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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新疆時，他們把我們關起來，我們都被關怕了……”新軍還有些心有餘悸地說。
“好孩子，別說了，醜媽媽知道你們都吃了苦。那是敵人的迫害。這裏不一樣，每一位阿姨、叔叔都把你們當成自己的親生孩子一樣，你們有什麽要求都可以和他們談，但不能不吃飯，隻有按時吃飯，才能長壯身體，將來去打那些殺害你們父母的敵人。”醜媽媽邊說邊親切地握著安安的手。
“醜媽媽，我們懂了，我們回去吃飯。”安安說。
“好啊，醜媽媽就知道你們懂事，走，咱們一塊回去。”醜子岡高興地拍了拍三個孩子的肩膀。
當他們重新回到隔離室的窯洞時，孩子們都在焦急地等候著。
“走，吃飯去。”三位代表同時說。還真有號召力，全體孩子都乖乖地跟著他們去吃飯了。
看著孩子們狼吞虎咽的樣子，醜子岡又是高興，又是難過。高興的是孩子們的絕食很順利地解決了；難過的是他們幼小心靈深處受到的傷害，是在短時間內難以平復的。
從新疆回來的孩子們，經過一段時間的隔離，按年齡大小都被分到洛杉磯託兒所的各個班裏，該上學的孩子送進了小學……
第二篇 “特權階層”——與人民群眾無法割裂的一代
第17章 幾十位父母的——彭士祿
彭士祿的父親彭湃、母親蔡素屏犧牲後，在潮安一帶，年紀不到4歲的士祿，先後就有二十多位素不相識的“爸爸”、“媽媽”捨命保護、餵養過他。
彭士祿生於1925年11月15日。當他還未滿3歲時，他的媽媽就被反動派殺害了。他的奶媽王蟬是一個普通的農家婦女，為了保護烈士後代，就將士祿帶回自己的農村家鄉餵養。為了避免敵人追捕，他讓士祿叫她“媽媽”。他們相依為命，苦熬不到一年，1929年8月30日，士祿的父親彭湃又英勇就義了。
未滿4歲的士祿，便成了失去雙親的孤兒。敵人為了斬草除根。到處搜捕彭士祿——當時小士祿名叫士祿。
黨中央十分關懷彭湃烈士的親屬。周恩來同誌派人將流落澳門街頭的士祿的祖母接到上海。黨領導下的中華全國人道互濟會與上海市人道互濟會還印發了《緊急啟事》，發動募捐，資助烈士的親屬、遺孤。海豐縣人民為了使烈士後代不再遭受國民黨的捕殺，悄悄地把士祿從一家轉移到另一家。
1930年，士祿的七嬸把他從海豐接到了香港。士祿在此住了一個月後，他祖母為了不給組織上添麻煩，又將士祿接出來，讓他與七嬸的兒子錫明生活在一起。他們這一老二小從早到晚忙著糊火柴盒，豁膠鞋，幫工，掙得幾個銅板來餬口。後來，黨組織決定讓士祿的七叔彭述同誌把士祿先送到潮安一帶，待有機會時再轉送中央蘇區——江西瑞金去。
1931年，士祿隨七叔先到汕頭，然後又到潮安。因為當時反動政府經常以“查戶口”為名搜捕共產黨人，士祿在這家隻住了一個星期，又轉到另外一家去了。就這樣，短短幾個月裏，士祿剛熟悉了一家又轉到另一家。一連轉移了10多家。不論到哪家，他都叫人家“爸爸”、“媽媽”、“哥哥”、“姐姐”。所以，在潮安一帶，士祿有20多位“爸爸”、“媽媽”。
