商人們爭著控製那些易於獲得到來自“塞裏卡”大捆絲綢的地方，中國東漢王朝的將軍們試圖與伊朗世界和羅馬帝國東部建立交往。維持這條偉大的世界商路的暢通是中國從漢代到忽必烈可汗時期的一貫原則。
然而，在這條狹窄的文明小徑以北，草原為遊牧民提供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一條由無數條道組成的無邊無際的路，即蠻族之路。在鄂爾渾河或克魯倫河畔與巴爾喀什湖之間的地區內，浩浩蕩蕩的蠻族大軍暢通無阻，因為盡管阿爾泰山和天山北部山嘴在朝著巴爾喀什湖方向似乎已經合攏，然而實際上兩山之間在楚固恰克方向，在塔爾巴哈台的額敏河處，空隙仍十分寬闊，裕勒都斯河、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之間朝著西北方向的空隙也很寬，來自蒙古利亞的牧馬人在這裏看到了遠方一望無際的吉爾吉斯草原和俄羅斯草原。塔爾巴哈台、阿拉套和穆紮爾特通道上不斷有從東方草原向西方草原遷徙的遊牧民通過。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以前，這種運動可能更多地是採取相反的方向，人們的印象是伊朗種（印歐種人）的遊牧民，即希臘歷史學家們稱之為斯基泰人和薩爾馬特人，伊朗碑文證實為薩加人，必定朝東北方向深入了很長的路程，到帕茲雷克和米努辛斯克地區；而另一些印歐種人在塔裏木諸綠洲上定居，分布在從喀什到庫車、焉耆和吐魯番，甚至遠至甘肅。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從公元初年起這種流動就是從東向西進行的。在以後的中國突厥斯坦的各綠洲上不再盛行印歐方言即“東伊朗語”、庫車語或吐火羅語。相反，是匈奴人，他們以匈人一名，在南俄羅斯和匈牙利建立了前突厥帝國（匈牙利草原是俄羅斯草原的延伸部分，正像俄羅斯草原是亞洲草原的延伸部分一樣）。在匈人之後來的是阿瓦爾人，阿瓦爾人是在6世紀的突厥人的壓力之下從中亞逃出來的蒙古族部落。它將先後統治著俄羅斯和匈牙利。7世紀的哈紮爾突厥人，11世紀的佩切涅格突厥人，12世紀的庫蠻突厥人，他們都是沿同一條路而來。最後，在13世紀，成吉思汗的蒙古人統一了草原，可以說，他們成了從北京到基輔的大草原的化身。
草原秘史是突厥-蒙古各部落為爭奪肥沃牧場，彼此吞併的歷史；是主要受牧群的需要所驅使，從一個牧場到另一個牧場進行無休止遷徙的歷史。在某些情況下，由於遷徙路途非常遙遠，往返遷徙一次需要幾個世紀才能完成，這些遊牧民的種種條件，即身體狀況和生活方式，都已經變得適應了這種遷徙。在黃河和布達佩斯之間的這些不停的流蕩的歷史，由定居國家的人們保留下來，但是很少，僅僅是當時對他們有影響的那些事件。他們記錄了在長城腳下，或者是在多瑙河要塞下，即在大同或者是錫利斯特拉爆發的波濤洶湧的猛烈攻擊。但是，關於突厥-蒙古各族之間的內部騷動，他們談了些什麽呢？在可以稱為帝國地區的鄂爾渾河源處的哈喇巴喇哈森和哈拉和林，我們發現了其目標是要統治其它遊牧部落的所有的遊牧部落：在公元紀年以前有突厥族的匈奴人；在公元3世紀有蒙古族的鮮卑人；在5世紀有也屬於蒙古族的柔然人；在6世紀有突厥族的突厥人；在8世紀有回鶻突厥人；在9世紀有黠戛斯人；在10世紀有蒙古族的契丹人；在12世紀有可以假定是突厥族的克烈人，或乃蠻人；最後是13世紀的成吉思汗的蒙古人。盡管我們可以識別這些對其它部落施加過霸權、交替出現的突厥部落和蒙古部落，但是，我們不知道突厥、蒙古和通古斯這三大母族的最初分布情況。今天，通古斯人無疑地不僅占有北蒙古，還占有東西伯利亞的大部，以及中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中遊東岸地區；而蒙古人則聚集在歷史上的蒙古利亞；突厥人分布在西西伯利亞和東、西突厥斯坦。然而應該記住，在東、西突厥斯坦，突厥人是後來者，他們在阿爾泰山的影響是直到公元1世紀才為人們所查覺，他們在喀什噶爾和河中的影響分別在9世紀以後和11世紀以後才被人們查覺到。撒馬爾罕和喀什兩城的市民基本上仍是突厥化的伊朗人。