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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從1950年到1966年，她始終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的教導，以文藝為武器，緊密配合各個時期的政治鬥爭任務。她導演了《一場虛驚》、《西望長安》、《百醜圖》、《桑洋河畔喜事多》、《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瘟神》、《黑奴恨》、《汾水長流》等劇以及兒童戲劇《馬蘭花》、《巧媳婦》等劇。
她熱心從事高等藝術院校的戲劇教育工作，還通過為首都三個中央直屬話劇院導演的許多話劇，為我國話劇事業培養了許多新人。在整個工作過程中，她經常得到敬愛的周總理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親切關懷和指導。1963年12月，毛主席對文藝工作作了重要的批示，她認真學習，立即響應。她遵照周總理的指示，於1964年春到大慶安家落戶，和大慶職工、家屬實行“三同”。周總理還幾次指示她“學習社會”。鄧穎超送給她《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單行本，鼓勵她堅持下去。她在1964年3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到薩爾圖已快20天了，時間過得真快，也過得很充實。這些最可愛的人，平凡的英雄，我要好好向他們學習，來寫他們，演他們，歌頌他們。為這個，我應好好紮下根子，到一個具體的單位。今天來到了三礦，這也就是說我的願望達到了……”正如一位大慶油田的代表在聲討“四人幫”罪行時追憶說的：“我們的孫維世同誌一到大慶，就滿腔熱情地深人到職工、家屬中來，和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一點架子都沒有。她發揚革命戰爭時期那麽一股革命熱情，走遍井隊和家屬基地，和各種不同經歷的職工家屬談心、交朋友，了解他們的思想、生活和鬥爭，還熱心地幫助他們學習文化，學習毛主席著作。我們的維世同誌在勞動中不怕苦不怕累，不嫌髒和臭。她和家屬們一起鋤草，撿大糞，一起打‘幹打壘’，還同‘假小子’盧菊跑到大草原去放牛。大慶家屬幹啥她幹啥，大慶家屬身上有多少泥水，她身上就有多少泥水。她從思想到生活都同職工、家屬打成一片，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大慶職工家屬都尊敬地稱她為“孫大姐”。
維世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在大慶黨委的親切關懷和指導下，在大慶鐵人王進喜等同誌的熱情幫助下，寫出了歌頌大慶家屬鬧革命的話劇《初升的太陽》，並和大慶職工家屬演出隊一起到北京匯報演出，得到了周總理和葉劍英副主席的熱情肯定和鼓勵。
可是，正是這個好戲，卻被自封為“革命文藝旗手”的江青，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江青一夥對大慶紅旗從來是恨得咬牙切齒的。這裏簡單舉一個事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派人竄到大慶油田，在工人階級的先鋒戰士王進喜同誌的脖子上掛個大水桶，把他的頭塞進火牆用天然氣熏，用火烤，還用燒紅的爐鉤子在鐵人的腿上捅了一個窟窿，又把鐵人關進黑屋子嚴刑拷打，還讓鐵人站在幾層凳子上，然後把凳子踢倒，鐵人摔昏了就用涼水澆，又用“老虎凳”、壓槓子等酷刑，硬逼鐵人承認大慶紅旗是黑的。鐵人回答說：“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承認。”“四人幫”處心積慮地要把大慶紅旗拔掉，並把《初升的太陽》這個劇和它的編導者孫維世連戲帶人一齊消滅。
江青為什麽要陷害孫維世，還得從頭說起。
