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現居成都的退休火車司機，八十九歲的陳定化老人對我說：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我在漢口江岸機務段作司爐工，有一天上麵來了命令，所有機車都集中往京漢鐵路和隴海鐵路運送軍隊。那些軍隊多極了，簡直成千上萬，還有各種坦克、大炮、武器和彈藥糧食，沒日沒夜地運啦>>人人都知道，這是打大仗，保家衛國啊！日本鬼子已經打到河南，侵略半個中國，不把他們趕走行嗎？那時候我們鐵路工人憋足一股勁，實在累不行了就趴在鍋爐跟前打個盹，起來接著幹活兒>>就這樣把幾十萬軍隊全都運上了前線。
我同意一句經久不衰的口號：兵民是勝利之本。有了四萬萬民眾擁護，還有什麽樣的敵人不能打敗，什麽樣的艱難險阻不能克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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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告訴我，武漢淪陷之前的最後那個春天，漢口晝夜過軍隊，武漢三鎮簡直變成一個流動的大兵營。
來自南方各省的汽車和火車滿載鬥誌高昂的抗日官兵，他們都要經過武漢這座交通樞紐城市然後源源不斷地開往前線去作戰。武漢是全國抗戰的心髒，新聞界一向以嗅覺靈敏著稱，記者嗅出前線出現不同尋常的軍事動向，又有人從軍方打探出豫東戰場正在進行一輪鼓舞人心的新戰役，於是報紙競相報導渲染，掀起一輪又一輪期待勝利的熱潮來。
報載，全國著名的抗戰劇團在進步人士田漢、冼星海等人帶領下勞軍義演，演員嗓子唱啞了，跳舞折了腿，許多人累出病來，但是他（她）們依然堅持演出熱情不減。時任國民黨軍政部第三廳廳長的著名詩人郭沫若也不辭勞苦前往車站慰問，發表慷慨激昂的抗戰演說，並當場賦詩表達對抗戰將士的敬意。還有許多來自淪陷區的流亡學生和知識分子，他們滿懷對家鄉的深切懷念和濃濃的愛國之情擁向車站碼頭，以肺腑之聲激勵參戰官兵驅逐倭寇收復國土。更有為數眾多離鄉背井的各地難民，他們以親身遭遇控訴日寇暴行，激起部隊官兵對日寇的深仇大恨。許多市民拉著子弟兵的手失聲痛哭，老大娘把自家捨不得吃的雞蛋和饅頭塞在官兵懷裏，一時間送子參軍，送郎當兵的愛國行動蔚然成風。
裕華紗廠工會也組織女工前往車站碼頭勞軍。抗戰時期國共合作，工會組織都有公開合法地位，比如裕華紗廠就有不止一家工會，既有共產黨領導的赤色工會，也有國民黨組織的白色工會，他們都打著為工人大眾謀利益的旗號進行競爭，組織各種社會活動，宣傳各種主義，爭取工人群眾支持等等，總之已經有那麽一點點西方社會的民主味道。張鬆樵是無黨派實業家，他老人家對政治活動一概沒有興趣，隻重視勞動紀律和經濟效益。他給工廠定下一條雷打不動的鐵規，那就是工作時間任何人不得離開崗位，違者開除。
但是工會組織勞軍，軍隊並不都在工人下班以後到達武漢，這樣就同工廠的勞動紀律發生矛盾。人人都知道張鬆樵是個說一不二的老闆，除非他親自批準，否則任何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正在為難之際，張鬆樵親自走進工會來，他說：你們去吧>>隻要打敗日本鬼子，還有什麽事情不好辦呢？
工廠鐵規就這樣被張鬆樵自己打破了。
我父親說，由於空襲學校常常停課，他就和同學偷偷跑去車站碼頭看過兵。對男孩子來說，戰爭永遠都是他們最熱衷的話題，軍人和武器永遠都是他們的崇拜對象。同學們常常為一些似是而非的問題爭論不休，其中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到底有沒有鋼盔師”？
