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皇帝中還沒有一個像鹹豐子嗣稀少到隻有一兒一女的。
正是因為其他妃嬪沒有能接二連三地生兒育女，葉赫那拉氏的地位自然扶搖而上，入宮才幾年地位就僅次於皇後了，真應了“母以子貴”。
而當同治即位後葉赫那拉氏就被尊為“孝欽顯皇後”。
鹹豐實際上就不是當皇帝的料，他既不具備迎接挑戰的勇氣和力挽狂瀾的能力，更不能從容周旋於政壇上的激流漩渦之中；他欣賞風平浪靜的生活，喜歡歌舞昇平的氣氛，更陶醉於粉黛簇擁的情調……他的情趣同現實世界形成極大的反差，麵對即位以來接踵而至的內憂外患他已經不勝其煩：建在南京孝陵衛的江南大營與建在揚州的江北大營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遏製住太平軍的勢頭，但幾年來的戰事也是互有勝負；尤其是向榮、和春、張國梁等將領的相繼去世，愈發使得江南大營難以支撐，隻能依靠曾國藩的湘軍與李鴻章的淮軍在那裏苦戰；至於流竄在豫、魯、皖、楚的撚子，就更讓鹹豐鬧心；最讓鹹豐頭痛的還是英、法等國得寸進尺，為擴大在中國的侵略權益一再要求修改條約……生性機敏的懿貴妃已經看出：天性脆弱的鹹豐承受不了如此強大的重負，已經煩到連奏章都懶得看的地步，對於如同一團亂麻的內政外交，他無能為力，索性就像鴕鳥一樣把腦袋埋到沙堆裏……現實是逃避不了的，於是天生對政治感興趣的懿貴妃就主動幫助鹹豐處理奏章，對政務治的實踐，使得懿貴妃如魚得水，在逐漸積澱駕馭臣僚的經驗……盡管從鹹豐四年（1854年）皇帝就已經把同英、法談判的包袱甩給了廣東巡撫葉名琛，但像涉及到公使駐京、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為通商口岸、貿易稅、傳教等等一係列問題則是葉名琛無權解決的，而上述要求又是西方列強蓄謀已久的，以至彼此談了一兩年也不可能達成協議。
於是英、法兩國則利用太平天國起義所造成的清朝統治者焦頭爛額、無暇顧及外部事務的機會，在鹹豐六年（1856年）再次提出修改條約的要求。
英、法、美等西方列強要擴大侵略，而清朝政府要設法拒絕，盡管鹹豐很想避免戰事的發生，但第二次鴉片戰爭一觸即發。
此時恰恰發生了“亞羅號”事件，亞羅號的船主是中國人，船上的水手也都是中國人，隻有船長是船主僱傭的英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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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末世(2)
由於該船曾在香港註冊，故懸掛英國國旗，甚至狐假虎威，公開走私。
但到了鹹豐六年九月初十該船在香港的註冊時間已經過期十幾天，廣東地方官員遂對這條多有不法行徑船隻的水手進行了扣押，英國領事巴夏禮遂以此事作為挑起戰爭的藉口。
而當時的法國又正值拿破崙的侄子——耀武揚威的拿破崙第三統治時期，遂同英國結盟。
英法聯軍在十一月十四日攻陷廣州，就連廣東巡撫葉名琛也淪為俘虜，被押往印度關押。
占領廣州的英法聯軍企圖用武力迫使清朝皇帝接受修改條約、賠款、增開通商口岸等條款，而美、俄等也試圖乘機牟利。
經過一番謀劃，英國軍艦10餘艘、法國軍艦6艘、美國軍艦3艘、俄國軍艦1艘在鹹豐八年（1858年）三月初抵達天津的白河口。
白河口距離天津200裏，設置大沽炮台進行保護。
在大沽炮台外還有一道淤積的海沙，軍艦至此即擱淺，不能繼續航行，堪稱是大沽炮台的天然屏障。
英法等國軍艦在此滯留20多天，通過望遠鏡進行觀察，發現有一條能通過小船逼近大沽炮台的水道。
四月初八，聯軍駕駛小輪船突然闖進大沽口內，大沽炮台輕而易舉地陷落了，京師戒嚴。
鹹豐立即派曾同洋人打過交道的恭親王奕淶睦險扇恕—大學士桂良前往天津議和。
所謂議和，實際上根本沒有協商的餘地，在“進既不可戰，退又不可守”的情況下，桂良隻能代表清政府在英、法、美、俄所擬訂好的條約上簽字，這也就是包括公使駐京、把長江沿岸開闢為通商口岸、耶穌教及天主教可以自由傳教、進口商品的收稅標準以及賠償英法軍費、商業損失400萬兩等內容的“天津條約”。
在武力的脅迫下，桂良代表清政府分別同英國、法國、美國、俄國簽訂天津條約。
對鹹豐來說，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公使駐京，外國公使在金鑾殿上不行三跪九叩之禮，在他看來這比割地、賠款、增加通商口岸、喪失關稅自主權還要有傷尊嚴。
當時的中國統治者，竟然閉塞到如此程度——涉及到國家主權的條款並不那麽在意，涉及到覲見禮節的條款就爭個沒完，皇帝的麵子比國家的主權更加重要。
鹹豐甚至讓負責談判進口稅的桂良，以取消所有商品進口稅來作為取消公使駐京的補償。
盡管在談判稅時清方已經接受對麵、米、熟肉、煙、酒、牛油、香水、服裝等30多種日用品免收進口稅，英、法等國不僅堅持公使駐京，而且堅持要到北京來互換被批準的“天津條約”。
實際上英法兩國政府對已經獲得的權益依然不滿意，英國內閣已經通過再次發動戰爭的表決，到北京換約不過是發動戰爭的藉口。
