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坐鎮北京一年的恭親王，在北京同文館同洋人的交涉中也多少有了點資本，遂被任命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成為清王朝外交事務的負責人。
為了培養同外國交涉所需要的翻譯人才，奕湓諭治元年（1862年）創建“京師同文館”，禁錮得像一塊鐵幕的京師，終於同外部世界有了些許接縫。
無論是恭親王還是兩宮皇太後都意識到，要把政變控製在最小的範圍，盡管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都是肅順所重用的人，但他們知道在江南半壁同太平軍的戰事還要依仗這些人，因而帶兵打仗的人不僅未受到政變的牽連，反而依舊得到重用……至於英國方麵為了早日兌現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為通商口岸，也加入同太平軍作戰的行列，在李秀成進攻上海時就遭到英軍、法軍以及華爾所組織的洋槍隊的狙擊……兩宮與奕淥組成的三人同盟，應該有個比較長的穩定時期。
其中地位最高的是慈安，但恰恰此人的能力在三巨頭中是最弱的。
據薛福成的《庸庵筆記》所載“西宮太後性警敏，銳於任事，太後（指慈安）悉以權讓之，頹然若無所與者”。
在兩宮太後中起作用的是慈禧，但在垂簾之初也要有個熟悉的過程，連擬份諭令慈禧都錯別字連篇，從內務到外交不得不更多的依賴奕洌就連宗人府、神機營也都交給恭親王辦理，甚至就連恭親王的女兒都被封為固倫公主。
鹹豐之後的政壇三巨頭，在反對八大臣的問題上一拍即合；而動盪的局勢，也迫使他們必須同舟共濟。
但伴隨著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攻克太平天國都城南京，由洪秀全所掀起的反清浪濤基本被平息，“同治中興”就像一現的曇花在晚清的政壇上出現。
所謂“同治中興”不過是把困擾清王朝14年的太平軍的主力給鎮壓了下去，至於太平軍餘部以及撚軍依然牽製著清軍的大隊人馬。
內憂的問題都未徹底解決，更不要說外患了。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算不上中興的局麵卻使得清廷“三人同治”的體製受到衝擊。
本來兩宮同恭親王的聯合就各有各自的動機，慈安主要是不願小皇帝受製於八大臣，而慈禧則是為了藉助奕淶牧α渴迪執沽保至於既有能力又有雄心的奕洳還是以支持垂簾的名義推翻八大臣把持朝政的局麵、取而代之，因而在結盟之初就潛伏著日後齷齪的契機。
慈禧本來就是個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更何況三虎乎！因而慈禧極力爭取慈安，以恭親王在兩宮麵前失禮作為藉口把奕浯尤巨頭中排擠出去。
所謂失禮實在是慈禧有意找碴。
恭親王被兩宮召見時，每次都要商議國內外的大事，一說就是一兩個時辰，兩宮也都預備下賞賜的茶水，談的時間長了兩宮中的一位必然會說“給六爺茶”。
然而有一次卻沒有預備，唇焦口燥的恭親王下意識地從禦案上拿起個茶盅，一看不是自己平時用的，趕緊又放了回去，水沒喝到，反而被慈禧抓到把柄——竟敢擅自動用兩宮的禦用茶盅。
還有一次，跪著回答兩宮問話的奕洌說的時間長了就自己站了起來……這類事情在垂簾之初慈禧也未必較真，但在收復南京後她覺得削弱奕淙力的機會到了，在這個問題上她必須拉著慈安一起幹，這才是“嫌隙人有意聲嫌隙”。
在慈禧的策劃下一份彈劾奕洹襖咳ā⒛苫摺⑨咚健⒔居”的奏摺在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四炮製出籠，慈禧遂利用這份“均係風聞”的彈劾，以同治的名義罷免了奕淶囊磺兄拔瘛
令慈禧始料不及的是，不僅內閣以“此事須有實據”拒絕附和兩宮的意見；在要頒布處分奕淶內橢際保內閣大學士周祖培竟以“此惟兩宮聖裁，非臣等所敢知”為由而拒絕擬旨；以至慈禧不得不親自動筆，把“事出有因”寫成“是出有因”；“諸多狂傲”寫成“諸多狂敖”；“倚仗爵高權重”寫成“以仗爵高權重”；“諸多挾製”寫成“諸多挾致”；“若不及早宣示，朕親政之時，何以用人行政”，也許她已經忘記是以同治的口氣寫諭旨了，竟然寫成“若不即早宣示，朕歸政之時，何以用人行正”，居然把“親政”寫成“歸政”。
讓慈禧驚詫的是，就連近支親王也都開始上書：“請皇太後、皇上恩施格外……”更令慈禧感到意外的是，被派往東陵祭祀的醇親王聞訊也急忙趕回，上言道：“恭親王感荷深恩，事煩任重，其勉圖報效之心，為我臣民所共見。
至其往往有失檢點，乃小節之虧，似非敢有心驕傲，若因此遽而罷斥，不免駭人聽聞，於行政用人，殊有關係。”緊接著肅親王隆螅╭in）聯絡諸王近支聯名上疏，一再強調：“恭親王受恩深重，勉圖報效之心，為廷臣所共見……臣等以為醇郡王所言，深合用人行政之道。”至於廷臣的疏奏中更有一語破的者：“若廊廟之上，先啟嫌疑，根本之間，未能和協，駭中外之觀聽，增宵旰之憂勞，於大局實有關係。”王公大臣的反對使慈禧意識到：雖然經過四年的垂簾，要甩開老六奕浠刮時尚早，在三月十六降旨：恭親王“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直到四月十四日才又下達“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毋庸複議政名目，以示裁抑”。
