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剃度(1)
在葬禮結束後，順治帝又掀起出家當和尚的軒然大波，他讓玉林型ǖ牡蘢有猩和尚為自己剃度，以表示棄天下如敝屣的決心。
順治的出家念頭在董鄂氏去世時已經萌生，但他的未了情還要用手中的權力去了結——追封董鄂氏為皇後、為她舉行隆重的葬禮，一旦把這兩件事辦妥，他就要遁入空門了。
順治的剃度，實際是一個從漸悟到頓悟的過程，從順治十四年十月初四在海會寺同和尚憨璞會麵後，順治又同玉林、木陳、行森等禪師頻繁接觸。
這當然有爭取逃入空門士人的考慮，因為自唐宋以來，士大夫在政治上遭遇蹉跎後，往往出佛入老，以期得到心靈上的某種慰藉。
據當時在華的外國傳教士維克特·瑞奇（vctor ri）所記：“許多忠於明朝的誌士們不願受滿洲統治而出家當了和尚，不少學者、詩人、畫家棲身寺廟。”他們中有的以“思明”為法號；有的“以忠孝作佛事”，每到崇禎忌日“必素服焚香，北麵揮涕”，十幾年如一日；也有的慷慨賦詩：“一聲長嘯出紅塵，忠孝原來是法身”，以詩言誌；還有的把時人悼念在煤山（今景山）自縊的故君——崇禎的詩文，編輯成冊，名曰《新蒲綠》。“儒之門幾無人”“率被釋氏牽之去”以及空門不空，在當時都是非常突出的。
順治先後詔令在禪門中頗有影響的玉林、木陳禪師進京論道。
木陳不僅是“新蒲綠”的編輯者，還在順治八年到舟山的普陀寺開堂說法，而當時的舟山在魯王朱以海的控製之下，其政治傾向不言而自明。
木陳在進京後，被順治安排在西苑（今北海、中南海在當時稱為西苑）居住堪稱是誌趣相投，心有靈犀。
順治的博學多聞、禮賢下士，已經把木陳胸臆間的故國之思、華夷之別蕩滌殆盡。
在其離京前夕（順治十七年五月）曾揮毫寫下：“惜別君王重，多愁會晤難。
何由能縮地，長此共盤桓。”惜別之情、眷戀之意已經躍然而現。
“從今不哭《新蒲綠》，一任煤山花鳥愁”的木陳，在南歸後還寫了一篇頗有政治色彩的文章《從周錄》，不但曲解了孔子的“鬱鬱乎文哉，吾從周”之意，還對明清鼎革的合理性進行了論證，其文曰：“向使殷之喪師，同於明之亡國，武王之興同於世祖之興，則伯夷將彈冠入周，安事首陽清餓哉！乃世固有非宗臣，非國士，往往托首陽以自高，則已違乎周、清從違之義矣。”這一番議論，即使是降清多年的洪承疇、吳三桂等也未能杜撰得出，此木陳已非彼木陳！而木陳“以比丘尼不得為君父報仇”的告誡，更是順治期待已久的。
滿漢合作基礎的擴大，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禮禪也是個雙刃劍，即瓦解了禪門，使得相當一部分禪師接受了明清鼎革的現實。
與此同時也把順治的思緒引向了空門，他曾對木陳說過“朕於財寶固在不意中，即妻孥亦覺風雲聚散沒甚關晴”。
順治甚至拜玉林為師，法號“行癡”，用現在的話也算得上是個在家修行的居士了，兼之又有董鄂氏同他機鋒問答，別有一番情趣在心頭。
關於順治出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被炒得沸沸揚揚，吳梅村還以此為題寫了首長詩。
而在《清詩紀事》中還收錄了一首署名為福臨寫的“西山天太山慈善寺題壁詩”。
雖然可以斷定此詩並非順治所作，但其中的“天下叢林飯似山，缽盂到處任君餐。
黃金白玉非為貴，惟有袈裟披最難。
朕乃山河大地主，憂國憂民時轉繁”以及“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流落帝王家！十八年來不自由，江山坐到幾時休”等句，確實反映出順治不堪塵世禮法束縛的心境。
產生於清幹隆時期的著名小說《紅樓夢》中便安排主人公賈寶玉在林黛玉被封建禮教奪去生命後，毅然拋棄榮華富貴出家當了和尚，很可能就是有感於順治強烈的出家之念。
該書作者曹雪芹的祖母就是康熙皇帝的乳母之一，作者在童年時很可能聽到有關順治試圖遁入佛門的真實情況，正是有了這種生活積澱，《紅樓夢》這部巨著也才具有如此強的震撼力。
但順治的出家，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及時趕到北京的玉林製止了順治的出家之舉。
玉林明確表示：如果皇帝不放棄出家之念，就將燒死行森。
熊熊燃燒的柴堆迫使順治讓步，依然留在塵世當皇帝。
為此他安排最得寵的太監吳良輔作為皇帝的替身在憫忠寺出家，以了結皇帝的未遂之願，並在十八年的正月初二禦駕降臨憫忠寺，參加吳良輔的剃度儀式。
過度的悲傷、主持葬禮的疲憊以及出家未遂的失意都傷害了順治帝本來就多病的身體。
順治在十幾歲時得了肺結核，竟至到了吐血的地步。
結核病人在患病之初，表現出病態的亢進，用中醫的觀點來解釋就是陰虛陽亢，而當時順治又處於青春期，縱慾之事時有發生。
然而病態的亢進耗盡了他體內的元氣，以至才20歲出頭就已經陰陽俱虛，氣血兩虧。