1935年，上海地下黨和許多進步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租界”和“華界”都籠罩著白色恐怖。維世的母親任銳將14 歲的孫維世改換了姓名，隱蔽在黨所領導的“東方劇院”；後來又先後將她隱蔽在黨所領導的“上海業餘劇人協會”以及它的後身“上海業餘劇團”。後兩個團體，正是當時江青藉以隱身並求得“登龍”的兩個階梯。當時，江青雖曾隱身於一時，但她的心術不正、生活糜爛卻是人們有目共睹的，隻不過大家暫時還看不清楚她的叛徒真麵目。那時，任銳曾提醒過維世不要同江青接觸，所以維世對她遠而避之。
1937年，維世在延安學習時，江青也混進了延安。這個叛徒一見維世就表示非常“親熱”。維世很警惕。1946年維世從蘇聯回到延安後，“崢嶸未露”的江青找上門對維世花言巧語，假獻殷勤，後來卻情不自禁地作了一點點自我暴露。她問維世道：“你看我現在怎麽樣”？維世不明其意，反問“什麽怎麽樣？”江青不冷不熱地哈哈一笑，指著維世說：“你這個‘草包’……”經她這麽一笑一指一罵，維世就隻好說：“很好呀……”不料江青突然把麵孔一板，陰沉地說：“一點也不好！我吃夠苦哩。我一定要收拾他們……”維世聽了十分驚訝，不懂她所指何事何人。這個叛徒又假惺惺地向維世表示什麽：你是周副主席、鄧大姐的女兒，我是夫人，以後要好好“團結”……維世沉默不言，深感此人居心叵測，難以捉摸，從此對她更加敬鬼神而遠之。
1950年初，維世跟隨毛主席和周總理從蘇聯回國後，那個偽裝不問政治的江青，一再要維世去看她，維世有戒心，沒有去。同年10月14日，維世和金山結婚時，江青攜帶禮物來參加婚禮。她還沒坐定，就把維世拉近低聲說：“你為什麽不上我那兒去？”心直口快的維世反問：“有什麽事？”她說：“還不就是講講你跟主席出國的事情嘛。”有關毛主席出國的事情是黨和國家的機密，江青為什麽一再要打聽？維世當然不去。1964年，維世從大慶返京向總理匯報工作時，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了總理召集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座談會，意外地發現江青坐在身旁― 那時江青已經借搞革命現代京劇為名，開始插手文藝界― 她叫了聲“維世”，低聲地但卻威脅她說：“你排了不少戲哩（按：指維世導演過幾個所謂‘名洋古’的外國戲），有沒有問題啊？！這下該到我那兒去去了吧。”但事後維世還是不去。
她熱心從事高等藝術院校的戲劇教育工作，還通過為首都三個中央直屬話劇院導演的許多話劇，為我國話劇事業培養了許多新人。在整個工作過程中，她經常得到敬愛的周總理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親切關懷和指導。1963年12月，毛主席對文藝工作作了重要的批示，她認真學習，立即響應。她遵照周總理的指示，於1964年春到大慶安家落戶，和大慶職工、家屬實行“三同”。周總理還幾次指示她“學習社會”。鄧穎超送給她《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單行本，鼓勵她堅持下去。她在1964年3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到薩爾圖已快20天了，時間過得真快，也過得很充實。這些最可愛的人，平凡的英雄，我要好好向他們學習，來寫他們，演他們，歌頌他們。為這個，我應好好紮下根子，到一個具體的單位。今天來到了三礦，這也就是說我的願望達到了……”正如一位大慶油田的代表在聲討“四人幫”罪行時追憶說的：“我們的孫維世同誌一到大慶，就滿腔熱情地深人到職工、家屬中來，和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一點架子都沒有。她發揚革命戰爭時期那麽一股革命熱情，走遍井隊和家屬基地，和各種不同經歷的職工家屬談心、交朋友，了解他們的思想、生活和鬥爭，還熱心地幫助他們學習文化，學習毛主席著作。我們的維世同誌在勞動中不怕苦不怕累，不嫌髒和臭。她和家屬們一起鋤草，撿大糞，一起打‘幹打壘’，還同‘假小子’盧菊跑到大草原去放牛。大慶家屬幹啥她幹啥，大慶家屬身上有多少泥水，她身上就有多少泥水。她從思想到生活都同職工、家屬打成一片，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大慶職工家屬都尊敬地稱她為“孫大姐”。