後來，他又被轉到山裏的一個村莊。這戶人家隻有一個中年婦女，住在山上。這位“山頂阿媽”家裏沒有其他人，士祿隻有自己玩，還幫“阿媽”拾草做柴燒。在這位“山頂阿媽”家住了幾個月後，來了一個人——他就是後來士祿跟隨的潘舜貞姑媽的兒子陳永俊，又把士祿領到金砂鄉一個姓楊的漁民家裏。士祿稱漁民為“父親”，稱漁民的兒子為“哥哥”。
1933年的一天，楊家來了一高一矮兩個人。他們給士祿帶去一些衣服，並告訴士祿，要帶他到蘇區去。
當小船沿韓江北上時，岸上的國民黨哨兵招船靠岸檢查。兩位“客人”在下水推船之前，特地又囑咐士祿要記住交代他的話。船接受檢查時，國民黨哨兵在船艙夾縫的灰泥裏挖出一個紙條之後，就把兩位“客人”和“父親”、“哥哥”都抓走了。船裏隻剩下士祿一人，他哭著喊：“爸爸”、“哥哥”，沒有一點回音。從上午10時左右直等到下午4點多，“父親”、“哥哥”才被放回來。兩位“客人”不知去向。後來彭士祿到延安後才聽古大存同誌講，那兩位“客人”是東江特委負責人，不幸遭敵逮捕，在梅縣壯烈犧牲。那個漁民船夫叫楊嘉清，後來在戰鬥中犧牲了。他的兒子叫楊阿孫。
船夫——“父親”隻得把士祿帶回金砂鄉。住到了陳永俊家裏。陳當時為潮（州）、澄（海）、揭（陽）邊縣委上莆區委委員。他母親叫潘舜貞，士祿認潘舜貞做“姑媽”。陳永俊經常在外，每月回去一兩次，並且都是晚上回去。每次回去敲門都用暗號。實際上他家是黨的地下交通聯絡站。“姑媽”對黨、對紅軍有深厚的感情。
“姑媽”還有一個女兒，士祿叫她“姐姐”。“哥哥”對他特別好，而且教他念書、識字，這是他讀書的開始。當時家裏生活很苦，士祿便跟“姐姐”學繡花、趕鵝、拾柴。“姑媽”很喜歡這個懂事、勤勞的孩子。家裏難得有個雞蛋、鵝蛋等一點好吃的，她總是不給自己的女兒吃而給士祿吃。過年過節有鵝肉時，她讓士祿吃肉，讓自己女兒啃骨頭。逢鄉裏唱戲，還給士祿幾個銅板，讓他去看戲。
“好孩子，別說了，醜媽媽知道你們都吃了苦。那是敵人的迫害。這裏不一樣，每一位阿姨、叔叔都把你們當成自己的親生孩子一樣，你們有什麽要求都可以和他們談，但不能不吃飯，隻有按時吃飯，才能長壯身體，將來去打那些殺害你們父母的敵人。”醜媽媽邊說邊親切地握著安安的手。
“醜媽媽，我們懂了，我們回去吃飯。”安安說。
“好啊，醜媽媽就知道你們懂事，走，咱們一塊回去。”醜子岡高興地拍了拍三個孩子的肩膀。
當他們重新回到隔離室的窯洞時，孩子們都在焦急地等候著。
“走，吃飯去。”三位代表同時說。還真有號召力，全體孩子都乖乖地跟著他們去吃飯了。
看著孩子們狼吞虎咽的樣子，醜子岡又是高興，又是難過。高興的是孩子們的絕食很順利地解決了；難過的是他們幼小心靈深處受到的傷害，是在短時間內難以平復的。
從新疆回來的孩子們，經過一段時間的隔離，按年齡大小都被分到洛杉磯託兒所的各個班裏，該上學的孩子送進了小學……
第二篇 “特權階層”——與人民群眾無法割裂的一代
第17章 幾十位父母的——彭士祿
彭士祿的父親彭湃、母親蔡素屏犧牲後，在潮安一帶，年紀不到4歲的士祿，先後就有二十多位素不相識的“爸爸”、“媽媽”捨命保護、餵養過他。
彭士祿生於1925年11月15日。當他還未滿3歲時，他的媽媽就被反動派殺害了。他的奶媽王蟬是一個普通的農家婦女，為了保護烈士後代，就將士祿帶回自己的農村家鄉餵養。為了避免敵人追捕，他讓士祿叫她“媽媽”。他們相依為命，苦熬不到一年，1929年8月30日，士祿的父親彭湃又英勇就義了。
