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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分析了國內外的形勢，著重討論了黨如何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大會總結了統一戰線工作的經驗，批評了以陳獨秀為首的右傾錯誤。大會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參加民族革命運動，“是為了全民族的解放，是為了無產階級自己的利益，絕不是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 “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是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地參加、並且將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但大會對怎樣取得革命領導權，還沒有具體明確的認識。大會仍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
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以後，全國革命的群眾運動，特別是工人階級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上海和青島日本紗廠工人為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無理開除工人，逮捕、拷打工會活動分子，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先後舉行罷工，都獲得了勝利。
日本資本家殘忍槍殺顧正紅（共產黨員）等工人，這一流血事件，成為“五姍運動”的直接導火線。“五卅運動”本身雖沒有完成反對帝國主義的任務，但成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全國大革命風暴的序幕。
在全國反帝大浪潮中，影響最深、規模最大的是陳延年等領導的香港和廣州工人舉行的大罷工。省港大罷工是在黨的直接領導下，有組織、有準備的統一行動。
1925年6月23日，一部分回到廣州的香港工人和廣州工人、四郊農民、青年士兵、學生等共10萬人舉行示威遊行。遊行隊伍經過沙基街道時，遭受英、法帝國主義的武裝射擊和炮轟，當場死傷200多人，這就是“沙基慘案”。這一慘案的發生更激起了香港、廣州群眾的怒火。迄至6月29日，香港罷工工人達到25萬，並有13萬人陸續回到廣州。接著在罷工委員會總指揮陳延年的領導下，罷工工人組成20（舊多人的武裝糾察隊，厲行抵製英貨、日貨和封鎖香港的任務，使香港變成了“死港”。省港罷工堅持達16個月之久，沉重打擊了英帝國主義在華南的勢力，是世界無產階級的罷工鬥爭史上堅持時間最長、鬥爭最激烈的一次罷工，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也直接反映到了黨的內部。早在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時就表現出了右傾的陳獨秀，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對整個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方麵，和兩個兒子的認識距離越來越大。陳獨秀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很“幼稚”， “還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中國農民非常“散漫”、“保守”， “難以加人革命運動”；而資產階級的力量則“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 “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基於這種分析，形成了陳獨秀的“統帥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的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這樣，陳獨秀就完全丟掉了農民這支可靠的巨大力量，自願地放棄了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國民黨和資產階級的身上。於是，在國民黨右派日趨反動的情況下，陳獨秀便感到孤立，害怕分裂，不敢鬥爭，並認為過去對國民黨右派的鬥爭“過火”了。為了保持聯合，必須實行讓步。因此，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當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已經取得很大勝利的時候，陳獨秀又把一些已被驅逐出廣東的右派分子找回參加大會，並把他們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陳獨秀的妥協退讓，擴大了右派在國民黨內的勢力，加深了共產黨內思想的不統一，增大了延年、喬年和父親之間的政治裂痕。延年在談到父親時，曾感慨地說：“看來殊途難同歸呀！”
1925年8月20日，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在廣州不幸被國民黨右派暗殺，廣州形勢發生急劇變化。陳延年火速趕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和請示工作。可是到上海後，好幾天都找不到黨中央的處所。當蘇聯駐上海領事館通知中共中央，說陳延年已到上海時，陳獨秀和黨中央其他領導同誌又不見陳延年的影蹤，大家驚恐起來，擔心國民黨謀害他，於是派人四處查訪。
陳延年急中生智，托人在《國民日報》上登了一則小小的尋人啟事：“林木找馬道甫。”林木為陳延年在法國的化名，馬道甫是鄭超麟的化名。張伯簡見了這則啟事，便去旅館找到陳延年，然後又把陳延年送到鄭超麟的家。
在鄭超麟的帶領下，陳延年來到閘北中央秘書處見到身為總書記的父親― 陳獨秀。他倆一見麵，陳延年就用批評的口氣說：“陳獨秀同誌，黨中央遷址，也應當給我們下麵工作的同誌秘密打個招呼，不能讓‘兒子’與‘母親’失去聯繫呀？”
