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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任銳也是一位革命前輩。她參加辛亥革命時，來往於平津之間，為同盟會運送軍火，身揣炸彈，隨時準備和敵人同歸於盡。在“三一八”慘案中，她懷著尚未出世的幼女，在北京臨時政府大門前和革命群眾一道，同荷槍實彈的反動軍警搏鬥，腹部被踩受傷，堅持戰鬥。孫炳文罹難後，任銳同誌堅持地下工作，繼續和敵人作鬥爭，歷盡艱難險阻。抗日戰爭爆發後，她和三個子女（孫泱、孫維世、孫名世）先後到了延安，留下一子一女隱蔽在國統區，由烈士的好友照料和撫養。任銳在解放區工作時，從不計較工作崗位是什麽，上級給她的任務她都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她總是把大家的利益當做自己的利益，從來沒有私人打算。大家都熱情地稱呼她為“媽媽同誌”。她給兒女的詩中寫道：“兒父臨刑曾大呼，‘我今就義亦從容’，寄語天涯小兒女，莫將血恨付秋風！”
早在北伐之前，周恩來在廣州領導孫炳文等秘密集會時，5歲的維世就開始擔當起放哨的任務。她趴在窗口看著窗外的動靜，有陌生人來，她就向爸爸和伯伯叔叔報信。有時，孫炳文抱著她上街辦事，她就在爸爸肩上認真地觀察，看有沒有人在她爸爸身後盯梢。孫炳文罹難後，任銳在上海堅持地下工作，經常轉移住處，每次轉移，七八歲的維世都緊張地幫助媽媽銷毀秘密文件。而在銷毀文件時，媽媽就告訴她，共產黨怎麽好，國民黨怎麽壞。她從小就在聽“黨課”。從9歲到16歲，她跟著媽媽顛沛流離，有機會就上學，沒有機會就不上學。有時媽媽把她隱蔽在地下黨所領導的群眾團體裏。
1937年，16歲的維世找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要求到延安去。辦事處的工作同誌不認識她，覺得她太年輕，沒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門口不肯離去。剛好周副主席從外麵回來，看見她傷心地在道旁飲泣，一經查詢，才知道這個女孩子是老戰友孫炳文烈士的女兒，馬上把她叫進辦事處，一把抱住她，仔細端詳著、追憶著這個早在廣州就熟識的孩子，禁不住連聲叫道：“孩子！孩子！……”不久，周副主席和鄧穎超派專人將維世護送到延安，以後，常常寫信給她，對她進行鼓勵和教育。二老緬懷忠烈，對維世視同己出，並且寫信給任銳說，願把這個烈士遺孤當做他們自己的女兒，任銳很高興。周副主席還寫信告訴維世說：“你是我向黨負責的女兒。”維世對周副主席和鄧穎超非常尊敬和熱愛，把二老當作親生父母一樣，經常去看望或住在二老身邊，每當他們團聚時，充滿著革命家庭的天倫之樂。
1938年，17歲的維世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她先後在抗大、黨校和馬列學院學習。老一輩的同誌們都把她看成黨的女兒。1939年，毛主席親筆批示同意維世到蘇聯去學習。周副主席和鄧穎超親自帶維世乘飛機飛往莫斯科。
維世在蘇聯經歷了史達林領導的整個衛國戰爭，學習了蘇聯人民反法西斯鬥爭的革命精神。起先，蘇聯有關負責同誌關心中共烈士後代，把她安置在外國人住的、受到照顧的環境裏，但她不肯接受。她說：“毛主席是派我來學習的，我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她很快離開了較舒適的環境，同蘇聯普通公民一道生活，一道排隊領取每日配給的口糧，一道到工廠參加義務勞動，到醫院參加救護傷病員工作，為傷員輸血……在艱苦的條件下，她始終充滿著樂觀主義精神，一直堅持學習，先後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莫斯科東方大學和莫斯科戲周學院的表演係和導演係。
1946年，她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向毛主席，接著又向周副主席和鄧穎超匯報她在蘇聯學習的情況和她在衛國戰爭時的見聞。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鄧穎超都給了她很大的鼓勵和殷切的囑咐。她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指示下，背上行李，到陝西葭縣和山西三交縣等地投入了土改運動。她寫信給一道回國的留蘇同學說：“我現在才真正感到為貧僱農的切身利益，才會有堅定的階級路線，才能收穫到無窮的戲劇材料……”她寫這封信時才二十五六歲。解放戰爭期間，她隨軍在陝西、山西、河北等地工作，並參加了解放太原的戰役。她在前線用文藝形式及時地、出色地宣傳了黨的有關政策。
1949年解放北平時，她和其他文藝工作者一道扭著秧歌人城。不久，大家帶著一批人城前在她親自指導下排練好的優秀文藝節目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匯報演出。毛主席接見大家並鼓勵道：“你們演得很好！”1949年12月，毛主席赴蘇聯會見史達林，她擔任代表團翻譯組組長，一直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身邊從事機要工作，受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表揚。
