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常委氣喘籲籲地趕來開會，他們一進門看見不是蔣總裁而是汪副總裁召集的會議，有人神情明顯怠慢許多。在國民黨內，“擁蔣派”陣營遠比“擁汪派”強大，如果他們反對，即使汪精衛簽署的文件也沒有用，等於一紙空文。還有一些靠邊站的國民黨元老，他們反對蔣介石並不等於擁護汪精衛，在抗戰問題上，許多人還是認可軍事抵抗的。
會議開始，汪精衛精神抖擻，將演說家的雄辯口才發揮得淋漓盡致。他闡述的觀點是必須停止或者延緩戰爭步伐，大力推動和談進程，這是抗戰的唯一出路。因為覺醒的中國遲早會變得強大起來，但是達到這個目的需要時間，怎樣獲得寶貴的和平發展時間呢？那就是除了談判別無選擇。等到中國強大起來，日本人自然會把侵略的土地乖乖地退還中國。
汪精衛認為，所謂長期抗戰不是三五十年而是一兩百年或者更長時間。中國國力貧弱，但是五千年文化傳統卻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無論元代的蒙古人還是清朝的滿族人，他們的鐵騎不是都被無所不在的中國文化所包容、同化和消滅了嗎？所以國人不要過於畏懼日本入侵，如果中日兩國融合，究竟誰改造誰難道不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嗎？
中政會經過爭吵終於達成一個決議，就是要求江對岸的軍委會必須對前線戰局作出說明，重申重大軍事行動須經中政會批準，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藉口對抗黨中央，否則將嚴肅追究其政治責任。汪精衛還對緊隨左右的中宣部長周佛海指示說：以黨治國，以黨權製軍權，這是要害，你們要加緊宣傳>>權力之爭向來都是中國政治的核心，是原則問題，我們決不能讓步。我還要直接對廣大黨員演講，向他們指出不要被蔣介石牽著鼻子走，抗戰不能隻有槍桿子，更要有一個健全的大腦，否則就會抗戰誤國！
1938年春夏之交，汪精衛及其追隨者利用手中大權不遺餘力地製造輿論，公開鼓吹“和平救國論”和“抗戰誤國論”，在民族救亡大潮中掀起一股頗具欺騙性的黑色逆流。
4
2005年，抗戰老人孫紹樸如約同我在成都一家茶館見麵。
這是個陰霾滿天的春日，濕漉漉的空氣令人壓抑，但是出現在我麵前的孫老卻精神矍鑠。孫老同多數四川人一樣個子不高，一張飽經風霜的臉黢黑精瘦，目光炯炯有神，令人不敢相信他已是個八十八歲的高齡老人。
孫老介紹自己是四川資中人，抗戰爆發那年剛好滿二十歲，在成都市中心著名的春熙路百貨莊做學徒。國民政府來川招兵，民眾在春熙路拉起橫幅熱烈響應，文藝隊員在台上演戲唱歌，大學生演講鼓動，看得台下的人群熱血沸騰，孫紹樸一衝動就報名當了兵。
老人說，當場報名的青年有三十多人，都是春熙路上的店員學徒，包括“德龍布匹莊”的夥計卿仕恆，儼然結成一個抗戰救國的“春熙幫”。卿仕恆是他的鄉黨，平時跟他要好，報名下來兩人都心情激動徹夜難眠。孫老說，他們參加的是“出川抗日義勇軍”，不是地方部隊，而是大名鼎鼎的中央軍胡宗南第一軍。成都民眾開大會為新兵壯行，女學生登台獻花，新兵披紅掛彩，那份榮耀就跟中狀元差不多。報館記者前來採訪，又是拍照又是請他們發表感言，新兵個個熱血沸騰，說了許多豪言壯語，都登在那時的報紙上。