陳獨秀抱歉地說：“這是臨時決定的，還沒來得及告知有關同誌，請延年同誌原諒！”父子倆說話的口氣根本沒有親情存在，就像對待黨內其他同誌一樣。父子倆步人天井坐下，開門見山就談起工作，一點也看不到父子之間那種特殊關係的影子，而且，一談完工作倆人就握手告別。
延年、喬年在黨內，一直稱自己的父親為“獨秀同誌”。對於父親的錯誤，他們也以同誌式的關係提出批評或建議。喬年曾直言不諱地批評陳獨秀反對北伐：“獨秀同誌片麵主觀，反對北伐是錯誤的，缺乏對全國形勢的正確分析。”
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以後，全國革命的群眾運動，特別是工人階級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上海和青島日本紗廠工人為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無理開除工人，逮捕、拷打工會活動分子，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先後舉行罷工，都獲得了勝利。
日本資本家殘忍槍殺顧正紅（共產黨員）等工人，這一流血事件，成為“五姍運動”的直接導火線。“五卅運動”本身雖沒有完成反對帝國主義的任務，但成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全國大革命風暴的序幕。
在全國反帝大浪潮中，影響最深、規模最大的是陳延年等領導的香港和廣州工人舉行的大罷工。省港大罷工是在黨的直接領導下，有組織、有準備的統一行動。
1925年6月23日，一部分回到廣州的香港工人和廣州工人、四郊農民、青年士兵、學生等共10萬人舉行示威遊行。遊行隊伍經過沙基街道時，遭受英、法帝國主義的武裝射擊和炮轟，當場死傷200多人，這就是“沙基慘案”。這一慘案的發生更激起了香港、廣州群眾的怒火。迄至6月29日，香港罷工工人達到25萬，並有13萬人陸續回到廣州。接著在罷工委員會總指揮陳延年的領導下，罷工工人組成20（舊多人的武裝糾察隊，厲行抵製英貨、日貨和封鎖香港的任務，使香港變成了“死港”。省港罷工堅持達16個月之久，沉重打擊了英帝國主義在華南的勢力，是世界無產階級的罷工鬥爭史上堅持時間最長、鬥爭最激烈的一次罷工，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也直接反映到了黨的內部。早在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時就表現出了右傾的陳獨秀，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對整個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方麵，和兩個兒子的認識距離越來越大。陳獨秀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很“幼稚”， “還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中國農民非常“散漫”、“保守”， “難以加人革命運動”；而資產階級的力量則“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 “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基於這種分析，形成了陳獨秀的“統帥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的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這樣，陳獨秀就完全丟掉了農民這支可靠的巨大力量，自願地放棄了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國民黨和資產階級的身上。於是，在國民黨右派日趨反動的情況下，陳獨秀便感到孤立，害怕分裂，不敢鬥爭，並認為過去對國民黨右派的鬥爭“過火”了。為了保持聯合，必須實行讓步。因此，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當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已經取得很大勝利的時候，陳獨秀又把一些已被驅逐出廣東的右派分子找回參加大會，並把他們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陳獨秀的妥協退讓，擴大了右派在國民黨內的勢力，加深了共產黨內思想的不統一，增大了延年、喬年和父親之間的政治裂痕。延年在談到父親時，曾感慨地說：“看來殊途難同歸呀！”
1925年8月20日，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在廣州不幸被國民黨右派暗殺，廣州形勢發生急劇變化。陳延年火速趕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和請示工作。可是到上海後，好幾天都找不到黨中央的處所。當蘇聯駐上海領事館通知中共中央，說陳延年已到上海時，陳獨秀和黨中央其他領導同誌又不見陳延年的影蹤，大家驚恐起來，擔心國民黨謀害他，於是派人四處查訪。
陳延年急中生智，托人在《國民日報》上登了一則小小的尋人啟事：“林木找馬道甫。”林木為陳延年在法國的化名，馬道甫是鄭超麟的化名。張伯簡見了這則啟事，便去旅館找到陳延年，然後又把陳延年送到鄭超麟的家。
在鄭超麟的帶領下，陳延年來到閘北中央秘書處見到身為總書記的父親― 陳獨秀。他倆一見麵，陳延年就用批評的口氣說：“陳獨秀同誌，黨中央遷址，也應當給我們下麵工作的同誌秘密打個招呼，不能讓‘兒子’與‘母親’失去聯繫呀？”
陳獨秀抱歉地說：“這是臨時決定的，還沒來得及告知有關同誌，請延年同誌原諒！”父子倆說話的口氣根本沒有親情存在，就像對待黨內其他同誌一樣。父子倆步人天井坐下，開門見山就談起工作，一點也看不到父子之間那種特殊關係的影子，而且，一談完工作倆人就握手告別。
延年、喬年在黨內，一直稱自己的父親為“獨秀同誌”。對於父親的錯誤，他們也以同誌式的關係提出批評或建議。喬年曾直言不諱地批評陳獨秀反對北伐：“獨秀同誌片麵主觀，反對北伐是錯誤的，缺乏對全國形勢的正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