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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次，延年、喬年的祖母謝氏帶著家人到上海查看陳家在滬產業的經營情況，好不容易找到兄弟倆。祖母見他倆衣著破舊，麵黃肌瘦，生活如此艱苦，不禁心酸落淚，當即差家人給他們兄弟添置衣物，另租住處，並好言勸道：“延年、喬年，你們是陳家後代，在上海求學吃苦令祖母心痛不安，家裏拿錢供你們求學，是理所當然的事。你們別說在上海求學，就是出洋留學，家裏也供養得起。”
此時的延年、喬年，在獨立生活中已經確立了自治自立的思想。兄弟倆謝絕了祖母的好意。延年誠懇地說：“祖母大人，你老人家的心意我們領了。不過，我們遠離家門，就是要自立，自創人生。古人雲‘少年宜使苦，苦則誌定’嘛！”
老祖母雖然心酸，但聽了兄弟倆這番自創人生的話語，從內心裏感到高興。這倆孩子在外求學確實懂事多了，不貪戀家中的錢財，長大了一定能成有用之才。
陳獨秀的所謂民主，在延年、喬年兩個兒子看來，那不過是“父道尊嚴”的翻版。他們覺得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就要徹底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縛。首先在他們家裏，在他們父子之間，就有一場“革命”。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們很熱衷於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空想，也是反對馬列主義的一個流派。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一切國家，主張實現“無政府共產主義社會”；反對一切戰爭，宣揚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人道主義；反對一切組織紀律，提倡無組織無紀律的“自由契約”。他們集中力量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個人獨裁。
由於延年、喬年出生於資產階級家庭，又不滿父親的教育方法，在自主獨立生活中又經受了貧窮之苦，因而無政府主義思想很適合他們的口味，在他們的頭腦裏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中國的先進分子看到了中華民族解放的新希望，開始研究俄國革命的經驗，研究馬克思主義，重新考慮中國革命的問題。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 ，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當時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其他新思潮的社團和刊物，像雨後春筍似的日益增多。
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首先起來反對馬列主義的資產階級的代表是胡適。他是陳獨秀的朋友，1919年7月，他在《每周評論》 上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一文，否認真理的普遍性，大力散布馬列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思想。
為了批駁胡適的荒謬觀點，同年8月，李大釗發表了《 再論問題與主義》 一文。李大釗在文章中指出：研究和解決問題離不開主義，中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
“問題與主義”的論戰，實質上是關於中國是否需要革命，是否需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爭論。在這場爭論中，無政府主義者也起來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由於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眾多的國家，因而無政府主義思潮在當時青年知識分子和某些地區的工人群眾中，有著一定影響。對於這場論戰，陳獨秀的態度是鮮明的。他曾說過：“在起初各派社會主義的思想中，無政府主義是占著優勢的。馬克思主義的擁護者到處都與無政府主義的擁護者爭論著，鬥爭著，在我和兒子之間就是如此。”
1919年底，延年、喬年兩兄弟毅然離開了父親，離開了祖國，赴法國勤工儉學。他倆是通過當時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的介紹，赴法勤工儉學，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
延年、喬年到法國之初，住在巴黎凱旋門附近的伯尼街22 號，一麵工作，一麵學習，以過人的聰慧和流利的法語考人巴黎大學附屬的阿裏雍斯學校，學習文學、地理、法國文明史等。打算學完後報考巴黎大學。
不久，控製華法教育學會的無政府主義領袖李石曾、吳稚暉等，勾結法國反動當局肆意迫害勤工儉學學生，竟然宣布與勤工儉學學生脫離經濟關係，使得延年、喬年和大批勤工儉學的學生得不到資助，過上了近乎流浪的生活。
陳延年兄弟倆被迫從巴黎到裏昂一家工廠當翻砂工，拚命地幹活，一天辛苦勞動所得無幾，難以維持起碼的生活。王若飛的舅舅黃齊生先生，在法國看到中國名流的兒子如此吃苦耐勞，不由得大發感慨：“陳獨秀兩個兒子勤工儉學，過那麽苦的生活，每餐拿麵包蘸醬油吃，堪稱勤工儉學的典範。”
陳延年、陳喬年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經歷了由信仰無政府主義到信仰共產主義的曲折過程。“五四運動”前後，他們除了閱讀無政府主義書刊外，在上海上學期間，還將宣傳無政府主義的《進化》 雜誌和其他書刊送到亞東圖書館和泰東書局出售。他們雖是陳獨秀的親生兒子，但並沒有接受父親的“主義”，因此，得到無政府主義者的賞識。兄弟倆正是通過當時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李石曾、昊稚暉，獲得了華法教育會的資助，到法國勤工儉學。
法國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也是無政府主義盛行的國家。但是，無政府主義不但不能改變資本主義的腐朽性，反而越來越成為阻礙無產階級鬥爭的絆腳石。他們親身經歷的大量事實，使他們逐漸認識到無政府主義是反科學的空想。因而，從1920加年下半年起，他們開始對自己的信仰產生懷疑，轉而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特別是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無政府主義的批判，給他們以很大的啟發。