出發那天是十二月中旬，前線剛好傳來首都南京淪陷的噩耗，萬眾悲痛，給新兵出征蒙上一層悲壯色彩。新兵從成都步行到重慶登船，又經水路來到大城市漢口，受訓的地名叫陽羅鎮。孫老文化不高，但是記憶力驚人，他自豪地告訴我，中央軍裝備在當時國內首屈一指：每班有一挺輕機槍，連有重機槍，團有迫擊炮。他扳著指頭回憶說：士兵每人一支中正式步槍，二百發子彈，兩枚木柄手榴彈，一把十字鎬，一把工兵鏟。還有洋瓷碗，一條毯子，但是沒有水壺。冬天一套棉衣，夏季兩套單衣，沒有鞋，自家打草鞋穿。當兵一月六元錢軍餉，比在百貨莊當夥計還多呢，那時候一元錢可買三十二斤大米。如此等等。
我問有沒有鋼盔？孫老搖頭說：日本兵有鋼盔，中國兵沒有。我說您知道德式師嗎？他說不知道。我說雨衣呢？他答沒有。我問下雨怎麽辦？他說澆著唄，那時候打仗天天死人，哪裏還顧得上下雨？
教官訓練極嚴格，比如瞄準必須屏住呼吸，射擊三點一線，立、臥、跪姿一練就是多半天。衝鋒得貓著腰，刺殺要快、準、狠，過障礙、跳木馬、匍匐前進樣樣都不能馬虎。尤其令孫老自豪的是，他扔手榴彈是全連冠軍，能扔五六十米，頂得上一門迫擊炮。
轉眼到了陽春五月，上級下達緊急命令，新兵結束受訓，從漢口火車站登車開赴豫東增援。孫老記得很清楚，上戰場這一天艷陽高照，馬路兩旁的紅木棉和大樹杜鵑開得熱烈燦爛，漢口民眾敲鑼打鼓載歌載舞地歡送子弟兵出征，令他們再次激動自豪和熱血沸騰了一回。新兵營清一色四川兵，共有五百多人，編為三個連。“春熙幫”編在第一連第一排，排長祝伯均少尉，四川資陽人，黃埔軍校畢業，是他們軍旅生涯中的第一位正式長官。
隨著車輪軋軋轉動，繁華的城市和美好的和平生活被留在身後，北方戰場和槍炮聲越來越近，戰爭這頭食人妖魔就要向新兵顯露出猙獰麵目來。
會議開始，汪精衛精神抖擻，將演說家的雄辯口才發揮得淋漓盡致。他闡述的觀點是必須停止或者延緩戰爭步伐，大力推動和談進程，這是抗戰的唯一出路。因為覺醒的中國遲早會變得強大起來，但是達到這個目的需要時間，怎樣獲得寶貴的和平發展時間呢？那就是除了談判別無選擇。等到中國強大起來，日本人自然會把侵略的土地乖乖地退還中國。
汪精衛認為，所謂長期抗戰不是三五十年而是一兩百年或者更長時間。中國國力貧弱，但是五千年文化傳統卻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無論元代的蒙古人還是清朝的滿族人，他們的鐵騎不是都被無所不在的中國文化所包容、同化和消滅了嗎？所以國人不要過於畏懼日本入侵，如果中日兩國融合，究竟誰改造誰難道不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嗎？
中政會經過爭吵終於達成一個決議，就是要求江對岸的軍委會必須對前線戰局作出說明，重申重大軍事行動須經中政會批準，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藉口對抗黨中央，否則將嚴肅追究其政治責任。汪精衛還對緊隨左右的中宣部長周佛海指示說：以黨治國，以黨權製軍權，這是要害，你們要加緊宣傳>>權力之爭向來都是中國政治的核心，是原則問題，我們決不能讓步。我還要直接對廣大黨員演講，向他們指出不要被蔣介石牽著鼻子走，抗戰不能隻有槍桿子，更要有一個健全的大腦，否則就會抗戰誤國！