然而歷史表明，在蒙古利亞本土上，成吉思汗的後代們明顯地使許多突厥部落蒙古化，這些部落是阿爾泰山的乃蠻人，戈壁灘的克烈人，察哈爾的汪古特人。在成吉思汗把所有這些部落統一在青蒙古人的旗幟下以前，今天蒙古利亞的一部分仍是屬於突厥族的，甚至今天確實還有一支突厥人，即雅庫特人，占據著通古斯人以北的西伯利亞東北部，在勒拿河、因迪吉爾卡河和科雷馬河流域。這支突厥人離白令海峽如此之近，在蒙古人以北，甚至在北冰洋上的通古斯人以北，因此，在企圖確定“最初的”突厥人、蒙古人和通古斯人的相對位置時必須謹慎。以上所表明的是突厥-蒙古人和通古斯人的主體最初可能是定居在相當遠的東北部，因為不僅是今天的喀什地區，而且在薩彥嶺北坡（米努辛斯克）和大阿爾泰（帕茲雷克）當時都是由來自印歐種人的共同搖籃南俄羅斯的印歐人居住。這一假設與像伯希和、紀堯姆·德·埃維西等這些語言學家的觀點是一致的，這些語言學家們拒絕考慮阿爾泰語係（突厥語族、蒙古語族和通古斯語族）與集中在烏拉爾山區的芬蘭-烏戈爾族所使用的那些語言之間存在著最初的聯繫，直到進一步的證據即將發現。再則，且不管突厥語、蒙古語和通古斯語之間的最初的聯繫，今天它們之間存在的相當大的差異使我們考慮，在有史時期內曾聯合在一個共同統治下的這三個種族（因此，他們之間常常發生文明術語所說的互相仿效）可能彼此之間一度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分布在亞洲東北的遼闊地區。
在沙漠邊上的草原之路，給在今天稱為中國突厥斯坦的塔裏木盆地的歷史帶來了決定性的轉變。這一地區擺脫了草原上的遊牧生活（盡管總是受到北方遊牧部落的威脅或控製），使商路上的這些綠洲具有都市的、商業的特徵，通過這些鏈條式排列的綠洲，這一地區形成了西方幾大定居文明即地中海世界的文明、伊朗文明和印度文明與遠東的中國文明之間的交通線。在幹涸的塔裏木河南北的兩條凹形河岸上形成了兩條道路：北道經過敦煌、哈密、吐魯番、焉耆、庫車、喀什、費爾幹納盆地和河中地區；南道經過敦煌、和田、莎車、帕米爾山穀和巴克特裏亞。這條纖細的雙線，交替著穿過沙漠，越過山巒；它弱似忙於越野的螞蟻爬出的婉蜒而漫長的路線，然而，它已足以使我們的地球形成一個整體，而不是彼此分離的兩個世界，足以維持中國的“蟻穴”與印歐的“蟻穴”之間的低限度的聯繫。這就是絲綢之路和朝聖之路，沿著它，進行著貿易交往和宗教傳播；沿著它，傳來了亞歷山大後繼者們的希臘藝術和來自阿富汗地區的傳播佛教的人。經過這條路，托勒密曾提到過的希臘－羅馬商人們爭著控製那些易於獲得到來自“塞裏卡”大捆絲綢的地方，中國東漢王朝的將軍們試圖與伊朗世界和羅馬帝國東部建立交往。維持這條偉大的世界商路的暢通是中國從漢代到忽必烈可汗時期的一貫原則。
然而，在這條狹窄的文明小徑以北，草原為遊牧民提供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一條由無數條道組成的無邊無際的路，即蠻族之路。在鄂爾渾河或克魯倫河畔與巴爾喀什湖之間的地區內，浩浩蕩蕩的蠻族大軍暢通無阻，因為盡管阿爾泰山和天山北部山嘴在朝著巴爾喀什湖方向似乎已經合攏，然而實際上兩山之間在楚固恰克方向，在塔爾巴哈台的額敏河處，空隙仍十分寬闊，裕勒都斯河、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之間朝著西北方向的空隙也很寬，來自蒙古利亞的牧馬人在這裏看到了遠方一望無際的吉爾吉斯草原和俄羅斯草原。塔爾巴哈台、阿拉套和穆紮爾特通道上不斷有從東方草原向西方草原遷徙的遊牧民通過。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以前，這種運動可能更多地是採取相反的方向，人們的印象是伊朗種（印歐種人）的遊牧民，即希臘歷史學家們稱之為斯基泰人和薩爾馬特人，伊朗碑文證實為薩加人，必定朝東北方向深入了很長的路程，到帕茲雷克和米努辛斯克地區；而另一些印歐種人在塔裏木諸綠洲上定居，分布在從喀什到庫車、焉耆和吐魯番，甚至遠至甘肅。