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不能明白地活著，總希望能死個明白。
但要做到死個明白，對年氏也是個奢望。
其一是，很多問題的真相她無從得知；其二是，迴光返照的時間本來就不長，要思索的太多了。
她的痛苦，也許就在於命懸一線時竟然恢復了清醒，淤積在頭腦中的不得其解的問題，一個又一個凸現了出來：年羹堯以及舅舅隆科多為什麽同時被雍正棄之如敝屣？難道真的像雍正所說的“朕禦極之始，將隆科多、年羹堯，寄予心膂，毫無猜防……孰知朕視為一體，伊等竟懷二心……幾陷朕於不明……唯有自咎而已……”雍正憑什麽在“禦極之始，將隆科多、年羹堯，寄予心膂，毫無猜防”？究竟是年羹堯以及舅舅隆科多欺騙了雍正，還是雍正要卸磨殺驢、殺人滅口……雍正為什麽對藩邸舊人戴鐸也要翻臉，斥責戴鐸“肆無忌憚……曾在朕前有不法之語……朕深知戴鐸行止妄亂，罪實當誅……”戴鐸同雍正的關係比同年羹堯要密切多了，雍正在元年曾把戴鐸派到年羹堯那裏去當布政使，其中未必不含有暗中監視年羹堯之意。
“罪實當誅”的戴鐸，究竟身犯何罪？是監視年羹堯不力，還是對雍正即位的內情了解得太多……以至雍正為了怕落下“殺戴鐸以滅口之名”，而不得不推遲對雍正泰陵（位於河北易縣，稱清西陵）戴鐸的處置……年氏已經感到：雍正並不想把陵寢選在康熙的景陵附近，如果雍正即位真的體現了康熙臨終的意願，為什麽總想在易縣另擇萬年吉祥地，而遠離康熙的陵寢？以至幹隆即位後不得不兼顧遵化的孝陵、景陵與建在易縣的泰陵，而做出今後皇陵的建造要按照昭穆分葬遵化（即清東陵）、易縣（即清西陵）的規定。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年貴妃的身心終於得到了解脫，一個個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不僅是生命的負荷也成為死亡之旅的重負。
而最令人回味的是，年貴妃的棺柩同雍正九年去世的皇後烏拉那拉氏的棺柩最終一起進入泰陵的地宮，同雍正合葬。
無論生前還是死後，年氏都走不出雍正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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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死年家
皇貴妃的封號，並未能減輕年家所經歷的災難。
自從雍正讓朝廷內外大臣就如何處置年羹堯具疏上奏、各陳己見之後，麵對楊名時的“保全”之議，雍正就感到要處死年羹堯還存在阻力。
雖說提出此議的隻是楊名時一人，實際上很多人未必不贊同“保全”，隻不過沒有楊名時的膽量罷了。
為了處死年羹堯，對符瑞興趣盎然的雍正便想到了廖場…於是精心策劃的一幕在年貴妃去世後13天發生了。
一隻老虎在十二月初三溜達到朝陽門，入夜之後從東便門爬上了城牆，在城牆上漫步來到了前門，之後就又竄到馬路上，徑直奔入年羹堯家，竄到年家的房子上……到第二天天亮，老虎闖進年家已經傳遍北京的大街小巷。
九門提督也率領士兵來到年家，在後花園中把虎給紮死了。
年羹堯出生時有“白虎之兆”，在年家紮死老虎自然也被看作一種徵兆。
雍正對此事的批示是：對“年羹堯，朕正法意決矣。
如此明彰顯示，實令朕愈加凜畏也，朕實驚喜之至。”“朕驚喜之至”活脫脫地揭示出雍正心中的竊喜。
本月十一日，賜年羹堯自盡；年羹堯之子年富處死，其子孫15歲以上者發配雲南、廣西充軍；未到15歲的在長到15歲時發配，其子孫永不許赦回，也不許做官；年羹堯的家產籍沒充公。
至於其父兄均被革職，不再追究。
年羹堯的災難還株連了一個同他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此人就是汪景祺。
汪景祺是浙江杭州人，出自官僚家庭，他的父親曾擔任過國子監祭酒、戶部侍郎，但在康熙四十五年因主持順天（即北京地區）鄉試而受到科場案的牽連被革職。
汪景祺在38歲中舉（康熙五十三年），卻未能沿著科舉之路步入仕途。
汪景祺在雍正二年（1724年）前往陝西，準備投奔時任陝甘總督的年羹堯，擬充當一名幕僚，他把途中見聞以及原來的詩文，編輯成《西征隨筆》。
汪景祺到達陝西後發現，曾是雍正心腹之臣的年氏已經頓失聖眷。
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年羹堯調至杭州任將軍，該年年底，在查抄年羹堯在杭州的家產時，發現了汪景祺的手稿《西征隨筆》。
汪景祺在“歷代年號論”中談到明英宗年號“正統”（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也先俘虜）、明武宗年號“正德”（明武宗以不理朝政而聲名狼藉）、元順帝年號“至正”（元順帝被朱元璋推翻）的“正”字有“‘一止’之象”。
而雍正的年號中也有“正”字，這自然讓雍正皇帝聯想到所謂“一止之象”。
汪景祺的手稿中還有“功臣不可為”等內容，自然讓生性多疑的雍正同年羹堯、隆科多的失寵聯繫到一起。
雍正對《西征隨筆》一案極為重視，在汪氏手稿上批有“悖謬狂亂”等字。