1938年春夏之交，汪精衛及其追隨者利用手中大權不遺餘力地製造輿論，公開鼓吹“和平救國論”和“抗戰誤國論”，在民族救亡大潮中掀起一股頗具欺騙性的黑色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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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抗戰老人孫紹樸如約同我在成都一家茶館見麵。
這是個陰霾滿天的春日，濕漉漉的空氣令人壓抑，但是出現在我麵前的孫老卻精神矍鑠。孫老同多數四川人一樣個子不高，一張飽經風霜的臉黢黑精瘦，目光炯炯有神，令人不敢相信他已是個八十八歲的高齡老人。
孫老介紹自己是四川資中人，抗戰爆發那年剛好滿二十歲，在成都市中心著名的春熙路百貨莊做學徒。國民政府來川招兵，民眾在春熙路拉起橫幅熱烈響應，文藝隊員在台上演戲唱歌，大學生演講鼓動，看得台下的人群熱血沸騰，孫紹樸一衝動就報名當了兵。
老人說，當場報名的青年有三十多人，都是春熙路上的店員學徒，包括“德龍布匹莊”的夥計卿仕恆，儼然結成一個抗戰救國的“春熙幫”。卿仕恆是他的鄉黨，平時跟他要好，報名下來兩人都心情激動徹夜難眠。孫老說，他們參加的是“出川抗日義勇軍”，不是地方部隊，而是大名鼎鼎的中央軍胡宗南第一軍。成都民眾開大會為新兵壯行，女學生登台獻花，新兵披紅掛彩，那份榮耀就跟中狀元差不多。報館記者前來採訪，又是拍照又是請他們發表感言，新兵個個熱血沸騰，說了許多豪言壯語，都登在那時的報紙上。
出發那天是十二月中旬，前線剛好傳來首都南京淪陷的噩耗，萬眾悲痛，給新兵出征蒙上一層悲壯色彩。新兵從成都步行到重慶登船，又經水路來到大城市漢口，受訓的地名叫陽羅鎮。孫老文化不高，但是記憶力驚人，他自豪地告訴我，中央軍裝備在當時國內首屈一指：每班有一挺輕機槍，連有重機槍，團有迫擊炮。他扳著指頭回憶說：士兵每人一支中正式步槍，二百發子彈，兩枚木柄手榴彈，一把十字鎬，一把工兵鏟。還有洋瓷碗，一條毯子，但是沒有水壺。冬天一套棉衣，夏季兩套單衣，沒有鞋，自家打草鞋穿。當兵一月六元錢軍餉，比在百貨莊當夥計還多呢，那時候一元錢可買三十二斤大米。如此等等。
我問有沒有鋼盔？孫老搖頭說：日本兵有鋼盔，中國兵沒有。我說您知道德式師嗎？他說不知道。我說雨衣呢？他答沒有。我問下雨怎麽辦？他說澆著唄，那時候打仗天天死人，哪裏還顧得上下雨？
教官訓練極嚴格，比如瞄準必須屏住呼吸，射擊三點一線，立、臥、跪姿一練就是多半天。衝鋒得貓著腰，刺殺要快、準、狠，過障礙、跳木馬、匍匐前進樣樣都不能馬虎。尤其令孫老自豪的是，他扔手榴彈是全連冠軍，能扔五六十米，頂得上一門迫擊炮。
轉眼到了陽春五月，上級下達緊急命令，新兵結束受訓，從漢口火車站登車開赴豫東增援。孫老記得很清楚，上戰場這一天艷陽高照，馬路兩旁的紅木棉和大樹杜鵑開得熱烈燦爛，漢口民眾敲鑼打鼓載歌載舞地歡送子弟兵出征，令他們再次激動自豪和熱血沸騰了一回。新兵營清一色四川兵，共有五百多人，編為三個連。“春熙幫”編在第一連第一排，排長祝伯均少尉，四川資陽人，黃埔軍校畢業，是他們軍旅生涯中的第一位正式長官。
隨著車輪軋軋轉動，繁華的城市和美好的和平生活被留在身後，北方戰場和槍炮聲越來越近，戰爭這頭食人妖魔就要向新兵顯露出猙獰麵目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