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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中國人由於長期受封建思想的影響，很容易將名人的後代所取得的地位和成就與其父輩相聯繫。實際上，由於選平在中國較早地接受了專業教育，在生產企業單位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中國改革開放、提倡專家治國時，像選平這樣由延安精神哺育的懂得科學技術的專家，正合時代之需要，順應歷史之潮流而湧現出來。然而，世俗之偏見，卻給他帶來了不少壓力。
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環，在談到葉選平時曾說：“我對他比較熟悉和了解，他是‘三八式’( 1938 年的幹部），留蘇學生，今年60歲。解放初，他是‘一工具機’的總工程師……我那時當木匠。要比起來，他文化水平比我高，參加革命比我早，為什麽我能當天津市市長，他就不能當廣東省省長？”他接著氣憤地說：“說我們的幹部廢除了終身製，現在又來了個‘世襲製’，這是沒有根據的。”
1979年，葉選平由北京調往廣東省任副省長兼科委主任。回到家鄉的選平對新的任命喜憂參半，喜的是自己能夠親手為家鄉人民做點貢獻；憂的是自己長期搞技術工作，擔任政府部門領導怕幹不好，辜負鄉親們的期望。
選平上任後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直接促進“廣東省計算機中心科技情報研究所”的興建。這座科技信息中心於1979年開始籌建，因開支龐大，加上有關人員對實際功效的疑慮，使其擱置了將近一年。直到葉選平上任後，在他的力主之下，這個中心才在1982年動工興建，1984年順利完工。這一坐落在中山堂西側的16層大樓，通過國際衛星通訊網絡，聯繫著世界三大資料庫，用戶能在幾分鍾到十幾分鍾內，查到世界機載信息量的75% ，為廣東省的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對於廣東核電站的建設，選平也在其任副省長時費了頗大的心思。由於當時我國尚無籌建大型核電站的經驗，所以在研究可行性時，專家們對於廣東興建與否、經營方式、採取何種反應堆型、發電機組的裝機容量等問題上，意見很不一致。選平麵對諸多尖銳、敏感的問題，善於聽取各方麵的意見，並親自研究各種相關技術資料，進行測算，在認真對比分析後，取長補短，拍板定案，並作主聘用外籍專家擔任經理，負責核電站的建設與經營。
事實證明，選平在副省長的崗位上，幹得很出色。廣東的經濟騰飛就是從這段時間開始的。誠然，廣東的迅速發展首先是依賴於黨的開放政策，但選平抓住了時機。
1983 年，選平擔任廣州市市長、市委副書記。34 年前，他父親葉劍英曾率幹部南下，廣州解放後，任市長兼廣東軍區司令員。父子先後在同一個城市任市長的，在中國實屬罕見，難怪選平有壓力。
1985年，已過花甲之年的葉選平晉升為廣東省省長、省委副書記。他經過調查，認識到當時價格體製處在一種扭曲狀態，必須理順價格才能使企業在平等的基礎上競爭。他首先拿廣州市開刀，經過一段市場調節，流通逐漸通暢起來，價格逐漸趨向合理，使廣州市的價格改革在全國率先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
1988年1月12日，在廣東省七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與會廣東省人大代表投票選舉時年已64歲的葉選平連任省長。結果在750張有效票選票中，選平獲得了746張，這是家鄉父老對他10年工作成績的充分肯定。
選平在行政領導工作中，充分體現出了作為科技工作專家的特色。長期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經歷促使他對工作腳踏實地、實事求是，事事做到心中有數。每遇重大決策時，他必定去現場實地考察、調查研究，在徵求有關部門意見後才拿到會議上經過集體討論，取得大多數一致意見，再拍板定案。
選平的民主作風，在廣東省也是有口皆碑的。但葉選平對工作要求極為嚴格，廣東省政府的工作人員說，給葉省長辦事不能馬虎，他考慮問題深刻周到，向他匯報工作時，經常要說出確切的數字，不能用“大概”、“估計”、“可能”之類的含糊不清的詞語。
作為一省之長，選平非常注意工作藝術，把主要精力放在廣東省經濟工作的宏觀調控和長遠發展的籌劃上，力求使廣東省的經濟保持持續穩定的發展。對於省裏的具體工作，則放手讓其他副省長去分管。他反對那種事無巨細事必躬親的工作方法。他常說：“在企業工作時，有人說我對小事抓得太細，抓大事的魄力不夠。到省裏以後，我就一直在琢磨，不要把大事給耽誤了。”
1988年，選平親自執筆，分別給全省各市長和省計委、科委寫信，要求他們對經濟的管理要加強宏觀調控，要逐步建立起新舊體製轉換時期的宏觀調控體係。他在信中說：“一是要量力而行，二是要量力而出。治家是這樣，治國也是這樣。”在中國共產黨七中全會期間以及外省一些負責人來廣東參觀考察時，有人問葉選平怎麽可以這樣清閑，不像外省的負責人那樣忙得要死？選平笑著說：“我信奉的是懶人哲學，具體事由其他副省長去幹。”
