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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魂.星辰譜（全四部） 作者：翟明戰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大約是1963年，董老曾向中央提出辭去國家副主席的職務，也要到農村蹲點去。良翬說，當時她還在上大學，曾說董老：“你在前邊走，後邊還得跟著人照顧你。”董老認真地說：“農村也有老人，他們也要勞動嘛！我可以開始少幹點。慢慢鍛鍊嘛！”她忍不住笑著說：“你還能幹什麽呀？”董老鄭重地說：“我可以拾糞嘛！”良翬嘿嘿地笑出了聲：“拾糞，用糞叉當拐棍？”董老嚴肅地說：“開始免不了要拿糞叉噹噹拐棍，糞筐也不會裝得太滿。但經過一段時間的鍛鍊，糞叉就不用當拐杖了。你說對不對？”
董老的話良翬是相信的，因為董老是個說到做到的人。紅軍長征時，董老不以自己在中央蘇區做了黨校校長、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就可以不去做家屬隊長；現在他也不以自己做了國家的副主席，就不可以改做拾糞的工作。他認為這都是工作，是工作就需要人去做，不同的工作隻是分工的不同，崗位的不同，並沒有高低貴賤之別。對於董老的這個觀點，良翬經過長期的咀嚼和回味，才慢慢地理解了董老的內心世界：董老不論在什麽情況下都能保持一顆平常心，灘證他永遠做個平常人。良翬悟出了這個道理，就在日常生活學習中，嚴格要求自己做個平常人，磨礪平常心。為此，她常常回顧自己走過的路，反思自己的言行。
1940年，一批幹部需要從重慶撤回延安，由良翬的母親帶著回延安。1941年1月，良翬出生在回延安的路上——西安。在她出生3天後，國民黨反動派抓了她母親，扣了這一批幹部。她母親帶著良翬蹲了監獄。在周恩來同誌的抗議下，才放了出來，回到延安。
良翬的母親曾帶著良翬和良羽，參加了延安的大生產運動。那是一場艱苦創業的偉舉：“背槍上戰場。荷鋤到田莊”，“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嶺要糧”。墾荒沒有撅頭自己造，沒有房子就打窩棚、挖窯洞，甚至野外露宿。糧食不夠吃就挖野菜、采野果或打獵充飢。在對敵鬥爭中拚搏於沙場、抗爭於魔窟，壯烈捐軀、光榮殉職……當時，董老在重慶國民黨的魔窟裏出生入死，默默無聞，一心奉獻；良翬的媽媽在延安白天上山開荒種地，哥哥帶著妹妹在山坡上玩。有一次哥哥為帶妹妹從山坡上滾下來，把手和臉都劃破了。晚上媽媽還要在窯洞裏紡棉、養豬、養羊。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中，媽媽事事爭先，被評為陝甘寧邊區勞動、支前模範。
冬天窯裏沒炭燒，早晨屋子冷，良翬不願起床，王姨（王定國）就把謝伯伯的炭火挾過來。兩根快燃燒盡的木炭，實在增加不了窯洞內的溫度，但良翬看見火心裏就暖和了。鬍子爸爸（周恩來）和胖媽媽（鄧穎超）回延安，也到這窯洞裏來聚會。良翬剛剛懂事，就生活在這種環境裏，母親的一言一行對她影響很大。
20世紀50年代，有一次她母親帶她去看炮兵政委，她們是從鼓樓步行到黃寺的。門口哨兵盤問她們找誰，聽說是找政委不但不通報，還要轟她們走，因為母女倆穿著打扮和鄉下的老百姓一樣。