在葬禮結束後，順治帝又掀起出家當和尚的軒然大波，他讓玉林型ǖ牡蘢有猩和尚為自己剃度，以表示棄天下如敝屣的決心。
順治的出家念頭在董鄂氏去世時已經萌生，但他的未了情還要用手中的權力去了結——追封董鄂氏為皇後、為她舉行隆重的葬禮，一旦把這兩件事辦妥，他就要遁入空門了。
順治的剃度，實際是一個從漸悟到頓悟的過程，從順治十四年十月初四在海會寺同和尚憨璞會麵後，順治又同玉林、木陳、行森等禪師頻繁接觸。
這當然有爭取逃入空門士人的考慮，因為自唐宋以來，士大夫在政治上遭遇蹉跎後，往往出佛入老，以期得到心靈上的某種慰藉。
據當時在華的外國傳教士維克特·瑞奇（vctor ri）所記：“許多忠於明朝的誌士們不願受滿洲統治而出家當了和尚，不少學者、詩人、畫家棲身寺廟。”他們中有的以“思明”為法號；有的“以忠孝作佛事”，每到崇禎忌日“必素服焚香，北麵揮涕”，十幾年如一日；也有的慷慨賦詩：“一聲長嘯出紅塵，忠孝原來是法身”，以詩言誌；還有的把時人悼念在煤山（今景山）自縊的故君——崇禎的詩文，編輯成冊，名曰《新蒲綠》。“儒之門幾無人”“率被釋氏牽之去”以及空門不空，在當時都是非常突出的。
順治先後詔令在禪門中頗有影響的玉林、木陳禪師進京論道。
木陳不僅是“新蒲綠”的編輯者，還在順治八年到舟山的普陀寺開堂說法，而當時的舟山在魯王朱以海的控製之下，其政治傾向不言而自明。
木陳在進京後，被順治安排在西苑（今北海、中南海在當時稱為西苑）居住堪稱是誌趣相投，心有靈犀。
順治的博學多聞、禮賢下士，已經把木陳胸臆間的故國之思、華夷之別蕩滌殆盡。
在其離京前夕（順治十七年五月）曾揮毫寫下：“惜別君王重，多愁會晤難。
何由能縮地，長此共盤桓。”惜別之情、眷戀之意已經躍然而現。
“從今不哭《新蒲綠》，一任煤山花鳥愁”的木陳，在南歸後還寫了一篇頗有政治色彩的文章《從周錄》，不但曲解了孔子的“鬱鬱乎文哉，吾從周”之意，還對明清鼎革的合理性進行了論證，其文曰：“向使殷之喪師，同於明之亡國，武王之興同於世祖之興，則伯夷將彈冠入周，安事首陽清餓哉！乃世固有非宗臣，非國士，往往托首陽以自高，則已違乎周、清從違之義矣。”這一番議論，即使是降清多年的洪承疇、吳三桂等也未能杜撰得出，此木陳已非彼木陳！而木陳“以比丘尼不得為君父報仇”的告誡，更是順治期待已久的。
滿漢合作基礎的擴大，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禮禪也是個雙刃劍，即瓦解了禪門，使得相當一部分禪師接受了明清鼎革的現實。
與此同時也把順治的思緒引向了空門，他曾對木陳說過“朕於財寶固在不意中，即妻孥亦覺風雲聚散沒甚關晴”。
順治甚至拜玉林為師，法號“行癡”，用現在的話也算得上是個在家修行的居士了，兼之又有董鄂氏同他機鋒問答，別有一番情趣在心頭。
關於順治出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被炒得沸沸揚揚，吳梅村還以此為題寫了首長詩。
而在《清詩紀事》中還收錄了一首署名為福臨寫的“西山天太山慈善寺題壁詩”。
雖然可以斷定此詩並非順治所作，但其中的“天下叢林飯似山，缽盂到處任君餐。
黃金白玉非為貴，惟有袈裟披最難。
朕乃山河大地主，憂國憂民時轉繁”以及“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流落帝王家！十八年來不自由，江山坐到幾時休”等句，確實反映出順治不堪塵世禮法束縛的心境。
產生於清幹隆時期的著名小說《紅樓夢》中便安排主人公賈寶玉在林黛玉被封建禮教奪去生命後，毅然拋棄榮華富貴出家當了和尚，很可能就是有感於順治強烈的出家之念。
該書作者曹雪芹的祖母就是康熙皇帝的乳母之一，作者在童年時很可能聽到有關順治試圖遁入佛門的真實情況，正是有了這種生活積澱，《紅樓夢》這部巨著也才具有如此強的震撼力。
但順治的出家，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及時趕到北京的玉林製止了順治的出家之舉。
玉林明確表示：如果皇帝不放棄出家之念，就將燒死行森。
熊熊燃燒的柴堆迫使順治讓步，依然留在塵世當皇帝。
為此他安排最得寵的太監吳良輔作為皇帝的替身在憫忠寺出家，以了結皇帝的未遂之願，並在十八年的正月初二禦駕降臨憫忠寺，參加吳良輔的剃度儀式。
過度的悲傷、主持葬禮的疲憊以及出家未遂的失意都傷害了順治帝本來就多病的身體。
順治在十幾歲時得了肺結核，竟至到了吐血的地步。
結核病人在患病之初，表現出病態的亢進，用中醫的觀點來解釋就是陰虛陽亢，而當時順治又處於青春期，縱慾之事時有發生。
然而病態的亢進耗盡了他體內的元氣，以至才20歲出頭就已經陰陽俱虛，氣血兩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