正是因為其他妃嬪沒有能接二連三地生兒育女，葉赫那拉氏的地位自然扶搖而上，入宮才幾年地位就僅次於皇後了，真應了“母以子貴”。
而當同治即位後葉赫那拉氏就被尊為“孝欽顯皇後”。
鹹豐實際上就不是當皇帝的料，他既不具備迎接挑戰的勇氣和力挽狂瀾的能力，更不能從容周旋於政壇上的激流漩渦之中；他欣賞風平浪靜的生活，喜歡歌舞昇平的氣氛，更陶醉於粉黛簇擁的情調……他的情趣同現實世界形成極大的反差，麵對即位以來接踵而至的內憂外患他已經不勝其煩：建在南京孝陵衛的江南大營與建在揚州的江北大營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遏製住太平軍的勢頭，但幾年來的戰事也是互有勝負；尤其是向榮、和春、張國梁等將領的相繼去世，愈發使得江南大營難以支撐，隻能依靠曾國藩的湘軍與李鴻章的淮軍在那裏苦戰；至於流竄在豫、魯、皖、楚的撚子，就更讓鹹豐鬧心；最讓鹹豐頭痛的還是英、法等國得寸進尺，為擴大在中國的侵略權益一再要求修改條約……生性機敏的懿貴妃已經看出：天性脆弱的鹹豐承受不了如此強大的重負，已經煩到連奏章都懶得看的地步，對於如同一團亂麻的內政外交，他無能為力，索性就像鴕鳥一樣把腦袋埋到沙堆裏……現實是逃避不了的，於是天生對政治感興趣的懿貴妃就主動幫助鹹豐處理奏章，對政務治的實踐，使得懿貴妃如魚得水，在逐漸積澱駕馭臣僚的經驗……盡管從鹹豐四年（1854年）皇帝就已經把同英、法談判的包袱甩給了廣東巡撫葉名琛，但像涉及到公使駐京、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為通商口岸、貿易稅、傳教等等一係列問題則是葉名琛無權解決的，而上述要求又是西方列強蓄謀已久的，以至彼此談了一兩年也不可能達成協議。
於是英、法兩國則利用太平天國起義所造成的清朝統治者焦頭爛額、無暇顧及外部事務的機會，在鹹豐六年（1856年）再次提出修改條約的要求。
英、法、美等西方列強要擴大侵略，而清朝政府要設法拒絕，盡管鹹豐很想避免戰事的發生，但第二次鴉片戰爭一觸即發。
此時恰恰發生了“亞羅號”事件，亞羅號的船主是中國人，船上的水手也都是中國人，隻有船長是船主僱傭的英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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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末世(2)
由於該船曾在香港註冊，故懸掛英國國旗，甚至狐假虎威，公開走私。
但到了鹹豐六年九月初十該船在香港的註冊時間已經過期十幾天，廣東地方官員遂對這條多有不法行徑船隻的水手進行了扣押，英國領事巴夏禮遂以此事作為挑起戰爭的藉口。
而當時的法國又正值拿破崙的侄子——耀武揚威的拿破崙第三統治時期，遂同英國結盟。
英法聯軍在十一月十四日攻陷廣州，就連廣東巡撫葉名琛也淪為俘虜，被押往印度關押。
占領廣州的英法聯軍企圖用武力迫使清朝皇帝接受修改條約、賠款、增開通商口岸等條款，而美、俄等也試圖乘機牟利。
經過一番謀劃，英國軍艦10餘艘、法國軍艦6艘、美國軍艦3艘、俄國軍艦1艘在鹹豐八年（1858年）三月初抵達天津的白河口。
白河口距離天津200裏，設置大沽炮台進行保護。
在大沽炮台外還有一道淤積的海沙，軍艦至此即擱淺，不能繼續航行，堪稱是大沽炮台的天然屏障。
英法等國軍艦在此滯留20多天，通過望遠鏡進行觀察，發現有一條能通過小船逼近大沽炮台的水道。
四月初八，聯軍駕駛小輪船突然闖進大沽口內，大沽炮台輕而易舉地陷落了，京師戒嚴。
鹹豐立即派曾同洋人打過交道的恭親王奕淶睦險扇恕—大學士桂良前往天津議和。
所謂議和，實際上根本沒有協商的餘地，在“進既不可戰，退又不可守”的情況下，桂良隻能代表清政府在英、法、美、俄所擬訂好的條約上簽字，這也就是包括公使駐京、把長江沿岸開闢為通商口岸、耶穌教及天主教可以自由傳教、進口商品的收稅標準以及賠償英法軍費、商業損失400萬兩等內容的“天津條約”。
在武力的脅迫下，桂良代表清政府分別同英國、法國、美國、俄國簽訂天津條約。
對鹹豐來說，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公使駐京，外國公使在金鑾殿上不行三跪九叩之禮，在他看來這比割地、賠款、增加通商口岸、喪失關稅自主權還要有傷尊嚴。
當時的中國統治者，竟然閉塞到如此程度——涉及到國家主權的條款並不那麽在意，涉及到覲見禮節的條款就爭個沒完，皇帝的麵子比國家的主權更加重要。
鹹豐甚至讓負責談判進口稅的桂良，以取消所有商品進口稅來作為取消公使駐京的補償。
盡管在談判稅時清方已經接受對麵、米、熟肉、煙、酒、牛油、香水、服裝等30多種日用品免收進口稅，英、法等國不僅堅持公使駐京，而且堅持要到北京來互換被批準的“天津條約”。
實際上英法兩國政府對已經獲得的權益依然不滿意，英國內閣已經通過再次發動戰爭的表決，到北京換約不過是發動戰爭的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