有人說，選平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對黨的方針政策吃得透並有預見性。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由於廣東省早就做了這方麵的嚐試，因而很快就能夠適應並建立起新型的政府與經濟的關係。
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環，在談到葉選平時曾說：“我對他比較熟悉和了解，他是‘三八式’( 1938 年的幹部），留蘇學生，今年60歲。解放初，他是‘一工具機’的總工程師……我那時當木匠。要比起來，他文化水平比我高，參加革命比我早，為什麽我能當天津市市長，他就不能當廣東省省長？”他接著氣憤地說：“說我們的幹部廢除了終身製，現在又來了個‘世襲製’，這是沒有根據的。”
1979年，葉選平由北京調往廣東省任副省長兼科委主任。回到家鄉的選平對新的任命喜憂參半，喜的是自己能夠親手為家鄉人民做點貢獻；憂的是自己長期搞技術工作，擔任政府部門領導怕幹不好，辜負鄉親們的期望。
選平上任後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直接促進“廣東省計算機中心科技情報研究所”的興建。這座科技信息中心於1979年開始籌建，因開支龐大，加上有關人員對實際功效的疑慮，使其擱置了將近一年。直到葉選平上任後，在他的力主之下，這個中心才在1982年動工興建，1984年順利完工。這一坐落在中山堂西側的16層大樓，通過國際衛星通訊網絡，聯繫著世界三大資料庫，用戶能在幾分鍾到十幾分鍾內，查到世界機載信息量的75% ，為廣東省的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對於廣東核電站的建設，選平也在其任副省長時費了頗大的心思。由於當時我國尚無籌建大型核電站的經驗，所以在研究可行性時，專家們對於廣東興建與否、經營方式、採取何種反應堆型、發電機組的裝機容量等問題上，意見很不一致。選平麵對諸多尖銳、敏感的問題，善於聽取各方麵的意見，並親自研究各種相關技術資料，進行測算，在認真對比分析後，取長補短，拍板定案，並作主聘用外籍專家擔任經理，負責核電站的建設與經營。
事實證明，選平在副省長的崗位上，幹得很出色。廣東的經濟騰飛就是從這段時間開始的。誠然，廣東的迅速發展首先是依賴於黨的開放政策，但選平抓住了時機。
1983 年，選平擔任廣州市市長、市委副書記。34 年前，他父親葉劍英曾率幹部南下，廣州解放後，任市長兼廣東軍區司令員。父子先後在同一個城市任市長的，在中國實屬罕見，難怪選平有壓力。
1985年，已過花甲之年的葉選平晉升為廣東省省長、省委副書記。他經過調查，認識到當時價格體製處在一種扭曲狀態，必須理順價格才能使企業在平等的基礎上競爭。他首先拿廣州市開刀，經過一段市場調節，流通逐漸通暢起來，價格逐漸趨向合理，使廣州市的價格改革在全國率先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
1988年1月12日，在廣東省七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與會廣東省人大代表投票選舉時年已64歲的葉選平連任省長。結果在750張有效票選票中，選平獲得了746張，這是家鄉父老對他10年工作成績的充分肯定。
選平在行政領導工作中，充分體現出了作為科技工作專家的特色。長期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經歷促使他對工作腳踏實地、實事求是，事事做到心中有數。每遇重大決策時，他必定去現場實地考察、調查研究，在徵求有關部門意見後才拿到會議上經過集體討論，取得大多數一致意見，再拍板定案。
選平的民主作風，在廣東省也是有口皆碑的。但葉選平對工作要求極為嚴格，廣東省政府的工作人員說，給葉省長辦事不能馬虎，他考慮問題深刻周到，向他匯報工作時，經常要說出確切的數字，不能用“大概”、“估計”、“可能”之類的含糊不清的詞語。
作為一省之長，選平非常注意工作藝術，把主要精力放在廣東省經濟工作的宏觀調控和長遠發展的籌劃上，力求使廣東省的經濟保持持續穩定的發展。對於省裏的具體工作，則放手讓其他副省長去分管。他反對那種事無巨細事必躬親的工作方法。他常說：“在企業工作時，有人說我對小事抓得太細，抓大事的魄力不夠。到省裏以後，我就一直在琢磨，不要把大事給耽誤了。”
1988年，選平親自執筆，分別給全省各市長和省計委、科委寫信，要求他們對經濟的管理要加強宏觀調控，要逐步建立起新舊體製轉換時期的宏觀調控體係。他在信中說：“一是要量力而行，二是要量力而出。治家是這樣，治國也是這樣。”在中國共產黨七中全會期間以及外省一些負責人來廣東參觀考察時，有人問葉選平怎麽可以這樣清閑，不像外省的負責人那樣忙得要死？選平笑著說：“我信奉的是懶人哲學，具體事由其他副省長去幹。”
有人說，選平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對黨的方針政策吃得透並有預見性。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由於廣東省早就做了這方麵的嚐試，因而很快就能夠適應並建立起新型的政府與經濟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