為了培養同外國交涉所需要的翻譯人才，奕湓諭治元年（1862年）創建“京師同文館”，禁錮得像一塊鐵幕的京師，終於同外部世界有了些許接縫。
無論是恭親王還是兩宮皇太後都意識到，要把政變控製在最小的範圍，盡管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都是肅順所重用的人，但他們知道在江南半壁同太平軍的戰事還要依仗這些人，因而帶兵打仗的人不僅未受到政變的牽連，反而依舊得到重用……至於英國方麵為了早日兌現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為通商口岸，也加入同太平軍作戰的行列，在李秀成進攻上海時就遭到英軍、法軍以及華爾所組織的洋槍隊的狙擊……兩宮與奕淥組成的三人同盟，應該有個比較長的穩定時期。
其中地位最高的是慈安，但恰恰此人的能力在三巨頭中是最弱的。
據薛福成的《庸庵筆記》所載“西宮太後性警敏，銳於任事，太後（指慈安）悉以權讓之，頹然若無所與者”。
在兩宮太後中起作用的是慈禧，但在垂簾之初也要有個熟悉的過程，連擬份諭令慈禧都錯別字連篇，從內務到外交不得不更多的依賴奕洌就連宗人府、神機營也都交給恭親王辦理，甚至就連恭親王的女兒都被封為固倫公主。
鹹豐之後的政壇三巨頭，在反對八大臣的問題上一拍即合；而動盪的局勢，也迫使他們必須同舟共濟。
但伴隨著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攻克太平天國都城南京，由洪秀全所掀起的反清浪濤基本被平息，“同治中興”就像一現的曇花在晚清的政壇上出現。
所謂“同治中興”不過是把困擾清王朝14年的太平軍的主力給鎮壓了下去，至於太平軍餘部以及撚軍依然牽製著清軍的大隊人馬。
內憂的問題都未徹底解決，更不要說外患了。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算不上中興的局麵卻使得清廷“三人同治”的體製受到衝擊。
本來兩宮同恭親王的聯合就各有各自的動機，慈安主要是不願小皇帝受製於八大臣，而慈禧則是為了藉助奕淶牧α渴迪執沽保至於既有能力又有雄心的奕洳還是以支持垂簾的名義推翻八大臣把持朝政的局麵、取而代之，因而在結盟之初就潛伏著日後齷齪的契機。
慈禧本來就是個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更何況三虎乎！因而慈禧極力爭取慈安，以恭親王在兩宮麵前失禮作為藉口把奕浯尤巨頭中排擠出去。
所謂失禮實在是慈禧有意找碴。
恭親王被兩宮召見時，每次都要商議國內外的大事，一說就是一兩個時辰，兩宮也都預備下賞賜的茶水，談的時間長了兩宮中的一位必然會說“給六爺茶”。
然而有一次卻沒有預備，唇焦口燥的恭親王下意識地從禦案上拿起個茶盅，一看不是自己平時用的，趕緊又放了回去，水沒喝到，反而被慈禧抓到把柄——竟敢擅自動用兩宮的禦用茶盅。
還有一次，跪著回答兩宮問話的奕洌說的時間長了就自己站了起來……這類事情在垂簾之初慈禧也未必較真，但在收復南京後她覺得削弱奕淙力的機會到了，在這個問題上她必須拉著慈安一起幹，這才是“嫌隙人有意聲嫌隙”。
在慈禧的策劃下一份彈劾奕洹襖咳ā⒛苫摺⑨咚健⒔居”的奏摺在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四炮製出籠，慈禧遂利用這份“均係風聞”的彈劾，以同治的名義罷免了奕淶囊磺兄拔瘛
令慈禧始料不及的是，不僅內閣以“此事須有實據”拒絕附和兩宮的意見；在要頒布處分奕淶內橢際保內閣大學士周祖培竟以“此惟兩宮聖裁，非臣等所敢知”為由而拒絕擬旨；以至慈禧不得不親自動筆，把“事出有因”寫成“是出有因”；“諸多狂傲”寫成“諸多狂敖”；“倚仗爵高權重”寫成“以仗爵高權重”；“諸多挾製”寫成“諸多挾致”；“若不及早宣示，朕親政之時，何以用人行政”，也許她已經忘記是以同治的口氣寫諭旨了，竟然寫成“若不即早宣示，朕歸政之時，何以用人行正”，居然把“親政”寫成“歸政”。
讓慈禧驚詫的是，就連近支親王也都開始上書：“請皇太後、皇上恩施格外……”更令慈禧感到意外的是，被派往東陵祭祀的醇親王聞訊也急忙趕回，上言道：“恭親王感荷深恩，事煩任重，其勉圖報效之心，為我臣民所共見。
至其往往有失檢點，乃小節之虧，似非敢有心驕傲，若因此遽而罷斥，不免駭人聽聞，於行政用人，殊有關係。”緊接著肅親王隆螅╭in）聯絡諸王近支聯名上疏，一再強調：“恭親王受恩深重，勉圖報效之心，為廷臣所共見……臣等以為醇郡王所言，深合用人行政之道。”至於廷臣的疏奏中更有一語破的者：“若廊廟之上，先啟嫌疑，根本之間，未能和協，駭中外之觀聽，增宵旰之憂勞，於大局實有關係。”王公大臣的反對使慈禧意識到：雖然經過四年的垂簾，要甩開老六奕浠刮時尚早，在三月十六降旨：恭親王“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直到四月十四日才又下達“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毋庸複議政名目，以示裁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