維世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在大慶黨委的親切關懷和指導下，在大慶鐵人王進喜等同誌的熱情幫助下，寫出了歌頌大慶家屬鬧革命的話劇《初升的太陽》，並和大慶職工家屬演出隊一起到北京匯報演出，得到了周總理和葉劍英副主席的熱情肯定和鼓勵。
可是，正是這個好戲，卻被自封為“革命文藝旗手”的江青，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江青一夥對大慶紅旗從來是恨得咬牙切齒的。這裏簡單舉一個事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派人竄到大慶油田，在工人階級的先鋒戰士王進喜同誌的脖子上掛個大水桶，把他的頭塞進火牆用天然氣熏，用火烤，還用燒紅的爐鉤子在鐵人的腿上捅了一個窟窿，又把鐵人關進黑屋子嚴刑拷打，還讓鐵人站在幾層凳子上，然後把凳子踢倒，鐵人摔昏了就用涼水澆，又用“老虎凳”、壓槓子等酷刑，硬逼鐵人承認大慶紅旗是黑的。鐵人回答說：“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承認。”“四人幫”處心積慮地要把大慶紅旗拔掉，並把《初升的太陽》這個劇和它的編導者孫維世連戲帶人一齊消滅。
江青為什麽要陷害孫維世，還得從頭說起。
1935年，上海地下黨和許多進步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租界”和“華界”都籠罩著白色恐怖。維世的母親任銳將14 歲的孫維世改換了姓名，隱蔽在黨所領導的“東方劇院”；後來又先後將她隱蔽在黨所領導的“上海業餘劇人協會”以及它的後身“上海業餘劇團”。後兩個團體，正是當時江青藉以隱身並求得“登龍”的兩個階梯。當時，江青雖曾隱身於一時，但她的心術不正、生活糜爛卻是人們有目共睹的，隻不過大家暫時還看不清楚她的叛徒真麵目。那時，任銳曾提醒過維世不要同江青接觸，所以維世對她遠而避之。
1937年，維世在延安學習時，江青也混進了延安。這個叛徒一見維世就表示非常“親熱”。維世很警惕。1946年維世從蘇聯回到延安後，“崢嶸未露”的江青找上門對維世花言巧語，假獻殷勤，後來卻情不自禁地作了一點點自我暴露。她問維世道：“你看我現在怎麽樣”？維世不明其意，反問“什麽怎麽樣？”江青不冷不熱地哈哈一笑，指著維世說：“你這個‘草包’……”經她這麽一笑一指一罵，維世就隻好說：“很好呀……”不料江青突然把麵孔一板，陰沉地說：“一點也不好！我吃夠苦哩。我一定要收拾他們……”維世聽了十分驚訝，不懂她所指何事何人。這個叛徒又假惺惺地向維世表示什麽：你是周副主席、鄧大姐的女兒，我是夫人，以後要好好“團結”……維世沉默不言，深感此人居心叵測，難以捉摸，從此對她更加敬鬼神而遠之。
1950年初，維世跟隨毛主席和周總理從蘇聯回國後，那個偽裝不問政治的江青，一再要維世去看她，維世有戒心，沒有去。同年10月14日，維世和金山結婚時，江青攜帶禮物來參加婚禮。她還沒坐定，就把維世拉近低聲說：“你為什麽不上我那兒去？”心直口快的維世反問：“有什麽事？”她說：“還不就是講講你跟主席出國的事情嘛。”有關毛主席出國的事情是黨和國家的機密，江青為什麽一再要打聽？維世當然不去。1964年，維世從大慶返京向總理匯報工作時，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了總理召集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座談會，意外地發現江青坐在身旁― 那時江青已經借搞革命現代京劇為名，開始插手文藝界― 她叫了聲“維世”，低聲地但卻威脅她說：“你排了不少戲哩（按：指維世導演過幾個所謂‘名洋古’的外國戲），有沒有問題啊？！這下該到我那兒去去了吧。”但事後維世還是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