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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自幼懂事的士祿，每當吃肉或蛋等好吃的東西時，總要分給“姐姐”一些，“姑媽”給了銅板也要分一個給“姐姐”。“哥哥”永俊曾帶回一件毛衣給士祿，但他小小的心靈裏想著沒有毛衣穿的“姐姐”，就把這件毛衣讓給了“姐姐”。
1933年，敵人第四次“圍剿”時，地下黨再次遭到破壞。由於潮安縣縣委書記陳醒光的叛變，在陰曆7月16日早晨，突然家被國民黨兵包圍了。敵人沖了進去，將士祿與“姑媽”、“姐姐”趕出門外。這時，士祿才看清陳醒光已穿著國民黨軍裝，把他帶到對麵門口，問：“你哥哥到哪裏去了？”士祿說：“過番去了（即到南洋去了）。”陳醒光說：“你老實告訴我，他的槍放在什麽地方？”士祿說：“什麽槍？我不知道有槍！”陳醒光又問：“你認識我嗎？”士祿搖搖頭：“不認識。”陳醒光冷笑一聲說：“我可認識你，你是彭湃的兒子。”就這樣，士祿與“姑媽”被敵人抓走了。到達潮安後，敵人將他們關進了監獄。因士祿年齡小，便和“姑媽”一起被關進女牢中。在女牢裏，士祿見到了那位“山頂阿媽”。他沒有想到，兩位“媽媽”都是為了他來坐牢的。
女牢對麵是一長排男牢房，中間有塊小空地。男女牢相對可以打手勢，傳遞消息。女牢裏有個大姐，常坐在門口，跟男牢的人打手勢，還常教士祿唱紅軍歌，講紅軍英勇鬥爭、不怕犧牲的故事。還講紅旗、紅色意味著革命鬥爭的烈火、人民群眾赤誠的心、鮮紅的熱血、永不熄滅的火種等革命道理！男、女牢的獄友們很關心烈士遺孤，見士祿衣衫破爛，便自動募捐給士祿做了一身鮮紅大格子衣服穿，使士祿幼小的心靈裏就銘刻了紅色。
兇殘的國民黨反動派，對“姑媽”和士祿進行了殘酷的審訊：
“你叫什麽名字？”
“陳士祿。”
“她是誰？”
“我姑媽。”敵人又指著士祿問姑媽：
“他是誰？”
“我的侄子陳士祿。”
“不對，他姓彭，是彭湃的兒子，你必須承認！”姑媽瞅著問話人的臉，從容地回答：
“我根本不知道什麽彭湃，更不曉得彭湃的兒子，我隻知道他是我的侄子陳士祿。”
敵人殘酷地對“姑媽”施以各種酷刑，鞭打、灌辣椒水。但堅強的“姑媽”，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國農村婦女，為了保護革命烈士的後代，忍受著各種酷刑卻始終未承認士祿是彭湃的兒子。
有一天，突然敵人又來帶士祿。“姑媽”見隻押士祿一人走，也不知要去哪裏？是凶是吉難以料定。她便抱著士祿痛哭起來，難友們也忍不住落下淚來。當國民黨的大兵押著一個又矮又瘦被捆綁的孩子走向火車站時，沿路行人都感到奇怪，這麽小的孩子能有什麽罪？還五花大綁著，真是看在眼裏，恨在心裏。就這樣，士祿被押上火車，把他拉到了汕頭。
到汕頭後，士祿被關進警備司令部，這裏麵關著許多十七八歲的青年。那時已接近冬天，士祿身上生了疥瘡，疼癢難忍。他把許多地方都抓破了，渾身流著黃水……不久他又被轉到海邊的石炮台監獄裏。這裏也關著幾十個紅軍小孩，有男、有女，最小的還是士祿。由於他滿身疥瘡，天又冷，隻得整天披著一條爛麻袋，睡在地上。
