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頁
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24年11月，孫中山為了全國的和平統一和經濟建設，決定接受馮玉祥等的邀請北上，宋慶齡也毅然隨行。誰知這竟是他們最後的旅行。他們途經日本，宋慶齡在橫濱作了一次關於婦女解放問題的演說。12月4日，宋慶齡陪同孫中山抵達天津。由於長期的艱苦鬥爭，超負荷的勞累，使孫中山積勞成疾，到天津時他已病得難以支撐。
1925年1月27日。在籌備中的談判開始之前，孫中山在北京不得不住進了醫院，宋慶齡在病榻前日夜護理。
在孫中山臨終的前一天，他向宋慶齡口述了兩個文件：一個是政治遺囑，號召他的追隨者堅決執行國民黨新的激進政策。另一個是要求宋慶齡代替他訪問莫斯科，以實現其未遂的願望。最後他在遺囑中又加上一個附錄，簡單地聲明說：“餘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箱、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與世長辭。宋慶齡強忍著巨大的悲痛，向國內外介紹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遺囑。
孫中山逝世後，許多人認為，而且也希望宋慶齡能悄然退居幕後。然而，在比俄國困難得多的處境下，宋慶齡很快發揮出遠比列寧遺婿克魯普斯卡婭更為顯著的作用。
這年4月，她回到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她對英、日帝國主義的暴行表示出極大憤慨，熱情地讚頌群眾的愛國反帝鬥爭。她指出，“凡中國國民皆當負此救國責任”，這也就是孫中山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6月，又著文讚揚當時全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是“誌先生之誌，行先生之行”。8月，反動分子在廣州殺害了孫中山的親密戰友廖仲愷，她聞訊後極感悲痛和憤慨，囑告革命黨人必須“勉承先誌，竭力推行”。
1926年1月，宋慶齡從上海來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她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在這次代表大會的核心機構裏，左派和中間偏左的人士占了壓倒多數，一些右派國民黨官員被清除。宋慶齡在大會上發表了演說，對國民黨內違背孫中山遺訓的右派集團嚴加譴責，號召革命黨人緊密合作，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實現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她的原則立場，贏得了與會代表的尊敬，她以多數票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國民黨的右派並不甘心，他們選擇蔣介石為他們的頭領，極力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對國共合作，反對堅持革命的國民黨左派，攻擊共產黨人，叫囂“清黨”。在廣東地區的國民黨右派，5月間就大造革命政府“赤化”、“共產”的謠言，與帝國主義者策劃“驅逐廣州及廣東的布爾什維克”。宋慶齡、何香凝與柳亞子等堅決抨擊了蔣介石的反共陰謀。
同年7月，國民革命軍從廣州出師北伐，很快消滅了長江以南的軍閥勢力，掀起了全國的革命新高潮。宋慶齡11月與國民政府先遣人員陳友仁、鮑羅廷等隨北伐軍到達武漢後，由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領袖組成“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作為遷都前的臨時黨政最高權力機關。旋即在當地為婦女創立了第一個政治訓練班，動員婦女參加國民革命；又同何香凝組織紅十字會，發動慰向傷兵運動和策劃戰時救濟工作；還經常出席民眾大會，宣傳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有力地配合了北伐革命戰爭。
正當革命迅猛向前發展的時候，蔣介石加緊了策劃篡奪革命領導權的反革命活動。宋慶齡嚴正地斥責了蔣介石的叛變行為。
年3月間，在漢口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經過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吳玉章、林祖涵等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的努力，通過了 堅持國共合作的革命原則和限製蔣介石權力的決定，並在會後發表了對全體國民黨員的訓令和對全國人民的宣言，重申國民革命的方針是扶助農工運動，徹底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在這次大會上，宋慶齡被選為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
1927年4月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共政變，隨後蔣汪合流，把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淹沒在血泊之中。宋慶齡對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罪行無比憤慨。她和國民黨左派人士以及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董必武、惲代英、林祖涵等，聯名發表了《討蔣通電》，痛斥蔣介石是“叛徒”“敗類”“民眾之孟賊”，聲討其另立中央、反共反人民的叛逆罪行。
7月14日，宋慶齡又公開發表談話譴責國民黨右派。她說：“我認為現在我必須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身份來說明，我們目前有必要做明確的解釋：本黨若幹執行委員對孫中山的原則和政策所做的解釋，在我看來，違背了孫中山的意思和理想。因此，對於本黨新政策的執行，我將不再參加。”
“……現在，我認為我們背棄了孫中山領導群眾和加強群眾的政策，因此，我隻有暫時引退以待更賢明的政策出現。我對革命並沒有灰心，使我失望的，隻是有些領導過革命的人已經走上了歧途。”
