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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考留蘇預備生，學習十分緊張，多數同學都有了手錶，便於掌握時間。康國雄看到燕林沒有表，就偷偷寫信給父親，讓寄來了50元錢。在中組部辦公廳工作的叔叔又加了點錢，給燕林買了一塊表，直到出國留學後，他一直戴著這塊表。1954年高中畢業後，燕林憑自己堅忍不拔的刻苦精神，終於以優秀的成績保送上了俄專。在蘇聯學習期間，他懷著報效祖國的滿腔熱情，選擇了國防專業，進人了飛彈控製係，回國後先後被分配到七機部五院、航天部二院工作。燕林以極大的愛國熱情，想竭盡全力把自己學到的知識，貢獻到偉大祖國的建設事業上。遺憾的是燕林剛剛走上工作崗位，“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燕林當時以同樣的愛國熱情，投人到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大革命”中，初期也寫了不少大字報，參加了不少活動。但很快就被掀起的“揪叛徒之風”吹暈了。許多烈士子女，在黨的懷抱中長大的紅孩子，一夜之間都成了叛徒子女、黑五類。這是無法令人接受的事實。燕林怎麽也想不通、理解不了，難道說黨真的會拋棄她的孩子嗎？多少個日日夜夜，燕林苦思冥想，在延安父親臨別時的話，一直響在耳邊：“孩子，我早就把你交給黨和人民了。要永遠記住，你是黨和人民的兒子！”燕林雖然在延安和父親隻相聚了7天，但父親絕不像壞人，他雖然被捕、被俘過，但他畢竟是為了人民的事業，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監獄裏。退一萬步講，就算父親是叛徒，那時候自己剛剛出生，在延安隻相聚過7天，和自己又有什麽關係呢？後來，又聽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當時隻聽說是一位“大人物”講的，後來傳說是康生講的。他說：“61人叛徒集團，不是61人，而是61個半人，還有監獄裏出生的那個孩子。”燕林似乎明白了，自己不應該是共產黨員張友清、艾靜茹的骨血，更不應該出生在敵人的監獄裏。為此，張燕林這個從娘胎裏就是“叛徒”的共產黨的後代，被群眾專政了。從1968年直到1971年，在這一段漫長的時間裏，他經受了一次特殊的黨內鬥爭的考驗。直到“61人叛徒集團”徹底平反後，他才解放。一個熱愛黨、忠於黨的共產黨員，被專政了4年。燕林雖然平反了，但心裏一直不太平衡，他再不願回七機部工作，就分配到進出口委。到了一個新的單位，專業不對口，他學的是俄文，這裏卻要用英文，怎麽辦？從頭學，從頭幹起，他加倍努力工作，很快就被提拔為副處級，1987年調到原蘇聯當商務參贊，提升為副局級。


    工作上的順利發展，並不能平復燕林內心的創傷。那似乎已經彌合的傷口，一直在暗暗流血。有人說：“為革命我們少了一位親人，但在祖國的大地上多了一座豐碑，人民是不會忘記他們的！”這話聽起來是有道理的，可事實是否如此呢？解放後，由於搞社辦工業，蓋木工房，1928年參加革命的老黨員、燕林的母親艾靜茹，在解放前被大蟒看守的墳墓被平了。母親去世時的一位抬棺人，記住了把母親的遺骨轉埋到了什麽地方，寫信給薄一波。燕林就拿著這封信在“文革”後去西安尋找母親的遺骨。經過千辛萬苦，總算找到了母親的遺骨，用麻袋裝起來扛到堂兄家裏，親手撒上汽油燒骨消毒。燕林小心地把母親的白骨包裝起來，送往西安烈士陵園。萬萬沒有想到，一位1928年參加革命的老黨員，卻不算烈士，她的級別和職位還不夠將骨灰送進西安烈士陵園的資格。燕林到處奔波，到處呼籲！說同情話抱不平的人不少，但問題得不到解決。麵對現狀，真是逼得燕林，欲哭無淚呀！怎麽辦？是抗爭下去？還是知難而退？燕林是艾靜茹的兒子，難道說這僅僅是為了自己的母親嗎？或者說是為了自己嗎？不，絕不是！燕林要求得一個公道！“可是，就算真理都在你手裏，這個公道又到何處去尋呢？不走後門不行啊！”一位同學勸燕林。是啊，他實在沒有辦法啦，隻好違心地聽從同學的意見，把申訴書送到了當時任陝西省委書記的馬文瑞手裏。馬叔叔看了申訴，他了解燕林母親的情況，立即作了批示。就這樣通過“走後門”，才將母親早已寒冷的遺骨安置到了她應有的位置上。說起來不能不令人齒冷！一個為革命出生人死的老黨員的遺骨，是她的兒子，那“半個小叛徒”在走頭無路時通過“後門”才送進西安烈士陵園的。難怪薄一波、劉瀾濤感慨地說：“還是有兒子好啊！這有兒子和沒兒子不大一樣……”


    第29章 稀有元素礦產勘探專家——任湘


    1926年，蔣介石背棄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遺囑，舉起屠刀瘋狂鎮壓革命，無數革命誌士慘遭殺害。任作民也先後兩次被捕人獄：第一次是在1928年4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組織部長時；第二次是在1932年任山東省委書記時。前後7年的獄中生活，讓任作民經受了各種刑罰、威脅、引誘、百般折磨，但他始終保持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堅強意誌和高尚品德。雙十二事變，國共第二次合作，經黨中央同國民黨當局交涉，董必武同誌直接從“武昌反省院”監獄將任作民接了出來，去出任湖南省特委書記。此時，任湘這個連媽媽都不知什麽樣的在鄉下打赤腳長大的孩子，這個飽嚐人間苦難的“紅匪”的兒子，終於露出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