有一天，管獄人來叫士祿出去，給照了個全身像。他們問：“你叫什麽名字？”士祿還是一口咬定姓陳，叫陳士祿。這次拍的照片，在當時反動派的《南山剿匪記》中刊登出來，《廣州民國日報》也轉載了，旁邊還有“共匪彭湃之子被我九師捕獲”等文字。
在石炮台牢裏，生活很苦，飯裏夾砂子，菜裏有蟲子，又沒有油。故餓死、病死很多人，人死了便被扔到海裏去。
過了幾個月，士祿又隨石炮台裏幾百個難友被押上輪船，載到廣州“感化院”。一個七八歲的孩子，離開了“姑媽”的照顧，怎麽能經受住這種折磨，他終於病倒了。瘦弱的病體站不起來，隻能在地上爬行。在這危難時刻，他結識了一個十六七歲的紅軍號兵哥哥。哥哥在他痛苦時給他講了許多紅軍的故事，並告訴了他七叔彭述在大南山犧牲的情況。
在“感化院”住了一年後，1935年秋天，他們被拉到汕頭集體釋放了。虧他曾來過汕頭，還有點印象，便尋路走回金砂鄉被捕前的“姑媽”家。
回到家裏，“姐姐”不見了，“姑媽”還未出獄，隻有永俊哥的嬸母在討飯過日子。她見士祿回來，真是又歡喜，又發愁？用什麽來養活孩子呢？可在這個地方，她是孩子惟一認識的親人了。懂事的士祿，看到“嬸母”如此困苦，立即將忍飢挨餓省下的兩元遣散費交給她，就跟著“嬸母”討飯度日。這樣過了些日子，“嬸母”不忍心合讓孩子長期過乞丐生活，便帶他去投靠同鄉姓蔡的“大姐夫”。
“大姐夫”是打石頭的，生活也非常艱難。士祿就每天上山打柴草，山坡上沙粗石尖費鞋，他就光著腳板攀上爬下，磨鍊得腳繭很厚。晚上他還幫助繡花設法維持生活。就這樣，在“大姐夫”家住了不到一年。1936年夏天，鄉公所突然來了幾個兵，又把士祿抓走了，關進了潮安監獄的男牢。
1933年，敵人第四次“圍剿”時，地下黨再次遭到破壞。由於潮安縣縣委書記陳醒光的叛變，在陰曆7月16日早晨，突然家被國民黨兵包圍了。敵人沖了進去，將士祿與“姑媽”、“姐姐”趕出門外。這時，士祿才看清陳醒光已穿著國民黨軍裝，把他帶到對麵門口，問：“你哥哥到哪裏去了？”士祿說：“過番去了（即到南洋去了）。”陳醒光說：“你老實告訴我，他的槍放在什麽地方？”士祿說：“什麽槍？我不知道有槍！”陳醒光又問：“你認識我嗎？”士祿搖搖頭：“不認識。”陳醒光冷笑一聲說：“我可認識你，你是彭湃的兒子。”就這樣，士祿與“姑媽”被敵人抓走了。到達潮安後，敵人將他們關進了監獄。因士祿年齡小，便和“姑媽”一起被關進女牢中。在女牢裏，士祿見到了那位“山頂阿媽”。他沒有想到，兩位“媽媽”都是為了他來坐牢的。
女牢對麵是一長排男牢房，中間有塊小空地。男女牢相對可以打手勢，傳遞消息。女牢裏有個大姐，常坐在門口，跟男牢的人打手勢，還常教士祿唱紅軍歌，講紅軍英勇鬥爭、不怕犧牲的故事。還講紅旗、紅色意味著革命鬥爭的烈火、人民群眾赤誠的心、鮮紅的熱血、永不熄滅的火種等革命道理！男、女牢的獄友們很關心烈士遺孤，見士祿衣衫破爛，便自動募捐給士祿做了一身鮮紅大格子衣服穿，使士祿幼小的心靈裏就銘刻了紅色。
兇殘的國民黨反動派，對“姑媽”和士祿進行了殘酷的審訊：
“你叫什麽名字？”