宋慶齡還建議政府中的革命力量應該去廣州鞏固陣地。但是，其他領導人發生了動搖，隻有一些共產黨人及時帶領他們的部隊南下。鮑羅廷對宋慶齡欽佩不已，稱她是“整個國民黨左派中惟一的男子漢”。
1925年1月27日。在籌備中的談判開始之前，孫中山在北京不得不住進了醫院，宋慶齡在病榻前日夜護理。
在孫中山臨終的前一天，他向宋慶齡口述了兩個文件：一個是政治遺囑，號召他的追隨者堅決執行國民黨新的激進政策。另一個是要求宋慶齡代替他訪問莫斯科，以實現其未遂的願望。最後他在遺囑中又加上一個附錄，簡單地聲明說：“餘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箱、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與世長辭。宋慶齡強忍著巨大的悲痛，向國內外介紹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遺囑。
孫中山逝世後，許多人認為，而且也希望宋慶齡能悄然退居幕後。然而，在比俄國困難得多的處境下，宋慶齡很快發揮出遠比列寧遺婿克魯普斯卡婭更為顯著的作用。
這年4月，她回到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她對英、日帝國主義的暴行表示出極大憤慨，熱情地讚頌群眾的愛國反帝鬥爭。她指出，“凡中國國民皆當負此救國責任”，這也就是孫中山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6月，又著文讚揚當時全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是“誌先生之誌，行先生之行”。8月，反動分子在廣州殺害了孫中山的親密戰友廖仲愷，她聞訊後極感悲痛和憤慨，囑告革命黨人必須“勉承先誌，竭力推行”。
1926年1月，宋慶齡從上海來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她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在這次代表大會的核心機構裏，左派和中間偏左的人士占了壓倒多數，一些右派國民黨官員被清除。宋慶齡在大會上發表了演說，對國民黨內違背孫中山遺訓的右派集團嚴加譴責，號召革命黨人緊密合作，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實現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她的原則立場，贏得了與會代表的尊敬，她以多數票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國民黨的右派並不甘心，他們選擇蔣介石為他們的頭領，極力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對國共合作，反對堅持革命的國民黨左派，攻擊共產黨人，叫囂“清黨”。在廣東地區的國民黨右派，5月間就大造革命政府“赤化”、“共產”的謠言，與帝國主義者策劃“驅逐廣州及廣東的布爾什維克”。宋慶齡、何香凝與柳亞子等堅決抨擊了蔣介石的反共陰謀。
同年7月，國民革命軍從廣州出師北伐，很快消滅了長江以南的軍閥勢力，掀起了全國的革命新高潮。宋慶齡11月與國民政府先遣人員陳友仁、鮑羅廷等隨北伐軍到達武漢後，由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領袖組成“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作為遷都前的臨時黨政最高權力機關。旋即在當地為婦女創立了第一個政治訓練班，動員婦女參加國民革命；又同何香凝組織紅十字會，發動慰向傷兵運動和策劃戰時救濟工作；還經常出席民眾大會，宣傳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有力地配合了北伐革命戰爭。
正當革命迅猛向前發展的時候，蔣介石加緊了策劃篡奪革命領導權的反革命活動。宋慶齡嚴正地斥責了蔣介石的叛變行為。
年3月間，在漢口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經過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吳玉章、林祖涵等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的努力，通過了 堅持國共合作的革命原則和限製蔣介石權力的決定，並在會後發表了對全體國民黨員的訓令和對全國人民的宣言，重申國民革命的方針是扶助農工運動，徹底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在這次大會上，宋慶齡被選為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
1927年4月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共政變，隨後蔣汪合流，把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淹沒在血泊之中。宋慶齡對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罪行無比憤慨。她和國民黨左派人士以及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董必武、惲代英、林祖涵等，聯名發表了《討蔣通電》，痛斥蔣介石是“叛徒”“敗類”“民眾之孟賊”，聲討其另立中央、反共反人民的叛逆罪行。
7月14日，宋慶齡又公開發表談話譴責國民黨右派。她說：“我認為現在我必須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身份來說明，我們目前有必要做明確的解釋：本黨若幹執行委員對孫中山的原則和政策所做的解釋，在我看來，違背了孫中山的意思和理想。因此，對於本黨新政策的執行，我將不再參加。”
“……現在，我認為我們背棄了孫中山領導群眾和加強群眾的政策，因此，我隻有暫時引退以待更賢明的政策出現。我對革命並沒有灰心，使我失望的，隻是有些領導過革命的人已經走上了歧途。”
宋慶齡還建議政府中的革命力量應該去廣州鞏固陣地。但是，其他領導人發生了動搖，隻有一些共產黨人及時帶領他們的部隊南下。鮑羅廷對宋慶齡欽佩不已，稱她是“整個國民黨左派中惟一的男子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