此時的延年、喬年，在獨立生活中已經確立了自治自立的思想。兄弟倆謝絕了祖母的好意。延年誠懇地說：“祖母大人，你老人家的心意我們領了。不過，我們遠離家門，就是要自立，自創人生。古人雲‘少年宜使苦，苦則誌定’嘛！”
老祖母雖然心酸，但聽了兄弟倆這番自創人生的話語，從內心裏感到高興。這倆孩子在外求學確實懂事多了，不貪戀家中的錢財，長大了一定能成有用之才。
陳獨秀的所謂民主，在延年、喬年兩個兒子看來，那不過是“父道尊嚴”的翻版。他們覺得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就要徹底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縛。首先在他們家裏，在他們父子之間，就有一場“革命”。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們很熱衷於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空想，也是反對馬列主義的一個流派。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一切國家，主張實現“無政府共產主義社會”；反對一切戰爭，宣揚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人道主義；反對一切組織紀律，提倡無組織無紀律的“自由契約”。他們集中力量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個人獨裁。
由於延年、喬年出生於資產階級家庭，又不滿父親的教育方法，在自主獨立生活中又經受了貧窮之苦，因而無政府主義思想很適合他們的口味，在他們的頭腦裏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中國的先進分子看到了中華民族解放的新希望，開始研究俄國革命的經驗，研究馬克思主義，重新考慮中國革命的問題。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 ，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當時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其他新思潮的社團和刊物，像雨後春筍似的日益增多。
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首先起來反對馬列主義的資產階級的代表是胡適。他是陳獨秀的朋友，1919年7月，他在《每周評論》 上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一文，否認真理的普遍性，大力散布馬列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思想。
為了批駁胡適的荒謬觀點，同年8月，李大釗發表了《 再論問題與主義》 一文。李大釗在文章中指出：研究和解決問題離不開主義，中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
“問題與主義”的論戰，實質上是關於中國是否需要革命，是否需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爭論。在這場爭論中，無政府主義者也起來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由於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眾多的國家，因而無政府主義思潮在當時青年知識分子和某些地區的工人群眾中，有著一定影響。對於這場論戰，陳獨秀的態度是鮮明的。他曾說過：“在起初各派社會主義的思想中，無政府主義是占著優勢的。馬克思主義的擁護者到處都與無政府主義的擁護者爭論著，鬥爭著，在我和兒子之間就是如此。”
1919年底，延年、喬年兩兄弟毅然離開了父親，離開了祖國，赴法國勤工儉學。他倆是通過當時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的介紹，赴法勤工儉學，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
延年、喬年到法國之初，住在巴黎凱旋門附近的伯尼街22 號，一麵工作，一麵學習，以過人的聰慧和流利的法語考人巴黎大學附屬的阿裏雍斯學校，學習文學、地理、法國文明史等。打算學完後報考巴黎大學。
不久，控製華法教育學會的無政府主義領袖李石曾、吳稚暉等，勾結法國反動當局肆意迫害勤工儉學學生，竟然宣布與勤工儉學學生脫離經濟關係，使得延年、喬年和大批勤工儉學的學生得不到資助，過上了近乎流浪的生活。
陳延年兄弟倆被迫從巴黎到裏昂一家工廠當翻砂工，拚命地幹活，一天辛苦勞動所得無幾，難以維持起碼的生活。王若飛的舅舅黃齊生先生，在法國看到中國名流的兒子如此吃苦耐勞，不由得大發感慨：“陳獨秀兩個兒子勤工儉學，過那麽苦的生活，每餐拿麵包蘸醬油吃，堪稱勤工儉學的典範。”
陳延年、陳喬年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經歷了由信仰無政府主義到信仰共產主義的曲折過程。“五四運動”前後，他們除了閱讀無政府主義書刊外，在上海上學期間，還將宣傳無政府主義的《進化》 雜誌和其他書刊送到亞東圖書館和泰東書局出售。他們雖是陳獨秀的親生兒子，但並沒有接受父親的“主義”，因此，得到無政府主義者的賞識。兄弟倆正是通過當時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李石曾、昊稚暉，獲得了華法教育會的資助，到法國勤工儉學。
法國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也是無政府主義盛行的國家。但是，無政府主義不但不能改變資本主義的腐朽性，反而越來越成為阻礙無產階級鬥爭的絆腳石。他們親身經歷的大量事實，使他們逐漸認識到無政府主義是反科學的空想。因而，從1920加年下半年起，他們開始對自己的信仰產生懷疑，轉而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特別是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無政府主義的批判，給他們以很大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