“陳士祿。”
“她是誰？”
“我姑媽。”敵人又指著士祿問姑媽：
“他是誰？”
“我的侄子陳士祿。”
“不對，他姓彭，是彭湃的兒子，你必須承認！”姑媽瞅著問話人的臉，從容地回答：
“我根本不知道什麽彭湃，更不曉得彭湃的兒子，我隻知道他是我的侄子陳士祿。”
敵人殘酷地對“姑媽”施以各種酷刑，鞭打、灌辣椒水。但堅強的“姑媽”，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國農村婦女，為了保護革命烈士的後代，忍受著各種酷刑卻始終未承認士祿是彭湃的兒子。
有一天，突然敵人又來帶士祿。“姑媽”見隻押士祿一人走，也不知要去哪裏？是凶是吉難以料定。她便抱著士祿痛哭起來，難友們也忍不住落下淚來。當國民黨的大兵押著一個又矮又瘦被捆綁的孩子走向火車站時，沿路行人都感到奇怪，這麽小的孩子能有什麽罪？還五花大綁著，真是看在眼裏，恨在心裏。就這樣，士祿被押上火車，把他拉到了汕頭。
到汕頭後，士祿被關進警備司令部，這裏麵關著許多十七八歲的青年。那時已接近冬天，士祿身上生了疥瘡，疼癢難忍。他把許多地方都抓破了，渾身流著黃水……不久他又被轉到海邊的石炮台監獄裏。這裏也關著幾十個紅軍小孩，有男、有女，最小的還是士祿。由於他滿身疥瘡，天又冷，隻得整天披著一條爛麻袋，睡在地上。
有一天，管獄人來叫士祿出去，給照了個全身像。他們問：“你叫什麽名字？”士祿還是一口咬定姓陳，叫陳士祿。這次拍的照片，在當時反動派的《南山剿匪記》中刊登出來，《廣州民國日報》也轉載了，旁邊還有“共匪彭湃之子被我九師捕獲”等文字。
在石炮台牢裏，生活很苦，飯裏夾砂子，菜裏有蟲子，又沒有油。故餓死、病死很多人，人死了便被扔到海裏去。
過了幾個月，士祿又隨石炮台裏幾百個難友被押上輪船，載到廣州“感化院”。一個七八歲的孩子，離開了“姑媽”的照顧，怎麽能經受住這種折磨，他終於病倒了。瘦弱的病體站不起來，隻能在地上爬行。在這危難時刻，他結識了一個十六七歲的紅軍號兵哥哥。哥哥在他痛苦時給他講了許多紅軍的故事，並告訴了他七叔彭述在大南山犧牲的情況。
在“感化院”住了一年後，1935年秋天，他們被拉到汕頭集體釋放了。虧他曾來過汕頭，還有點印象，便尋路走回金砂鄉被捕前的“姑媽”家。
回到家裏，“姐姐”不見了，“姑媽”還未出獄，隻有永俊哥的嬸母在討飯過日子。她見士祿回來，真是又歡喜，又發愁？用什麽來養活孩子呢？可在這個地方，她是孩子惟一認識的親人了。懂事的士祿，看到“嬸母”如此困苦，立即將忍飢挨餓省下的兩元遣散費交給她，就跟著“嬸母”討飯度日。這樣過了些日子，“嬸母”不忍心合讓孩子長期過乞丐生活，便帶他去投靠同鄉姓蔡的“大姐夫”。
“大姐夫”是打石頭的，生活也非常艱難。士祿就每天上山打柴草，山坡上沙粗石尖費鞋，他就光著腳板攀上爬下，磨鍊得腳繭很厚。晚上他還幫助繡花設法維持生活。就這樣，在“大姐夫”家住了不到一年。1936年夏天，鄉公所突然來了幾個兵，又把士祿抓走了，關進了潮安監獄的男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