1958年，良暈一家搬進中南海。有一次她媽媽從東南門進去，警衛不讓進。媽媽實在沒辦法，隻好說出自己是董老的夫人。警衛聽了卻笑著說：“老太太，你唬誰呀？”每當遇到這類事情，媽媽的心態卻非常平和。媽媽曾說過，董老從重慶回延安述職，也被警衛攔住不讓進。
警衛人員從外表上分辨不出老百姓和國家領導人家屬的差別，至少說明這些家屬還沒有變。董老曾說：“職務高了，權力大了，直接監督他的人也就少了，利用他、為他抬轎子的人會多起來。如果自己不警惕，組織上教育、監督有空子，就容易出問題。”董老夫婦不但對自己要求嚴格，而且從不放鬆用實際行動去教育子女。
進城後，客觀環境變了，董老接觸普通群眾的機會少了，他認為脫離群眾的危險比過去增加了。時間久了，群眾觀點就淡薄了，同普通百姓的感情就淡了。如果不警惕，就可能自覺不自覺地拿架子、講排場、出門前呼後擁、警車開道，對群眾的意見就會充耳不聞，對群眾的疾苦就會視而不見……麵臨這種危險，董老是非常警惕的。董老要求家屬尊重工作人員，從不準子女向工作人員提出任何個人的要求。
良翬上中學由住校改為走讀，每天早晨上學前第一件事是吃早飯。母親對廚房的大師傅說：“良翬上學，隻把剩飯萊熱熱就行了。”可大師傅總要打個雞蛋把剩飯菜炒一炒。剛開始時，良翬吃起來特別香。天天吃這樣的飯菜久了，就有點膩了。看到同學早上有的吃火燒、有的吃油餅、有的吃紅薯，真羨慕極了。尤其是每天沿街可以看到，大汽油桶改裝的烤紅薯的爐子，飄溢誘人的甜甜香氣，更動心了。良翬向媽媽提出能否給幾角錢，早上和同學一樣在街上買點吃。開始她媽媽不同意，一則怕不衛生，二則認為是浪費，因家裏有剩飯菜。可是良翬會磨，左說右說，纏得她媽媽不耐煩，就給了她兩角錢，讓她試試看。
良翬懷著好奇心和新鮮感，用一角九分錢買了紅薯做早點。吃中午飯時，她興奮地講起了這第一次嚐試。媽媽聽了向身旁一位工作人員說：“她一定上當了。”那位工作人員幹脆說：“這樣作是浪費。”董老開始不很在意，聽到這些議論就問：“你們說什麽？”良翬見爸爸問，就把自己要到外麵吃早飯的事重說了一遍。董老聽後看了她一眼，淡淡地一笑。那笑容裏流露出不滿，使良翬有些緊張。董老放下筷子，目光移到桌上的菜盤湯碗上。嘆口氣說：“吃雞蛋炒飯都膩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年輕時，家裏對我的特殊優待，就是吃一餐炒雞蛋飯呢！”
董老的話良翬是相信的，因為董老是個說到做到的人。紅軍長征時，董老不以自己在中央蘇區做了黨校校長、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就可以不去做家屬隊長；現在他也不以自己做了國家的副主席，就不可以改做拾糞的工作。他認為這都是工作，是工作就需要人去做，不同的工作隻是分工的不同，崗位的不同，並沒有高低貴賤之別。對於董老的這個觀點，良翬經過長期的咀嚼和回味，才慢慢地理解了董老的內心世界：董老不論在什麽情況下都能保持一顆平常心，灘證他永遠做個平常人。良翬悟出了這個道理，就在日常生活學習中，嚴格要求自己做個平常人，磨礪平常心。為此，她常常回顧自己走過的路，反思自己的言行。
1940年，一批幹部需要從重慶撤回延安，由良翬的母親帶著回延安。1941年1月，良翬出生在回延安的路上——西安。在她出生3天後，國民黨反動派抓了她母親，扣了這一批幹部。她母親帶著良翬蹲了監獄。在周恩來同誌的抗議下，才放了出來，回到延安。
