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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陳延年兄弟倆與父親的關係表麵非常平淡，其實他們內心對父親還是很尊重和愛戴的。1926年春，陳延年從廣東來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時，聽說父親與中央失去聯繫，焦急萬分，立即到亞東圖書館去找陳獨秀的同鄉好友汪孟鄒問道：“汪伯伯，近來你可見到家父？”
“延年，你父親怎麽啦？”汪孟鄒不解地答道，“他有些日子未來了。”“他與中央失去了聯繫多時，他可能被… … ”說話時，掩蓋不住自己的焦慮和擔心。
時隔不久，陳延年聽說父親得了傷寒病住進了醫院，怕給中央添麻煩，所以未告知中央。這時，陳延年才放下心來。
1926年3月18日至20日，蔣介石策劃了“中山艦事件”。調動武裝宣布戒嚴，斷絕廣州內外交通，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蘇聯顧問辦事處和他們的住所，逮捕了李之龍等共產黨員50餘人，扣捕了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以周恩來同誌為首的全體共產黨員，強迫他們退出第一軍。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當時黨內毛澤東、陳延年等同誌主張對蔣介石的反動行為給以堅決的揭露和打擊，爭取農民和士兵群眾，粉碎蔣介石的陰謀。當時我黨在廣東的群眾力量比較雄厚，不僅可以動員黃埔學生和以黃埔學生為骨幹的革命軍隊，而且擁有廣州10餘萬有組織的工人，2000多工人武裝糾察隊和許多農民自衛軍，依靠這些力量，採取堅決反擊，完全可以打敗蔣介石。
但是，陳獨秀拒絕了這個正確意見。他認為，蔣介石不但有武裝力量，而且中國整個資產階級都站在他的一方。為了求得資產階級留在統一戰線之內，對蔣介石的進攻隻能採取退守讓步策略。因此，陳獨秀就一再向蔣介石表示歉意，公開替蔣介石辯護說：“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蔣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他還說蔣介石是“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根柱石”。在陳獨秀的錯誤思想指導下，共產黨員退出了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將第一軍的軍權拱手讓給了蔣介石。
“中山艦事件”，是國民黨新右派向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進攻的一個信號，是資產階級在同無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中所採取的第一個陰謀，這個陰謀由於陳獨秀的退讓而得以實現，因而更助長了蔣介石反革命的膽子和獨霸領導權的野心。於是，1926年5月，蔣介石又在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省黨部，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人數不得超過全體執行委員的三分之一，共產黨員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加人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須全部交出；共產國際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指示以及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的指示，均須先交國共兩黨聯席會議討論通過後始能發出。總之，所有這些規定，都是為了限製和打擊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領導地位。
共產黨領導機關和國民黨左派會前毫無準備，結果在這次會議上又對蔣介石妥協讓步，“整理黨務案”被通過。於是，國民黨許多右派分子紛紛進人國民黨中央，代替共產黨員當了國民黨的部長，蔣介石乘機撈權，當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組織部長和軍人部長。即使這樣，蔣介石還不敢公開反共，他還想利用共產黨和工農的力量以及蘇聯的幫助，來竊取全國的革命果實。因此，“整理黨務案”後，蔣介石繼續採取兩麵派手法，口頭上高喊聯蘇聯共，暗中擴大自己勢力，攫取實權，以便等待時機，實現其更大的陰謀。
北伐戰爭的迅速勝利和工農運動的猛烈發展，嚴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1927年3月，北伐軍攻占南京時，在美帝國主義的組織下，美、英、法、日、意等帝國主義國家的軍艦，開炮向南京城內的北伐軍和居民進行野蠻的轟擊，死傷軍民2000多人，房屋、財產毀壞無數。在帝國主義的威脅和引誘下，國民黨右派蔣介石加強了反革命活動，指示其爪牙在贛州、南昌、九江、安慶、重慶等地，搗毀革命工會及國民黨左派所掌握的國民黨黨部，毆打和屠殺工人領袖和革命群眾。3月26日，蔣介石到達上海，進一步策劃反革命陰謀政變。
當時，在羅亦農、周恩來、趙世炎等同誌的直接領導下，上海有80萬工人團結在共產黨周圍，廣大的城市貧民和小資產階級同情和擁護工人階級，上海人民還召開了市民代表大會，組織了上海的臨時革命政府。從軍事力量上說，當時上海有武裝良好的工人糾察隊近3000人，北伐軍的廣大士兵和下級軍官也同情革命工人。顯然，在這樣情況下，黨如果能正確地領導，有應付突然事變的充分準備，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陰謀是可以粉碎的。
但是，當時占著黨中央領導地位的陳獨秀，卻採取了投降主義的政策。為了迎合蔣介石的要求，陳獨秀放棄了鞏固上海革命政權的任務，不僅不抓住有利時機擴大工人武裝，反而禁止工人糾察隊執行鎮壓反革命的任務，並且對蔣介石把同情革命的軍隊調離上海也毫無警惕。更不能容忍的是，陳獨秀竟與正在同蔣介石舉行反共秘密會談的國民黨首領汪精衛發表聯合宣言，為蔣介石的反革命陰謀活動進行辯護。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投降主義，完全解除了黨和人民群眾應付反革命事變的精神準備，幫助蔣介石實現其反革命陰謀。於是，蔣介石就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變。