抗戰初期，武漢民眾紛紛傳說，有一支從國外訓練的中國部隊，坦克大炮數不勝數，官兵手持自動槍，頭上不是戴灰布軍帽而是一頂威武的黑色鋼盔，簡直就是天兵天將下凡，隻要他們開上戰場準能打敗日本鬼子。可惜這支神乎其神的“鋼盔師”隻存在於人們口頭，從來沒有人見過這支不同凡響的復仇之師。但是有一天奇蹟發生了，我父親在火車站看見一列即將開往北方的運兵火車，車廂裏的士兵一律身纏武裝帶，胸前掛著自動槍，看上去威風凜凜與眾不同。更重要的是，每個士兵頭上都戴著一頂黑色的鋼盔帽，毫無疑問這就是傳聞已久的“鋼盔師”。我父親激動得渾身發抖，他掏出身上所有零花錢買來香菸分給士兵，唯一心願就是渴望親手摸一摸那頂神奇的鋼盔帽。士兵滿足了男孩子的願望，當那頂混合著人體汗味和鐵腥味的沉重鋼盔被扣在我父親頭上時，那種從天而降的巨大幸福感幾乎壓垮了他。我父親說，後來他悄悄把家裏的鐵鍋扣在頭頂上，想像自己變成了“鋼盔師”，為此他沒少挨母親巴掌。
威武的鋼盔帽變成一個夢，這個夢就是裝備世界上最好的武器，然後馳騁戰場保衛家園，把日本強盜趕回老家去。僅僅五年之後的1943年，我的中學生父親終於如願以償地參加中國駐印軍，奔赴遙遠的南亞古國印度受訓並成長為一名頭戴鋼盔帽的坦克兵，駕駛美製“謝爾曼式”主戰坦克走向烽火連天的中、印、緬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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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線捷報頻傳，武漢三鎮沉浸在一片勝利的歡樂氣氛中時，張鬆樵派往重慶遷廠的肖老大卻風塵僕僕地趕回來了。
肖老大變得又黑又瘦，衣衫襤褸，但是他不可思議地帶回來一支龐大船隊。他同武漢失去聯繫的原因在於通訊落後，那時候四川比人們想像的還要偏僻閉塞，許多山區不僅沒有公路，甚至與世隔絕。根據肖老大調查，四川沿江地區都是傳統的產糧區而非產棉區，紗廠需要的原棉仍需從遙遠的漢中乃至西北購入，因此必須盡快改變當地人觀念，幫助農民實施棉花種植計劃。肖老大按照張鬆樵指示在重慶南岸一處地名叫做竅角沱的江邊購買土地，開始新廠籌建工作。
我同意一句經久不衰的口號：兵民是勝利之本。有了四萬萬民眾擁護，還有什麽樣的敵人不能打敗，什麽樣的艱難險阻不能克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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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告訴我，武漢淪陷之前的最後那個春天，漢口晝夜過軍隊，武漢三鎮簡直變成一個流動的大兵營。
來自南方各省的汽車和火車滿載鬥誌高昂的抗日官兵，他們都要經過武漢這座交通樞紐城市然後源源不斷地開往前線去作戰。武漢是全國抗戰的心髒，新聞界一向以嗅覺靈敏著稱，記者嗅出前線出現不同尋常的軍事動向，又有人從軍方打探出豫東戰場正在進行一輪鼓舞人心的新戰役，於是報紙競相報導渲染，掀起一輪又一輪期待勝利的熱潮來。
報載，全國著名的抗戰劇團在進步人士田漢、冼星海等人帶領下勞軍義演，演員嗓子唱啞了，跳舞折了腿，許多人累出病來，但是他（她）們依然堅持演出熱情不減。時任國民黨軍政部第三廳廳長的著名詩人郭沫若也不辭勞苦前往車站慰問，發表慷慨激昂的抗戰演說，並當場賦詩表達對抗戰將士的敬意。還有許多來自淪陷區的流亡學生和知識分子，他們滿懷對家鄉的深切懷念和濃濃的愛國之情擁向車站碼頭，以肺腑之聲激勵參戰官兵驅逐倭寇收復國土。更有為數眾多離鄉背井的各地難民，他們以親身遭遇控訴日寇暴行，激起部隊官兵對日寇的深仇大恨。許多市民拉著子弟兵的手失聲痛哭，老大娘把自家捨不得吃的雞蛋和饅頭塞在官兵懷裏，一時間送子參軍，送郎當兵的愛國行動蔚然成風。