良翬的母親曾帶著良翬和良羽，參加了延安的大生產運動。那是一場艱苦創業的偉舉：“背槍上戰場。荷鋤到田莊”，“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嶺要糧”。墾荒沒有撅頭自己造，沒有房子就打窩棚、挖窯洞，甚至野外露宿。糧食不夠吃就挖野菜、采野果或打獵充飢。在對敵鬥爭中拚搏於沙場、抗爭於魔窟，壯烈捐軀、光榮殉職……當時，董老在重慶國民黨的魔窟裏出生入死，默默無聞，一心奉獻；良翬的媽媽在延安白天上山開荒種地，哥哥帶著妹妹在山坡上玩。有一次哥哥為帶妹妹從山坡上滾下來，把手和臉都劃破了。晚上媽媽還要在窯洞裏紡棉、養豬、養羊。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中，媽媽事事爭先，被評為陝甘寧邊區勞動、支前模範。
冬天窯裏沒炭燒，早晨屋子冷，良翬不願起床，王姨（王定國）就把謝伯伯的炭火挾過來。兩根快燃燒盡的木炭，實在增加不了窯洞內的溫度，但良翬看見火心裏就暖和了。鬍子爸爸（周恩來）和胖媽媽（鄧穎超）回延安，也到這窯洞裏來聚會。良翬剛剛懂事，就生活在這種環境裏，母親的一言一行對她影響很大。
20世紀50年代，有一次她母親帶她去看炮兵政委，她們是從鼓樓步行到黃寺的。門口哨兵盤問她們找誰，聽說是找政委不但不通報，還要轟她們走，因為母女倆穿著打扮和鄉下的老百姓一樣。
1958年，良暈一家搬進中南海。有一次她媽媽從東南門進去，警衛不讓進。媽媽實在沒辦法，隻好說出自己是董老的夫人。警衛聽了卻笑著說：“老太太，你唬誰呀？”每當遇到這類事情，媽媽的心態卻非常平和。媽媽曾說過，董老從重慶回延安述職，也被警衛攔住不讓進。
警衛人員從外表上分辨不出老百姓和國家領導人家屬的差別，至少說明這些家屬還沒有變。董老曾說：“職務高了，權力大了，直接監督他的人也就少了，利用他、為他抬轎子的人會多起來。如果自己不警惕，組織上教育、監督有空子，就容易出問題。”董老夫婦不但對自己要求嚴格，而且從不放鬆用實際行動去教育子女。
進城後，客觀環境變了，董老接觸普通群眾的機會少了，他認為脫離群眾的危險比過去增加了。時間久了，群眾觀點就淡薄了，同普通百姓的感情就淡了。如果不警惕，就可能自覺不自覺地拿架子、講排場、出門前呼後擁、警車開道，對群眾的意見就會充耳不聞，對群眾的疾苦就會視而不見……麵臨這種危險，董老是非常警惕的。董老要求家屬尊重工作人員，從不準子女向工作人員提出任何個人的要求。
良翬上中學由住校改為走讀，每天早晨上學前第一件事是吃早飯。母親對廚房的大師傅說：“良翬上學，隻把剩飯萊熱熱就行了。”可大師傅總要打個雞蛋把剩飯菜炒一炒。剛開始時，良翬吃起來特別香。天天吃這樣的飯菜久了，就有點膩了。看到同學早上有的吃火燒、有的吃油餅、有的吃紅薯，真羨慕極了。尤其是每天沿街可以看到，大汽油桶改裝的烤紅薯的爐子，飄溢誘人的甜甜香氣，更動心了。良翬向媽媽提出能否給幾角錢，早上和同學一樣在街上買點吃。開始她媽媽不同意，一則怕不衛生，二則認為是浪費，因家裏有剩飯菜。可是良翬會磨，左說右說，纏得她媽媽不耐煩，就給了她兩角錢，讓她試試看。
良翬懷著好奇心和新鮮感，用一角九分錢買了紅薯做早點。吃中午飯時，她興奮地講起了這第一次嚐試。媽媽聽了向身旁一位工作人員說：“她一定上當了。”那位工作人員幹脆說：“這樣作是浪費。”董老開始不很在意，聽到這些議論就問：“你們說什麽？”良翬見爸爸問，就把自己要到外麵吃早飯的事重說了一遍。董老聽後看了她一眼，淡淡地一笑。那笑容裏流露出不滿，使良翬有些緊張。董老放下筷子，目光移到桌上的菜盤湯碗上。嘆口氣說：“吃雞蛋炒飯都膩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年輕時，家裏對我的特殊優待，就是吃一餐炒雞蛋飯呢！”