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8月1日,宋慶齡、毛澤東等22人,以國民黨中央委員名義發表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蔣汪集團皆已成為新軍閥之工具,曲解三民主義,毀棄三大政策,為總理之罪人,國民革命之罪人;號召革命人民繼續為反對帝國主義和解決土地問題而奮鬥。就在這一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舉行了南昌起義,當時宋慶齡雖未在南昌,但是由周恩來等25人組成的革命委員會,仍推選她為委員會7人主席團的成員。


    為了尋求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宋慶齡於同年8月中旬離開上海出國,代表長逝的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群眾赴莫斯科訪問。行前,又一次發表聲明,闡明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表示對孫中山革命主張不變的忠誠。她在蘇聯訪問期間,連續發表《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對塔斯社發表的聲明》和《青年與革命》等一係列的宣言、聲明與論文,表示要繼續與中國新軍閥作堅決鬥爭,努力實現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


    幾乎與此同時,從中國傳來了痛苦的家庭消息:她的妹妹宋美齡要和蔣介石結婚了。宋慶齡不能寬恕妹妹,因為她讓宋家的名字跟蔣介石連在一起。這樁婚事特別使她難以忍受的是,這意味著她的家庭有意選擇了與宋慶齡決裂的道路,並為蔣介石披上了一層孫中山合法繼承人的偽裝。


    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不久,就同俄國斷絕了一切關係,並將蘇聯駐廣州的外交官驅逐了。宋慶齡為此專門給蔣介石發了一個電報:“餘正擬由俄返國,適聞先生提議與俄絕交,驅逐蘇俄領事,此舉如果實行,非惟自殺,實使黨國孤立無援,後世歷史上將以君等為誤黨誤國之罪人!望君等靜心三思,否則餘因不得已,隻得暫留此間,以表達反對此種無道義之自殺政策。”


    此後,她參與了一係列國際性的反對帝國主義和保衛和平的活動。1927年12月在比利時和1929年8月在德國召開的兩次國際反帝國主義同盟大會上,宋慶齡都被選為大會的名譽主席。其後,她又成為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主要領導人之一。羅蘭後來評價宋慶齡時說:“你認為我們卓越的宋慶齡隻是一枝香溢全球的美麗鮮花嗎?不,不!她是一頭要衝破天羅地網的雄獅。”


    1929年4月,為參加在南京舉行的孫中山國葬儀式,蔣介石派宋慶齡的弟弟宋子良去柏林迎接宋慶齡回國。宋慶齡從大局出發,同意回國參加葬禮,但同時發表了聲明:


    “為了避免任何可能產生的誤解,我不得不重申我將信守本人1927年7月14日在武漢發表的聲明……我參加國葬,絕不意味我不直接或間接參與國民黨工作的決定有任何改變或已撤銷,隻要國民黨的領導仍反對孫中山的基本政策……


    孫中山的安靈儀式在6月一個揮汗如雨的悶熱日子裏舉行,蔣介石有意藉此大做文章。宋慶齡沒有同她的家人和國民黨的頭目在一起,獨自登上通向陵墓的數百個石階。她堅持採取這一中國式的象徵手法。參加完安靈儀式,她義無反顧地回到上海。她終於完成了幾乎難以完成的一件大事,既向孫中山的遺體告別,使人們看到她才是孫中山的遺訓繼承人,又表現了拒絕與蔣介石合作的態度。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麵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宋慶齡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痛心疾首,發表了《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的文章,無情地揭露蔣介石政權的本性及它在民族危亡之際所進行的投降主義活動。她大聲疾呼:“我不忍見孫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國民黨軍閥、政客所毀壞。”“我更不忍見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的中國,因國民黨背棄自己的主義而亡於帝國主義。”


    1932年1月,日軍進攻上海。國民黨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宋慶齡高度評價這一反帝愛國行動,她指出“十九路軍為國抗戰之英勇,實為真正之民眾武力”,他們“不僅為軍隊之模範,實為革命之武力與反帝國主義之先鋒”。她表示要盡最大努力參加抗日戰爭,隨即與楊銼、何香凝等積極籌劃救濟工作,創辦了一所設有300張床位的“國民傷兵醫院”,並親自擔任理事,主管醫院事務,。經常親臨病房慰問抗日將士,鼓舞士氣。


    國民黨反動派用白色恐怖手段殘酷鎮壓革命運動,他們先處死鄧演達,又殺害6位中國青年作家,這一切使宋慶齡感到非常悲痛。事後不久,埃德加。斯諾同宋慶齡談到這起屠殺,她痛苦地說:“那就是我們的基督徒委員長―活埋我們最優秀的青年人。”


    1932年年末,宋慶齡聯合一批傑出的中國文人,包括魯迅、蔡元培、楊銼等,創辦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同盟成立時,宋慶齡激昂地講:“民權保障同盟,還必須對另一個可怕的罪惡進行毫不妥協的戰鬥,那就是殘害政治犯的製度,這種製度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她一麵大聲疾呼,揭露和抨擊國民黨法西斯統治;一麵用她的崇高威望和地位,通過廣泛的社會聯繫,千方百計地支援、掩護和營救許多被迫害的同誌,為革命事業做出了獨特的重大貢獻。


    1934年4月,她與何香凝等1779人聯名發表《中華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提出“立刻停止屠殺中國同胞的戰爭,一切陸海空軍立即開赴前線對日作戰”的主張,要求發動抗日救國的民族自衛戰爭。這一號召得到全國廣大群眾和海外僑胞的熱烈響應,不久公開簽名贊成者達10萬人。宋慶齡親自函約國際主義戰士馬海德到寓所晤談,並促成斯諾和馬海德的陝北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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