未滿4歲的士祿，便成了失去雙親的孤兒。敵人為了斬草除根。到處搜捕彭士祿——當時小士祿名叫士祿。
黨中央十分關懷彭湃烈士的親屬。周恩來同誌派人將流落澳門街頭的士祿的祖母接到上海。黨領導下的中華全國人道互濟會與上海市人道互濟會還印發了《緊急啟事》，發動募捐，資助烈士的親屬、遺孤。海豐縣人民為了使烈士後代不再遭受國民黨的捕殺，悄悄地把士祿從一家轉移到另一家。
1930年，士祿的七嬸把他從海豐接到了香港。士祿在此住了一個月後，他祖母為了不給組織上添麻煩，又將士祿接出來，讓他與七嬸的兒子錫明生活在一起。他們這一老二小從早到晚忙著糊火柴盒，豁膠鞋，幫工，掙得幾個銅板來餬口。後來，黨組織決定讓士祿的七叔彭述同誌把士祿先送到潮安一帶，待有機會時再轉送中央蘇區——江西瑞金去。
1931年，士祿隨七叔先到汕頭，然後又到潮安。因為當時反動政府經常以“查戶口”為名搜捕共產黨人，士祿在這家隻住了一個星期，又轉到另外一家去了。就這樣，短短幾個月裏，士祿剛熟悉了一家又轉到另一家。一連轉移了10多家。不論到哪家，他都叫人家“爸爸”、“媽媽”、“哥哥”、“姐姐”。所以，在潮安一帶，士祿有20多位“爸爸”、“媽媽”。
後來，他又被轉到山裏的一個村莊。這戶人家隻有一個中年婦女，住在山上。這位“山頂阿媽”家裏沒有其他人，士祿隻有自己玩，還幫“阿媽”拾草做柴燒。在這位“山頂阿媽”家住了幾個月後，來了一個人——他就是後來士祿跟隨的潘舜貞姑媽的兒子陳永俊，又把士祿領到金砂鄉一個姓楊的漁民家裏。士祿稱漁民為“父親”，稱漁民的兒子為“哥哥”。
1933年的一天，楊家來了一高一矮兩個人。他們給士祿帶去一些衣服，並告訴士祿，要帶他到蘇區去。
當小船沿韓江北上時，岸上的國民黨哨兵招船靠岸檢查。兩位“客人”在下水推船之前，特地又囑咐士祿要記住交代他的話。船接受檢查時，國民黨哨兵在船艙夾縫的灰泥裏挖出一個紙條之後，就把兩位“客人”和“父親”、“哥哥”都抓走了。船裏隻剩下士祿一人，他哭著喊：“爸爸”、“哥哥”，沒有一點回音。從上午10時左右直等到下午4點多，“父親”、“哥哥”才被放回來。兩位“客人”不知去向。後來彭士祿到延安後才聽古大存同誌講，那兩位“客人”是東江特委負責人，不幸遭敵逮捕，在梅縣壯烈犧牲。那個漁民船夫叫楊嘉清，後來在戰鬥中犧牲了。他的兒子叫楊阿孫。
船夫——“父親”隻得把士祿帶回金砂鄉。住到了陳永俊家裏。陳當時為潮（州）、澄（海）、揭（陽）邊縣委上莆區委委員。他母親叫潘舜貞，士祿認潘舜貞做“姑媽”。陳永俊經常在外，每月回去一兩次，並且都是晚上回去。每次回去敲門都用暗號。實際上他家是黨的地下交通聯絡站。“姑媽”對黨、對紅軍有深厚的感情。
“姑媽”還有一個女兒，士祿叫她“姐姐”。“哥哥”對他特別好，而且教他念書、識字，這是他讀書的開始。當時家裏生活很苦，士祿便跟“姐姐”學繡花、趕鵝、拾柴。“姑媽”很喜歡這個懂事、勤勞的孩子。家裏難得有個雞蛋、鵝蛋等一點好吃的，她總是不給自己的女兒吃而給士祿吃。過年過節有鵝肉時，她讓士祿吃肉，讓自己女兒啃骨頭。逢鄉裏唱戲，還給士祿幾個銅板，讓他去看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