但要做到死個明白，對年氏也是個奢望。
其一是，很多問題的真相她無從得知；其二是，迴光返照的時間本來就不長，要思索的太多了。
她的痛苦，也許就在於命懸一線時竟然恢復了清醒，淤積在頭腦中的不得其解的問題，一個又一個凸現了出來：年羹堯以及舅舅隆科多為什麽同時被雍正棄之如敝屣？難道真的像雍正所說的“朕禦極之始，將隆科多、年羹堯，寄予心膂，毫無猜防……孰知朕視為一體，伊等竟懷二心……幾陷朕於不明……唯有自咎而已……”雍正憑什麽在“禦極之始，將隆科多、年羹堯，寄予心膂，毫無猜防”？究竟是年羹堯以及舅舅隆科多欺騙了雍正，還是雍正要卸磨殺驢、殺人滅口……雍正為什麽對藩邸舊人戴鐸也要翻臉，斥責戴鐸“肆無忌憚……曾在朕前有不法之語……朕深知戴鐸行止妄亂，罪實當誅……”戴鐸同雍正的關係比同年羹堯要密切多了，雍正在元年曾把戴鐸派到年羹堯那裏去當布政使，其中未必不含有暗中監視年羹堯之意。
“罪實當誅”的戴鐸，究竟身犯何罪？是監視年羹堯不力，還是對雍正即位的內情了解得太多……以至雍正為了怕落下“殺戴鐸以滅口之名”，而不得不推遲對雍正泰陵（位於河北易縣，稱清西陵）戴鐸的處置……年氏已經感到：雍正並不想把陵寢選在康熙的景陵附近，如果雍正即位真的體現了康熙臨終的意願，為什麽總想在易縣另擇萬年吉祥地，而遠離康熙的陵寢？以至幹隆即位後不得不兼顧遵化的孝陵、景陵與建在易縣的泰陵，而做出今後皇陵的建造要按照昭穆分葬遵化（即清東陵）、易縣（即清西陵）的規定。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年貴妃的身心終於得到了解脫，一個個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不僅是生命的負荷也成為死亡之旅的重負。
而最令人回味的是，年貴妃的棺柩同雍正九年去世的皇後烏拉那拉氏的棺柩最終一起進入泰陵的地宮，同雍正合葬。
無論生前還是死後，年氏都走不出雍正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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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死年家
皇貴妃的封號，並未能減輕年家所經歷的災難。
自從雍正讓朝廷內外大臣就如何處置年羹堯具疏上奏、各陳己見之後，麵對楊名時的“保全”之議，雍正就感到要處死年羹堯還存在阻力。
雖說提出此議的隻是楊名時一人，實際上很多人未必不贊同“保全”，隻不過沒有楊名時的膽量罷了。
為了處死年羹堯，對符瑞興趣盎然的雍正便想到了廖場…於是精心策劃的一幕在年貴妃去世後13天發生了。
一隻老虎在十二月初三溜達到朝陽門，入夜之後從東便門爬上了城牆，在城牆上漫步來到了前門，之後就又竄到馬路上，徑直奔入年羹堯家，竄到年家的房子上……到第二天天亮，老虎闖進年家已經傳遍北京的大街小巷。
九門提督也率領士兵來到年家，在後花園中把虎給紮死了。
年羹堯出生時有“白虎之兆”，在年家紮死老虎自然也被看作一種徵兆。
雍正對此事的批示是：對“年羹堯，朕正法意決矣。
如此明彰顯示，實令朕愈加凜畏也，朕實驚喜之至。”“朕驚喜之至”活脫脫地揭示出雍正心中的竊喜。
本月十一日，賜年羹堯自盡；年羹堯之子年富處死，其子孫15歲以上者發配雲南、廣西充軍；未到15歲的在長到15歲時發配，其子孫永不許赦回，也不許做官；年羹堯的家產籍沒充公。
至於其父兄均被革職，不再追究。
年羹堯的災難還株連了一個同他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此人就是汪景祺。
汪景祺是浙江杭州人，出自官僚家庭，他的父親曾擔任過國子監祭酒、戶部侍郎，但在康熙四十五年因主持順天（即北京地區）鄉試而受到科場案的牽連被革職。
汪景祺在38歲中舉（康熙五十三年），卻未能沿著科舉之路步入仕途。
汪景祺在雍正二年（1724年）前往陝西，準備投奔時任陝甘總督的年羹堯，擬充當一名幕僚，他把途中見聞以及原來的詩文，編輯成《西征隨筆》。
汪景祺到達陝西後發現，曾是雍正心腹之臣的年氏已經頓失聖眷。
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年羹堯調至杭州任將軍，該年年底，在查抄年羹堯在杭州的家產時，發現了汪景祺的手稿《西征隨筆》。
汪景祺在“歷代年號論”中談到明英宗年號“正統”（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也先俘虜）、明武宗年號“正德”（明武宗以不理朝政而聲名狼藉）、元順帝年號“至正”（元順帝被朱元璋推翻）的“正”字有“‘一止’之象”。
而雍正的年號中也有“正”字，這自然讓雍正皇帝聯想到所謂“一止之象”。
汪景祺的手稿中還有“功臣不可為”等內容，自然讓生性多疑的雍正同年羹堯、隆科多的失寵聯繫到一起。
雍正對《西征隨筆》一案極為重視，在汪氏手稿上批有“悖謬狂亂”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