“延年，你父親怎麽啦？”汪孟鄒不解地答道，“他有些日子未來了。”“他與中央失去了聯繫多時，他可能被… … ”說話時，掩蓋不住自己的焦慮和擔心。
時隔不久，陳延年聽說父親得了傷寒病住進了醫院，怕給中央添麻煩，所以未告知中央。這時，陳延年才放下心來。
1926年3月18日至20日，蔣介石策劃了“中山艦事件”。調動武裝宣布戒嚴，斷絕廣州內外交通，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蘇聯顧問辦事處和他們的住所，逮捕了李之龍等共產黨員50餘人，扣捕了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以周恩來同誌為首的全體共產黨員，強迫他們退出第一軍。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當時黨內毛澤東、陳延年等同誌主張對蔣介石的反動行為給以堅決的揭露和打擊，爭取農民和士兵群眾，粉碎蔣介石的陰謀。當時我黨在廣東的群眾力量比較雄厚，不僅可以動員黃埔學生和以黃埔學生為骨幹的革命軍隊，而且擁有廣州10餘萬有組織的工人，2000多工人武裝糾察隊和許多農民自衛軍，依靠這些力量，採取堅決反擊，完全可以打敗蔣介石。
但是，陳獨秀拒絕了這個正確意見。他認為，蔣介石不但有武裝力量，而且中國整個資產階級都站在他的一方。為了求得資產階級留在統一戰線之內，對蔣介石的進攻隻能採取退守讓步策略。因此，陳獨秀就一再向蔣介石表示歉意，公開替蔣介石辯護說：“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蔣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他還說蔣介石是“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根柱石”。在陳獨秀的錯誤思想指導下，共產黨員退出了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將第一軍的軍權拱手讓給了蔣介石。
“中山艦事件”，是國民黨新右派向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進攻的一個信號，是資產階級在同無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中所採取的第一個陰謀，這個陰謀由於陳獨秀的退讓而得以實現，因而更助長了蔣介石反革命的膽子和獨霸領導權的野心。於是，1926年5月，蔣介石又在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省黨部，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人數不得超過全體執行委員的三分之一，共產黨員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加人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須全部交出；共產國際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指示以及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的指示，均須先交國共兩黨聯席會議討論通過後始能發出。總之，所有這些規定，都是為了限製和打擊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領導地位。
共產黨領導機關和國民黨左派會前毫無準備，結果在這次會議上又對蔣介石妥協讓步，“整理黨務案”被通過。於是，國民黨許多右派分子紛紛進人國民黨中央，代替共產黨員當了國民黨的部長，蔣介石乘機撈權，當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組織部長和軍人部長。即使這樣，蔣介石還不敢公開反共，他還想利用共產黨和工農的力量以及蘇聯的幫助，來竊取全國的革命果實。因此，“整理黨務案”後，蔣介石繼續採取兩麵派手法，口頭上高喊聯蘇聯共，暗中擴大自己勢力，攫取實權，以便等待時機，實現其更大的陰謀。
北伐戰爭的迅速勝利和工農運動的猛烈發展，嚴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1927年3月，北伐軍攻占南京時，在美帝國主義的組織下，美、英、法、日、意等帝國主義國家的軍艦，開炮向南京城內的北伐軍和居民進行野蠻的轟擊，死傷軍民2000多人，房屋、財產毀壞無數。在帝國主義的威脅和引誘下，國民黨右派蔣介石加強了反革命活動，指示其爪牙在贛州、南昌、九江、安慶、重慶等地，搗毀革命工會及國民黨左派所掌握的國民黨黨部，毆打和屠殺工人領袖和革命群眾。3月26日，蔣介石到達上海，進一步策劃反革命陰謀政變。
當時，在羅亦農、周恩來、趙世炎等同誌的直接領導下，上海有80萬工人團結在共產黨周圍，廣大的城市貧民和小資產階級同情和擁護工人階級，上海人民還召開了市民代表大會，組織了上海的臨時革命政府。從軍事力量上說，當時上海有武裝良好的工人糾察隊近3000人，北伐軍的廣大士兵和下級軍官也同情革命工人。顯然，在這樣情況下，黨如果能正確地領導，有應付突然事變的充分準備，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陰謀是可以粉碎的。
但是，當時占著黨中央領導地位的陳獨秀，卻採取了投降主義的政策。為了迎合蔣介石的要求，陳獨秀放棄了鞏固上海革命政權的任務，不僅不抓住有利時機擴大工人武裝，反而禁止工人糾察隊執行鎮壓反革命的任務，並且對蔣介石把同情革命的軍隊調離上海也毫無警惕。更不能容忍的是，陳獨秀竟與正在同蔣介石舉行反共秘密會談的國民黨首領汪精衛發表聯合宣言，為蔣介石的反革命陰謀活動進行辯護。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投降主義，完全解除了黨和人民群眾應付反革命事變的精神準備，幫助蔣介石實現其反革命陰謀。於是，蔣介石就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