新中國成立以後，維世是全國政協第一、第二、第三屆委員。她幾次出國從事政治活動，而她的主要精力是從事戲劇工作。她翻譯介紹了有關蘇俄著名戲劇家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論著作，翻譯了歐洲古典名著《一仆二主》、《女店主》；她導演了名劇《保爾？柯察金》、《巡按》、《大雷雨》、《萬尼亞舅舅》和《求婚》等。維世歷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總導演、副院長，中央實驗話劇院的黨總支副書記、總導演、副院長併兼任中央戲劇學院導演、幹部訓練班班主任等職。
早在北伐之前，周恩來在廣州領導孫炳文等秘密集會時，5歲的維世就開始擔當起放哨的任務。她趴在窗口看著窗外的動靜，有陌生人來，她就向爸爸和伯伯叔叔報信。有時，孫炳文抱著她上街辦事，她就在爸爸肩上認真地觀察，看有沒有人在她爸爸身後盯梢。孫炳文罹難後，任銳在上海堅持地下工作，經常轉移住處，每次轉移，七八歲的維世都緊張地幫助媽媽銷毀秘密文件。而在銷毀文件時，媽媽就告訴她，共產黨怎麽好，國民黨怎麽壞。她從小就在聽“黨課”。從9歲到16歲，她跟著媽媽顛沛流離，有機會就上學，沒有機會就不上學。有時媽媽把她隱蔽在地下黨所領導的群眾團體裏。
1937年，16歲的維世找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要求到延安去。辦事處的工作同誌不認識她，覺得她太年輕，沒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門口不肯離去。剛好周副主席從外麵回來，看見她傷心地在道旁飲泣，一經查詢，才知道這個女孩子是老戰友孫炳文烈士的女兒，馬上把她叫進辦事處，一把抱住她，仔細端詳著、追憶著這個早在廣州就熟識的孩子，禁不住連聲叫道：“孩子！孩子！……”不久，周副主席和鄧穎超派專人將維世護送到延安，以後，常常寫信給她，對她進行鼓勵和教育。二老緬懷忠烈，對維世視同己出，並且寫信給任銳說，願把這個烈士遺孤當做他們自己的女兒，任銳很高興。周副主席還寫信告訴維世說：“你是我向黨負責的女兒。”維世對周副主席和鄧穎超非常尊敬和熱愛，把二老當作親生父母一樣，經常去看望或住在二老身邊，每當他們團聚時，充滿著革命家庭的天倫之樂。
1938年，17歲的維世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她先後在抗大、黨校和馬列學院學習。老一輩的同誌們都把她看成黨的女兒。1939年，毛主席親筆批示同意維世到蘇聯去學習。周副主席和鄧穎超親自帶維世乘飛機飛往莫斯科。
維世在蘇聯經歷了史達林領導的整個衛國戰爭，學習了蘇聯人民反法西斯鬥爭的革命精神。起先，蘇聯有關負責同誌關心中共烈士後代，把她安置在外國人住的、受到照顧的環境裏，但她不肯接受。她說：“毛主席是派我來學習的，我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她很快離開了較舒適的環境，同蘇聯普通公民一道生活，一道排隊領取每日配給的口糧，一道到工廠參加義務勞動，到醫院參加救護傷病員工作，為傷員輸血……在艱苦的條件下，她始終充滿著樂觀主義精神，一直堅持學習，先後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莫斯科東方大學和莫斯科戲周學院的表演係和導演係。
1946年，她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向毛主席，接著又向周副主席和鄧穎超匯報她在蘇聯學習的情況和她在衛國戰爭時的見聞。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鄧穎超都給了她很大的鼓勵和殷切的囑咐。她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指示下，背上行李，到陝西葭縣和山西三交縣等地投入了土改運動。她寫信給一道回國的留蘇同學說：“我現在才真正感到為貧僱農的切身利益，才會有堅定的階級路線，才能收穫到無窮的戲劇材料……”她寫這封信時才二十五六歲。解放戰爭期間，她隨軍在陝西、山西、河北等地工作，並參加了解放太原的戰役。她在前線用文藝形式及時地、出色地宣傳了黨的有關政策。
1949年解放北平時，她和其他文藝工作者一道扭著秧歌人城。不久，大家帶著一批人城前在她親自指導下排練好的優秀文藝節目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匯報演出。毛主席接見大家並鼓勵道：“你們演得很好！”1949年12月，毛主席赴蘇聯會見史達林，她擔任代表團翻譯組組長，一直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身邊從事機要工作，受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表揚。
新中國成立以後，維世是全國政協第一、第二、第三屆委員。她幾次出國從事政治活動，而她的主要精力是從事戲劇工作。她翻譯介紹了有關蘇俄著名戲劇家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論著作，翻譯了歐洲古典名著《一仆二主》、《女店主》；她導演了名劇《保爾？柯察金》、《巡按》、《大雷雨》、《萬尼亞舅舅》和《求婚》等。維世歷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的總導演、副院長，中央實驗話劇院的黨總支副書記、總導演、副院長併兼任中央戲劇學院導演、幹部訓練班班主任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