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從公元初年起這種流動就是從東向西進行的。在以後的中國突厥斯坦的各綠洲上不再盛行印歐方言即“東伊朗語”、庫車語或吐火羅語。相反，是匈奴人，他們以匈人一名，在南俄羅斯和匈牙利建立了前突厥帝國（匈牙利草原是俄羅斯草原的延伸部分，正像俄羅斯草原是亞洲草原的延伸部分一樣）。在匈人之後來的是阿瓦爾人，阿瓦爾人是在6世紀的突厥人的壓力之下從中亞逃出來的蒙古族部落。它將先後統治著俄羅斯和匈牙利。7世紀的哈紮爾突厥人，11世紀的佩切涅格突厥人，12世紀的庫蠻突厥人，他們都是沿同一條路而來。最後，在13世紀，成吉思汗的蒙古人統一了草原，可以說，他們成了從北京到基輔的大草原的化身。
草原秘史是突厥-蒙古各部落為爭奪肥沃牧場，彼此吞併的歷史；是主要受牧群的需要所驅使，從一個牧場到另一個牧場進行無休止遷徙的歷史。在某些情況下，由於遷徙路途非常遙遠，往返遷徙一次需要幾個世紀才能完成，這些遊牧民的種種條件，即身體狀況和生活方式，都已經變得適應了這種遷徙。在黃河和布達佩斯之間的這些不停的流蕩的歷史，由定居國家的人們保留下來，但是很少，僅僅是當時對他們有影響的那些事件。他們記錄了在長城腳下，或者是在多瑙河要塞下，即在大同或者是錫利斯特拉爆發的波濤洶湧的猛烈攻擊。但是，關於突厥-蒙古各族之間的內部騷動，他們談了些什麽呢？在可以稱為帝國地區的鄂爾渾河源處的哈喇巴喇哈森和哈拉和林，我們發現了其目標是要統治其它遊牧部落的所有的遊牧部落：在公元紀年以前有突厥族的匈奴人；在公元3世紀有蒙古族的鮮卑人；在5世紀有也屬於蒙古族的柔然人；在6世紀有突厥族的突厥人；在8世紀有回鶻突厥人；在9世紀有黠戛斯人；在10世紀有蒙古族的契丹人；在12世紀有可以假定是突厥族的克烈人，或乃蠻人；最後是13世紀的成吉思汗的蒙古人。盡管我們可以識別這些對其它部落施加過霸權、交替出現的突厥部落和蒙古部落，但是，我們不知道突厥、蒙古和通古斯這三大母族的最初分布情況。今天，通古斯人無疑地不僅占有北蒙古，還占有東西伯利亞的大部，以及中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中遊東岸地區；而蒙古人則聚集在歷史上的蒙古利亞；突厥人分布在西西伯利亞和東、西突厥斯坦。然而應該記住，在東、西突厥斯坦，突厥人是後來者，他們在阿爾泰山的影響是直到公元1世紀才為人們所查覺，他們在喀什噶爾和河中的影響分別在9世紀以後和11世紀以後才被人們查覺到。撒馬爾罕和喀什兩城的市民基本上仍是突厥化的伊朗人。然而歷史表明，在蒙古利亞本土上，成吉思汗的後代們明顯地使許多突厥部落蒙古化，這些部落是阿爾泰山的乃蠻人，戈壁灘的克烈人，察哈爾的汪古特人。在成吉思汗把所有這些部落統一在青蒙古人的旗幟下以前，今天蒙古利亞的一部分仍是屬於突厥族的，甚至今天確實還有一支突厥人，即雅庫特人，占據著通古斯人以北的西伯利亞東北部，在勒拿河、因迪吉爾卡河和科雷馬河流域。這支突厥人離白令海峽如此之近，在蒙古人以北，甚至在北冰洋上的通古斯人以北，因此，在企圖確定“最初的”突厥人、蒙古人和通古斯人的相對位置時必須謹慎。以上所表明的是突厥-蒙古人和通古斯人的主體最初可能是定居在相當遠的東北部，因為不僅是今天的喀什地區，而且在薩彥嶺北坡（米努辛斯克）和大阿爾泰（帕茲雷克）當時都是由來自印歐種人的共同搖籃南俄羅斯的印歐人居住。這一假設與像伯希和、紀堯姆·德·埃維西等這些語言學家的觀點是一致的，這些語言學家們拒絕考慮阿爾泰語係（突厥語族、蒙古語族和通古斯語族）與集中在烏拉爾山區的芬蘭-烏戈爾族所使用的那些語言之間存在著最初的聯繫，直到進一步的證據即將發現。再則，且不管突厥語、蒙古語和通古斯語之間的最初的聯繫，今天它們之間存在的相當大的差異使我們考慮，在有史時期內曾聯合在一個共同統治下的這三個種族（因此，他們之間常常發生文明術語所說的互相仿效）可能彼此之間一度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分布在亞洲東北的遼闊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