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不是!中國現在雖弱,將來必定強大,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國家民智已開,對各種先進文化兼收並蓄,去蕪存菁,思想的解放是兩千年來從未有過的嶄新局麵,再加上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我敢斷言,中國在未來的數百年間必定重新崛起!


    我隻是想告訴你,中國之弱,是多年沉澱的結果,從根本上弱於列強,就像一個久臥在床的病人,想要恢復健康,必須慢慢調理身體,想要吃上一顆十全大補丸,立刻生龍活虎,那隻是演義傳奇裏的故事!”


    梁啓超一口氣說了一大通,稍作停頓,緊接著又說道:“我從你的來信中看到,你對武力十分鼓吹推崇,這一點,對中國並不合適。國家固然需要強大的國防力量,但對內部來說,最好不要進行暴力革命。革命產生暴君,暴君再產生革命,幾千年的歷史都在這個怪圈中打轉,如果不能破解,免不了新瓶裝舊酒,再回到老路上去,辛亥革命轟轟烈烈,卻把國家拖入了軍閥混戰,這一點已經說明了問題……”


    梁啓超說到這裏,肖林在心裏暗暗腹誹,這位老爺子,果然不愧君主立憲派出身,對改良情有獨鍾,這個問題討論起來就沒完沒了啦,先不和他糾纏。


    “老師,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蔣百裏卻突然跳了出來:“老師所論,不免倒果為因之弊,立憲改良,難免隔靴搔癢之嫌,老師當年參與戊戌變法,並不是敗於慈禧一人之手,而是中國沒有這塊土壤,失敗是註定的事情。以中國之現狀,必須有一強力政府,完成國家統一,改良社會,促進經濟,才能結束軍閥割據,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


    “百裏此言大謬!當今世界,以英國最為強大(當時英國不比美國國力差),究其原因,就是英國完成了不流血的光榮革命,國家的元氣得以保存,矛盾和鬥爭都在相互製約中得到平衡,並沒有與過去的傳統割斷聯繫,無論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都沒有成為破壞力量……”


    梁啓超說起立憲之事,當即滔滔不絕,口若懸河,頗有些當年論戰八方的感覺。


    看到老先生有些激動,顧雲鵬悄悄拽了拽蔣百裏的袖子:“百裏兄,你怎麽和恩師論戰起來,不怕老師生氣嗎?”


    “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


    蔣百裏直言回了一句,轉頭又向梁啓超說道:“老師,這個問題我還有不同看法……”


    師徒二人相爭不下,其他人也都加入了討論,除了顧雲鵬商人身份,沒有多說話,其他人個個都在高談闊論,紛紛發表著自己的意見,話題也越扯越遠,從中國說到日本,從甲午說到北伐……


    肖林在一旁聽得津津有味,座中諸位都是高人,爭辯起來引經據典,針鋒相對,十分精彩,看來,梁啓超師徒間不是第一次進行這種討論。


    在旁邊聽了老半天,肖林才突然醒悟過來,今天是來向梁啓超討教的,卻無意中搞成了一場辯論會,現在這個局麵,好像已經跑題了。


    肖林關心的,隻是如何盡快壯大實力,以應對將來的局勢,這個問題,看來隻有留待以後解決。


    不過,肖林任然相信,以穿越者的優勢,應該能夠找到一條投機取巧的捷徑。


    一九四章上了一堂歷史課


    梁府客廳之內,梁啓超和蔣百裏的師徒之爭仍在繼續。


    蔣百裏正在侃侃而談:“以學生之見,老師不應對憲政仍然報以幻想,當前最為重要的,是實現國家的統一,建立一個自主自強的現代主權國家。[]


    國民成立已經十五年,一直在進行政體與國體的探索,但遺憾的是,除了賄選就是軍閥混戰,民國十二年頒布的憲法已經失效。孫中山去世前曾經說過:‘護法可算終了,護法名義已不宜援用,今日應以革命精神創造國家,為中華民國開一新紀元。’在當前的情況下,社會各方對於軍閥政治和議會政治都已徹底失望,必須重新選擇一條新的道路。”


    梁啓超搖搖頭道:“以武力實現國家統一,十餘年來的立憲努力將毀於一旦。以南方政府的北伐軍來看,這是一支與以往完全不同的黨軍,通過民族主義和群眾運動的結合,黨軍體製將獲得極大的民意支持和合法性,大大降低了對於多元化憲政的依賴,進而會倒向一元化的集權政治。從前是約法至上,此後是黨權至上,從前談法理,此後談黨紀,民主憲政將蕩然無存。”


    張東蓀(梁啓超弟子,哲學家,政治活動家)插言道:“老師所言極是,北洋軍閥政治固然不堪,南方政府也未必可取,在國體和政體的選擇上,南方革命黨的立場始終搖擺不定,如果北伐真的成功,國家還是會陷入軍紳政權衍生的派係政治。”


    肖林對歷史不甚了了,其他人卻都明白張東蓀的意思。


    在民國十幾年的製憲鬥爭中,革命黨一向沒有明確的態度,多是基於派係鬥爭需要的選擇,原本基於國家共同利益尋求妥協的製憲討論,始終為狹隘的派係之爭所裹挾,共識的達成與憲製的實行遙遙無期。


    對於國體模式的選擇,辛亥革命之初,孫中山等人表示支持聯邦製和總統製,但在南京政府成立後(孫中山臨時大總統時期,不是後來的南京政府),國民黨又轉向了中央集權,袁世凱得勢,國民黨又重新支持地方分權,孫中山稱自己‘亟亟從事於聯省製’,不過一年之後,廣東軍政府再度恢復,孫中山又鮮明反對聯省、主張北伐統一。從總體上看,革命派在國體問題上的立場較多受製於時局的影響,當他們掌握權力時,更多傾向於集權,而一旦失去政權,則往往轉而支持分權或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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