裕華紗廠工會也組織女工前往車站碼頭勞軍。抗戰時期國共合作，工會組織都有公開合法地位，比如裕華紗廠就有不止一家工會，既有共產黨領導的赤色工會，也有國民黨組織的白色工會，他們都打著為工人大眾謀利益的旗號進行競爭，組織各種社會活動，宣傳各種主義，爭取工人群眾支持等等，總之已經有那麽一點點西方社會的民主味道。張鬆樵是無黨派實業家，他老人家對政治活動一概沒有興趣，隻重視勞動紀律和經濟效益。他給工廠定下一條雷打不動的鐵規，那就是工作時間任何人不得離開崗位，違者開除。
但是工會組織勞軍，軍隊並不都在工人下班以後到達武漢，這樣就同工廠的勞動紀律發生矛盾。人人都知道張鬆樵是個說一不二的老闆，除非他親自批準，否則任何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正在為難之際，張鬆樵親自走進工會來，他說：你們去吧>>隻要打敗日本鬼子，還有什麽事情不好辦呢？
工廠鐵規就這樣被張鬆樵自己打破了。
我父親說，由於空襲學校常常停課，他就和同學偷偷跑去車站碼頭看過兵。對男孩子來說，戰爭永遠都是他們最熱衷的話題，軍人和武器永遠都是他們的崇拜對象。同學們常常為一些似是而非的問題爭論不休，其中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到底有沒有鋼盔師”？
抗戰初期，武漢民眾紛紛傳說，有一支從國外訓練的中國部隊，坦克大炮數不勝數，官兵手持自動槍，頭上不是戴灰布軍帽而是一頂威武的黑色鋼盔，簡直就是天兵天將下凡，隻要他們開上戰場準能打敗日本鬼子。可惜這支神乎其神的“鋼盔師”隻存在於人們口頭，從來沒有人見過這支不同凡響的復仇之師。但是有一天奇蹟發生了，我父親在火車站看見一列即將開往北方的運兵火車，車廂裏的士兵一律身纏武裝帶，胸前掛著自動槍，看上去威風凜凜與眾不同。更重要的是，每個士兵頭上都戴著一頂黑色的鋼盔帽，毫無疑問這就是傳聞已久的“鋼盔師”。我父親激動得渾身發抖，他掏出身上所有零花錢買來香菸分給士兵，唯一心願就是渴望親手摸一摸那頂神奇的鋼盔帽。士兵滿足了男孩子的願望，當那頂混合著人體汗味和鐵腥味的沉重鋼盔被扣在我父親頭上時，那種從天而降的巨大幸福感幾乎壓垮了他。我父親說，後來他悄悄把家裏的鐵鍋扣在頭頂上，想像自己變成了“鋼盔師”，為此他沒少挨母親巴掌。
威武的鋼盔帽變成一個夢，這個夢就是裝備世界上最好的武器，然後馳騁戰場保衛家園，把日本強盜趕回老家去。僅僅五年之後的1943年，我的中學生父親終於如願以償地參加中國駐印軍，奔赴遙遠的南亞古國印度受訓並成長為一名頭戴鋼盔帽的坦克兵，駕駛美製“謝爾曼式”主戰坦克走向烽火連天的中、印、緬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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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線捷報頻傳，武漢三鎮沉浸在一片勝利的歡樂氣氛中時，張鬆樵派往重慶遷廠的肖老大卻風塵僕僕地趕回來了。
肖老大變得又黑又瘦，衣衫襤褸，但是他不可思議地帶回來一支龐大船隊。他同武漢失去聯繫的原因在於通訊落後，那時候四川比人們想像的還要偏僻閉塞，許多山區不僅沒有公路，甚至與世隔絕。根據肖老大調查，四川沿江地區都是傳統的產糧區而非產棉區，紗廠需要的原棉仍需從遙遠的漢中乃至西北購入，因此必須盡快改變當地人觀念，幫助農民實施棉花種植計劃。肖老大按照張鬆樵指示在重慶南岸一處地名叫做竅角沱的江邊購買土地，開始新廠籌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